❶ 青蓮居士李白,愛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啊
李白時代的服裝的一般特點
唐朝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沿襲著以往各個朝代的風俗的基礎上，也有著不同的創新和發展。唐朝前期的思想控制相對與唐朝而言是較為嚴格的。唐朝時期在較為鬆散的思想氛圍中，漸漸放棄了正統庄嚴的服飾，走向了與下層百姓更為融合和親切的服飾系統。在唐朝的統治階級的倡導下，李白所處的這一時期的服飾基本以常服為主，除非是非常正式的場合如祭祀等等，不再穿戴非常正式的冕服和冕冠等服飾。常服是相對冠服而言的，冠服即指上文提到的諸如冕服和冕冠之類的服飾。總的來說，古代男子的服制大體上就分為常服和冠服這樣兩類。「隋唐五代的冠服主要是繼承了經北魏改革以後的漢式服裝，與漢代的冠服衣裳已有所區別；而常服則主要是北齊、北周改革後的圓領缺骻袍。」 可見就唐時的男子常服而言，主要的流行款式還是較為統一的，以圓領缺骻袍居多。隋唐五代的常服較為簡易實用。男服為襆頭、圓領缺骻袍（系腰帶）和靴履；女服為裙、衫、帔。在唐人張文成著名的《遊仙窟》小說中，可以看出唐人裝束的這種特點。男主人公與崔十娘就寢之前，十娘喚侍女「與少府（即男主人公——引者）脫靴履，疊袍衣，隔襆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帔，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襪。」 寥寥數語，將這一時期男女穿著風俗的主要特點表露無遺。
華梅的《服飾與中國文化》中也這樣介紹道；
「從隋唐時起，服飾制度越來越完備，加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交流活躍、民風奢華，因而服式、服色上都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可喜局面。就男裝來說，服式相對女裝較為單一，但服色上卻被賦予很多講究。男服中最盛行的是圓領袍衫。圓領袍衫亦稱團領袍衫，是隋唐時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著的服式，當為常服。從大量唐代遺存畫跡來觀察，圓領袍衫明顯受到北方民族的影響，整體各部位變化不大，一般為圓領、右衽，領、袖及襟處有緣邊。文官衣略長而至足踝或及地，武官衣略短至膝下。袖有寬窄之分，多隨時尚而變異，也有加襕、褾的，其中一些款式延至宋、明。服色上有嚴格規定，據《唐音癸簽》記載：『唐百官服色，視階官之品。』這與前幾代只是祭服規定服式服色之說有所不同。」
唐代的人們一般首服襆頭，是一種包頭的巾帛，這是當時的一種風俗。「一般敘襆頭的來源，多引唐人雜說及《新、舊唐書》《車服志》、《輿服志》，認為創始於北周。其實結合壁畫和墓俑圖像分析，若指廣義『包頭巾子』或平帽子而言，商代早已使用，如今還留下許多種不同形象可供比價印證。東漢時期就已經普遍流行這種裝束，至魏晉以後，巾裹更加普及，幾乎成為男子的主要服飾。到北周武帝時，將這種幅巾做了加工修改，裁出腳，後襆發，故俗稱之襆頭。」 《隋書•禮儀志》雲:
巾,案《方言》雲：「巾，趙、魏間通謂承露。」《郭林宗傳》曰：「林宗嘗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令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皂而後襆發，俗人謂之襆頭。自周武帝裁為四腳，今通於貴賤矣」。《戲贈鄭溧陽》：「漉酒用葛巾」中提到的「葛巾」用的是陶淵明的典故，倨《宋書•陶潛傳》載，郡守訪陶潛，逢其酒熱，郡守取陶潛頭上的葛巾濾酒，用畢又戴在他的頭上。陶潛亦不以為意。這里寫陶潛嗜酒忘情。也證明了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流行情況。李白借陶潛的崇尚自適的情懷來喻鄭晏，表達了對他的生活情趣的贊美，同時也流露出作者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潔情懷。
襆頭，是唐朝這一時期男子最為普遍的首服。初期以一幅羅帕裹在頭上，樣式較為低矮。後在襆頭之下另加巾子，以桐木、絲葛、藤草、皮革等製成，猶如一個假發套髻，以保證裹出固定的襆頭外形。中唐以後，逐漸形成了定型帽子。名稱多依其演變式樣而定，貞觀時頂上低平稱「平頭小樣」，高宗和武則天時加高頂部並分成兩瓣，稱「武家諸王樣」，玄宗時頂部圓大，俯向前額稱「開元內樣」，皆為柔軟紗羅，臨時纏裹。襆頭兩腳，最初似帶子，自然垂下，至頸或過肩。後漸漸變短，彎曲朝上插入腦後結內，都屬於軟腳襆頭。中唐以後的襆頭之腳，或圓或闊，猶如硬翅而且微微上翹，中間似有絲弦，使之富有彈性，謂之硬腳。 李白在《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訪崔四侍御》中寫到：「忽憶綉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其中的烏紗巾便是襆頭的一種。
