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招生制服

㈠ 西南政法大學是211大學還是985大學

西南政法大學不是211大學也不是985大學，是普通重點本科大學。西南政法大學是教育部與重慶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新中國最早建立的政法類高等學府，改革開放後首批全國重點大學，全國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基地，首批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

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國家特色重點學科項目、新工科研究與實踐項目、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實施高校，自主招生試點高校。學校以法學為主，經濟學、文學、管理學、哲學、工學等多學科協調發展，被譽為新中國法學教育的「西南聯大」。

㈡ 西南聯大現在還在嗎是一本嗎面向廣東招生嗎詳細介紹

我暈呀，這是哪位呀，連這個都不知道，還混什麼呀。西南聯大是上世紀抗日戰爭期間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學府在昆明設立的聯合大學。你說現在還在嗎？

㈢ 李政道和楊振寧究竟有哪些恩怨

當年他們那麼近，如今他們這樣遠；當年他們情同手足，如今他們形同陌路。他們創造了科學史上的奇跡，他們也上演了科學史上的悲劇。楊振寧、李政道的恩怨、合作與分裂，讓國人關注，並為之嘆息。2010年1月，季承的《李政道傳》披露兩人恩怨的內幕；2011年5月，江才健（曾任台灣《中國時報》主筆）的《楊振寧傳》揭秘兩人的分合。 講楊振寧李政道的恩怨，首先要觀照他們的來時路。他們都是從西南聯大走出的物理學天才，躋身世界頂級物理學家的行列。 1944年，在西南聯大的楊振寧考取了庚款留美資格，與他同時考取的還有凌寧（動物學）、沈申甫（航空工程）、洪朝生（無線電學）和鍾開萊（數學）。優秀的人才總會在考試時脫穎而出，1938年西南聯大招生，楊振寧讀完高二參加考試，在兩萬名考生中，以第二名考進西南聯大，初讀化學系，後轉入物理系。 在等庚款留美通知的時候，楊振寧在聯大附中教了一年書，楊振寧教的學生中有聞一多的長子聞立雕，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還有他未來的妻子杜致禮、國民黨將領杜聿明的女兒。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7年，形成了他個人對於物理科學的一種品位和喜好，而且也奠定了他以後學術道路上成功的基礎，甚至他以後的人際交往，也打上了西南聯大的印記。楊振寧在一篇文章中說：「在創造性活動的領域里，一個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氣質和際遇，決定了他的風格。而這種風格又進一步決定了他的貢獻。」 與楊振寧一生的成就緊密相關的李政道，於1945年春天，在吳大猷的介紹下，進入聯大物理系攻讀。李政道曾在浙江大學讀過一年級的物理系。吳大猷敏銳地發現，這個不到20歲的胖胖的大男孩，思維敏捷，大二的物理課程，對他是小菜一碟。吳大猷找出更多的習題給他。「好在他天資高，以不需要我詳細講解，自能理會資料和習題的內容。」 在吳大猷的介紹下，李政道找過一次楊振寧。但楊振寧出去了，兩人沒有見面。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好友是黃昆和張守廉，他們三人經常在昆明的茶館談學論道，被人稱為聯大三劍客，後來這個朋友小圈子，又來了凌寧，從重慶中央大學轉到西南聯大。 楊振寧李政道首次見面，是在1946年的秋天，芝加哥大學校園。 此時的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已經聲名鵲起，他對待李政道，自認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兄長。楊振寧對李政道在生活和學習上給予幫助，凌寧也認為楊振寧是兄長。 兩人決裂後，楊振寧回憶起兩人初識的情形說，事實上，自己是李政道的物理老師。李政道對老師之說予以否認：「這完全是他牽強附會的自誇自贊。任何學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費米教授這樣傑出的大物理學家為導師，怎麼會去找另一位費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順利的研究生做老師呢……一個人靠著年紀比別人大幾歲，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說成是別人的老師，既有失謙虛，又十分可笑。不顧事實的好為人師，不是一種正常的心態，不是一位有知識、有修養的學者應有的品格。」 