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裝雕版

① 為什麼大多北京清真寺都建於明朝

一、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北京地區最早的清真寺是牛街禮拜寺。潘夢陽在《伊斯蘭與穆斯林》一書中說到：「牛街禮拜寺是北京市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一座清真寺。它建於遼統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明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重修。」 牛街禮拜寺是歷史悠久、規模宏偉、建築壯麗、中外盛名的古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目前學術界對此觀點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有的學者認為牛街禮拜寺的歷史不足千年，其始建於元朝，也有的學者認為牛街禮拜寺始建於明朝。盡管學術界對牛街禮拜寺始建年代說法不一，但是都認為牛街禮拜寺是北京地區最早的清真寺。牛街禮拜寺的歷史，是北京伊斯蘭教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見證，同時也是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的寫照。
伊斯蘭教究竟何時傳入北京？目前尚無確切的文字記載。如上所述：牛街禮拜寺迄今是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除據《古教西來歷代建寺源流碑文總序略》記載該寺始建於宋代外，現又經南京工業學院劉敦楨教授鑒定牛街禮拜寺「禮拜殿的後窯殿藻井彩繪，系出自北宋年間建築畫家，可作該寺始建年代的佐證，也是伊斯蘭教傳入之時。」 因此，一部分學者認為伊斯蘭教在宋遼時期始傳入北京地區，並且修建了清真寺。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伊斯蘭教在北京地區的發展時期是元朝。元代北京地區穆斯林人口確實很多，而且清真寺也不少。據《秋澗先生全集》卷88記載：「為在都（即元大都）回回入戶，自壬子年元籍，並中統四年（公元1259年）續抄，計兩千九百五十三戶。」 有人統計：「按每戶五人計算，共達一萬五千人，約占元大都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還多。當時已有清真寺三十五座。」 這一記載，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伊斯蘭教在元大都發展的狀況與地位。令人遺憾的是，隨著元大都被明軍攻克，明永樂皇帝大舉營建北京城，致使元代修建的清真寺所剩無幾。由於明朝政府對「保國有功的回回」始終以「敬禮勛臣」相待，而北京的伊斯蘭教尤得近水樓台之便，不但重新了許多清真寺，而且有的清真寺還是皇帝敕建的。北京地區許多古老的清真寺，大部分是明朝時期修建的。明朝，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發展時期。

明朝滅亡以後，由滿洲權貴建立的清朝政府在清初對伊斯蘭教採取了「恩威並用」的政策，這使伊斯蘭教在大清王朝京城的地位十分艱難。清初，伊斯蘭教在清朝政府高壓政策的統治下，開始由北京的內城向北京城的外城和近郊地區拓展。隨著北京穆斯林居住地區的擴展，北京地區的清真寺頓時成倍地增加起來，所以清代反到成為伊斯蘭教和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發展時期。

民國期間為中國的多事之秋，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穆斯林與全國人民一起投入到民主革命的運動中。在此期間北京地區的伊斯蘭教發展非常緩慢，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穆斯林在北京地區修建的清真寺卻很少，僅有鼓樓、天橋和米市三座清真寺為民國時期所建。盡管北京清真寺文化在民國時期發展極為緩慢，但是歷史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的，北京第一座清真女寺在民國年間誕生了。牛街壽劉胡同興建的清真女寺，就是北京地區第一座清真女寺。不過從北京地區清真女寺來看，大部分規模比較簡陋，有的存在時間也不長，但是其數量卻居全國之首。

中國伊斯蘭教真正得到發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京地區的伊斯蘭教也隨之迅速地發展起來。從北京的情況來看，居住在北京地區的穆斯林人口之多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其民族成分之全也是全國各大城市無法比擬的，可以說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少數民族都有穆斯林在北京地區居住。北京地區的穆斯林主要以回族為主。從歷史上來看，雖然北京地區的回民一向很多，但是從其發展變化來看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後。作為「老北京」的居民，即回族人口發展變化是很快的。「30年代全市共有穆斯林17萬多，佔到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還強」。 到了二十世紀末，北京地區的穆斯林已經達到20多萬（按公元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北京地區穆斯林知名人士較多，並且在全國伊斯蘭教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國成立後，由穆斯林知名人士包爾漢、達浦生、張傑、馬玉槐、馬堅等在北京發起籌備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於公元195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推動下，北京地區也建立了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現在，北京地區的清真寺已達六十八所之多。這一數字足以說明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發展。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一軸歷史的長卷，不但向人們展述著其獨特的建築風貌，而且還在向世人敘述著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

二、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特徵
清真寺是伊斯蘭文化的載體，每一座清真寺都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其建築風格和形制是隨著宗教職能的多樣化而發展的。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清真寺「是深嵌在時代文化框架之中，包含著有關穆斯林民族深刻歷史與宗教哲學意境的一種宗教藝術。」 北京清真寺文化是中阿文化相互交流與融合的產物，是各族穆斯林辛勤勞動和智慧的結晶，它集中體現了宗教、民族、教育、建築、書法、藝術等方面的歷史文化，並且形成了其特有的建築體系與藝術風格。