唐代男子頭戴襆頭，身穿圓領袍衫，下配烏皮六合靴。這一身既灑脫飄逸，又不失英武之氣，是漢族與北方民族相融合而產生的一套服飾。 這一時期漢族與北方民族的交流在李白的詩中也有所體現，有多處寫道了關於胡人的情況。如《幽州胡馬客歌》：「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 詩人對北方少數民族騎兵作了生動刻畫。
隋唐五代男服中的鞋類，最重要的是靴。靴與襆頭、圓領缺骻袍相配，構成了這一時期男服的最常見的形式。此時已經有了表示鞋子大小的「鞋號」。據記載，薛昭緯為人糊塗、氣貌渾濁，但又生性滑稽。在沒有登第前，他到鞋店買鞋，店主問：「秀才腳第幾？」 薛昭緯調侃說：「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 所謂」腳第幾」,猶現在問「穿多大號鞋」，可知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隨著鞋子種類的增加和製鞋工藝的復雜化，製鞋已從家庭內部走向了社會。
靴在我國起源甚早，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就已出現了短靴型的陶器，商周時代的考古遺址中，也曾發現過靴或與靴有關的文物。但是由於靴的最大特點是便於騎乘，在農業地區服用較少，所以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一直被當作最典型的胡服。 進入隋唐以後，烏皮六合靴與折上巾（襆頭）一起，成為「貴賤通用」的服裝。
靴多為皮革製作，隋唐人穿的靴一般是用六塊皮革縫綴而成，看上去有六條縫，所以稱作「六合靴」或「六縫靴」。一般來說，北朝的靴可能要靿較長，所以朝廷特別規定不許著靴入殿省。唐太宗時（公元626-649年）馬周建議縮短靴靿，並加靴氈，於是作為胡服的靴子就堂皇的進入了廟堂之上。 李白在寫作著名的《清平調詞三首》時，就有讓宦官高力士為其脫靴的故事。顯然那時穿靴入宮已經習以為常了。 「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對酒》）的描繪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時還有女子穿靴的習俗。
李白的一生除了有十年長安這段官宦生涯，其餘的時間都處於漫遊或歸隱的狀態中，屬於「士」這一階層。「士」是古代貴族的最低一級，李白屬於貴族，但是處於最底層的階級層面。這一身份特點和李白的身世有關。「據最早的文獻（唐李陽冰《草堂集序》和唐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記載，李白是五胡十六國之一西涼國的創建人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孫，祖籍是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在隋唐末年，李白的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葉，隱姓易名，流寓了五世，到了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李白的父親才攜家族重新返回內地，定居於西蜀綿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時恢復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暠的後裔，所以李白長大以後在社交中常常和唐宗室子弟聯宗，以從兄弟、叔侄或祖孫相稱謂。」 然而由於當時能證明李白是貴族的資料缺乏，所以李白的身份只能定位為「士」。「士」在後來的演變中也成為了學子的代名詞。「士」這一階層在當時的唐朝由於科舉制度的實施而趨於人數眾多，不受上層社會的重視，「士」階層實與平民階層十分相近。人們對李白有這樣一個稱呼：「布衣李白」，布衣在唐朝更為經常性的含義即是稱那些沒有入仕的知識分子。通過這個稱呼我們可以了解到詩人生活與底層勞動人民的緊密聯系，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測李白平時的服飾應與唐朝一般的男子相似，即通常所穿的是唐時的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