兩人從此結緣，情同手足，親密無間，開創了在物理學史上一連串的炫目多彩的合作，署名楊和李的論文，屢屢震驚美國物理學界。兩人合作的兩篇論文發表後，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辦公室約見兩人。同時都得到奧本海默、費米的青睞。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緻。 1957年，兩人合寫的宇稱不守恆論文，讓他們成為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兩個華裔。此後，兩人亦有一些物理學上的合作。但是，因為署名孰先孰後的問題，兩人漸漸心生罅隙，關系緊張。1962年，兩人徹底決裂，分道揚鑣。兩人的決裂，震驚美國物理學界，很多科學家表示遺憾。奧本海默得知後，很尖銳地說，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李政道不要再做高能物理。 楊振寧談到他和李政道不和時說：「我們兩個人的關系，有時候比我們和我們太太之間的關系還要密切。因為通過學術討論，我們可以摸索彼此的性格、彼此的想法，這樣深厚的一個關系，在破裂的時候，我想跟一個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級的痛苦。」 兩人合作破裂，《規范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歸結為，獲諾貝爾獎後，李政道想擺脫楊振寧的影響。 另有一種說法，兩人之間的合作出現不協調的音符，可能與楊振寧的太太杜致禮有關。季承的《李政道傳》披露： 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出現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頒獎典禮。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後作陪。 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么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風波由此而起，直至1962年的決裂。楊振寧說：「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說，這是一個悲劇。」後來，兩人已經有幾十年沒有講話了。再後來，楊振寧在一次世界物理學大會上演講，打出一張兩人合作時期李政道的手繪圖的幻燈片，進行講解時，李政道在台下打斷：這個事情與你無關。 楊李不和，引起中美科學界的關注。周光召說，中國政府和科學界都很關注這件事情，周恩來總理也十分關切此事，並交代希望調和二人。周光召表示，他私下和兩人談過，當然是無可挽回。 當年楊振寧曾引蘇軾的詩「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此生未了因」，形容兩人合作時的情感。兄弟最終反目，形同陌路，奈何？楊振寧於上世紀80年代回顧兩人的科學上的合作和友誼的機緣時說：「總的來說，這是我生命中一個值得回顧的篇章。一點不錯，這中間有著痛苦，但是人生中與人相關而又有意義的事情，少有是全無痛楚的。」 1989年7月14日，吳大猷給楊振寧的信中說：「整件事是一極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遠掩蓋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爭，而讓真相慢慢的展現出來。」 但兩人的恩怨仍在延續，各執一詞。江才健的《楊振寧傳》和季承的《李政道傳》兩本傳記結合著看，也許能更客觀一個錢幣的兩面就都看清楚了。 楊李之爭，在合作獲得諾貝爾獎的所有得主中，在科學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為什麼是楊李獲得諾貝爾，一點都不難理解。但為什麼是他們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為什麼原來情同手足合作結出碩果，後來又爭論不休、斤斤計較？兩人在榮譽的光環下，為何不能像愛因斯坦那般淡定？兩人的分合與恩怨，難道是宿命般的不可避免？ 這一切不能像科學那樣精確分析，給出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兩人的悲劇，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國民性格有關系。當然不是「窩里斗」「不團結」所能概括的。我們看慣了許多夫妻共患難卻不能共享福的中國式離婚，看慣了不少家族企業同創業卻不能同抗風險的中國式分裂。楊振寧李政道將這一幕悲劇，搬到了美國上演。破解並療救中國人骨子裡的積習、心理的陰暗面、性格中的不陽光，也許比獲得諾貝爾獎還難。 季承的《李政道傳》說，宇稱不守恆的發現影響了一代人的思維，楊李的分合與恩怨，又怎樣影響世道人心？曾經有過「規范與對稱之美」，但又留下巨大的不可彌補的遺憾，破壞的對稱，真是令人傷感……