北京清真寺多為外中內阿合璧式的建築。北京大多數清真寺整體建築布局對稱嚴謹，有明顯中軸線，琉璃瓦覆蓋、巍峨富麗、具有中國皇家建築的氣派。從建築形制看：庭院數進、寬敞明亮，大門、禮拜大殿、主要配殿、邦克樓和碑亭都是大木起脊、用斗拱飛檐的中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築，有的清真寺大門外還建有中國式的影壁。細觀就可發現北京清真寺建築群的布局形式靈活多變，禮拜大殿和窯殿均坐西朝東、與中國傳統建築坐北朝南的建制截然不同，其影壁上的裝飾也與中國傳統圖案不同，仍然保留著伊斯蘭教特有的風格。從北京清真寺禮拜大殿內裝飾來看：則採用了中阿合璧、豐富多彩的裝飾藝術，將精細的阿拉伯裝飾藝術風格與中國傳統建築裝飾手法融會貫通，並且突出了伊斯蘭教的宗教內涵，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北京清真寺文化。清真寺禮拜大殿內沒有任何偶像，也不以動物形象作裝飾，多以阿拉伯文經文、幾何圖案和花草為飾，這顯然是阿拉伯文化的體現。北京牛街禮拜寺充分體現了融會貫通中國傳統建築形式而突出伊斯蘭文化的特點，如「無眼獸建築構件」從造型看獸件像龍頭，卻無眼睛等器官，眼睛部位被水紋浪花所代替，這是因為伊斯蘭教忌諱形象，所以早期北京清真寺建築構件都是無眼獸構件。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和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北京地區許多清真寺得到修復與重建，牛街禮拜寺於1979年重新貼金並油飾彩繪後，古寺更是光彩輝煌。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和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北京地區許多清真寺開始修復與重建，有的新建清真寺直接引用或借鑒了阿拉伯建築形制和風格。圓形的綠色穹頂和新月，是北京新建阿拉伯風格清真寺的主要建築與標志，這些新建的阿拉伯式清真寺建築為北京清真寺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由於北京地區的清真寺絕大多數為元朝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以來修建的，所以外中內阿式的建築形式仍然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主要特徵。隨著社會的發展，有的清真寺還建有圖書館、計算機房，清真寺也實現了現代化。從北京清真寺的建制來看，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中阿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

三、北京清真寺是中阿文化的載體
清真寺本身就是一座藝術的殿堂，是展示中阿文化的博物館。如上所述：北京清真寺就是中阿建築藝術融合的典範。從世界來看，阿拉伯書法歷史悠久，書體繁多，在書法界享有盛名。阿拉伯書法隨著伊斯蘭教傳入我國後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阿拉伯文書法藝術，毛筆體阿拉伯文書法、榜體阿拉伯文書法、以及各種各樣的阿拉伯文匾在北京地區的清真寺隨處可見，中阿文字相互交融並用的「阿漢合書幅式」在清真寺內保留的也不少。上百年的手抄本阿文的《古蘭經》和《塞布蓋》，雕版印製的《古蘭經》，以及中文版本的中國伊斯蘭教古籍（漢奇他布）等等都珍藏在北京清真寺內。如北京東四清真寺珍藏的元朝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伊斯蘭教歷718年）手抄本《古蘭經》一部，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被譽為「世界罕見珍品」，寺內珍藏的明清時期的白地藍字阿文「清真言」瓷牌堪稱佳品。在北京清真寺內還可以看到明清時期的碑記、漢文匾、各國版的《古蘭經》和工藝品等等。

② 織里人文歷史

織里鎮是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的新型城鎮。多年來，歷屆鎮黨委、政府始終堅持「工業立鎮、商貿興鎮」的發展路子，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總體目標。

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帶領全鎮人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實現了經濟的大發展、大提高，社會事業的大發展、大進步。織里鎮綜合實力在全國千強鄉鎮中位列89位，省百強鄉鎮中位列前20位。

2009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4.6億元，同比增長15%；工農業總產值419.9億元，同比增長12.4%；實現財政總收入9.04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4361元，同比增長15.63%。

工業經濟不斷發展，工業總產值414.12億元，擁有個私企業10000多家，規模企業152家，其中億千企業25家，上市企業1家，歷年被評為市工業強鎮。企業品牌建設步伐加快，新增省級著名商標4隻，市級著名商標5隻，名牌產品5隻。

「科技人才四百工程」扎實推進，新增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2家、省級科技型企業3家，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增長26.2%。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增加值達到23.5億元，增長17.3%。

目前，織里鎮已成為湖州市民營經濟最具活力、市場化程度最為發達、經濟增長最為快速、勞動力轉移最為充分、人民生活最為富有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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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里發展的經驗：

回顧這些年來，織里鎮所取得的發展成就，確實令人欣慰；縱觀該鎮所走過的發展歷程，許多方面確實值得總結。織里的迅速崛起，從根本而言得益於改革開放富民政策和上級組織的正確領導，同時，其發展軌跡更有其自身規律和深層次的動力成因。

人的精神是第一要素，織里的發展首先靠的是織里人一種難能可貴的創業精神。可以說，織里鎮能從一處貧窮閉塞之地一躍發展成為繁榮富裕的現代新型小城市，人的因素第一，靠的是織里人敢闖敢冒、敢為人先、艱苦創業、永不滿足的織里精神。

正是具備了這樣一種精神，改革開放之初，在當時對個私經濟仍帶有嚴重偏見的歷史背景下，織里部分群眾窮則思變，敢於沖破禁區，較早地從事了家庭綉製品加工，憑著「一根扁擔兩只包、走南闖北到處跑」的干勁，開始了艱辛的創業歷程。

並且由此而催生織里童裝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從而在「無中生有」中誕生了給織里帶來無窮生機和活力的童裝產業，使我們織里經濟從此邁上高速發展的快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