㈣ 民國時大學怎樣招生

民國時考大學與現在一樣，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在民國時，也有全國統一高考，也是按計劃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過全國統考的時間較短，只有幾年。民國時，全國統一招生考試時間，自1938年始，到1941年停止。之後因為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全國性統考無法組織。為了全國統考，1938年教育部設立了全國統一招生委員會。委員會負責制定招生簡章；命題閱卷及錄取標准；制定及頒布試題；復核成績；決定及分配錄取學生。同時還負責研究招生制度的改進及其它相關事宜。
但是，民國時全國統考，考生仍須和前清時一樣，要趕考。因為並不是象現在這樣，每個縣都設有考點。可能是考生也不多吧，當時全國僅設武昌、長沙、吉安、廣州、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南鄭、福州等十二個招生區。像南京、上海、北京都讓日寇佔領了，無法設點。當然這些地方的大學，由日偽政府組織，各校各招。

全國統考的效果和社會反響非常好，因為它相對公平，可以減少各校招生時的「走後門現象」。1940年，教育部將這一統考形式固定了下來。但因時局變化，次年就不成了，抗戰更緊張民。自1941年，一直到1949年，民國政府都無法組織起全國統一高考。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後，如果國共建立起聯合政府，很可能會再次恢復全國統考，但很快國共雙方又進行國內戰爭。最後國民黨的全國統考，只能帶到台灣去搞了，大陸的全國統考由共和國來做了。

民國全國統考時，也採取有靈活的招生辦法，有「保送免試」，現在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國時學的。那時也有高中會考，會考成績優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學。一般說來，會考生中有15％的人有保送的機會，也就是冰，免試保送生的比例占當年大學招生總人數的15％。但保送生的成績要求不低於80分（滿分100）。另外，各個大學還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學生中有50％的學生可以免試上本校的大學.

從上面可以看出，民國時上考大學比現在要輕松一些。除了保送生比例多外，當時的考試科目雖然不少，但題目不復雜。如，1940年全國統考是8門，其中有四門必考：公民、國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門，要看報考志願——

文科（文、法、商、及相應的師范等專業）：另考數學、中外歷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綜合卷）；

理科（理、工及相應的師范等專業）：另考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綜合卷）；

醫、農科：另考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綜合卷）
沒有全國統考，民國時怎麼上大學？在停止全國統考後，教育部根據時勢，制訂和推廣了現在仍受不少教育人士青睞的「聯合招生」、「委託招生」等招生制度。由教育部劃分出相應考區，指定區內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張卷子，設一家召集今大學組織牽頭，聯合招生。1942年，全國劃為10個聯合招生區。如昆明區，有2所大學，由西南聯大為召集學校；重慶區所屬10個院校，中央大學為召集學校。

聯合招生的報名、命題、閱卷等事宜，一般根據教育部的規定，由各考區自己決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額由教育部審核，不是想招多少就招多少的。如果招生不足時，可組織第二次考試。這個聯合招生制度確實招出了不少人才，如共和國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鄧稼先，就是1941年在聯合招生中，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習的。

聯合招生考試和全國統考一樣，也有「保送免試」，總比例亦很高，如1942年，這年考試入學人數和免試生比例為85:15，即100個新生中，有15人是免試保送的。保送生的要求比現在寬松多了，首要條件當然是優秀生，但不會太呆板。各大學也招先修班生，這部分學生免試上大學的比例高達50%。進入先修班的條件並不高，所修各科成績及格，國文、歷史、地理三科均應70分以上，就符合條件了
在1938年之前，民國考大學則沒有全國統考和聯合招生一說，都是各個院校自行招生，但會受到教育部的管理。

1933年之前各校雖然分文理科（理科當時叫「實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沒有規定，考生想報什麼就什麼，對什麼有興趣就學什麼。如1928年全國在校大學生為25198人，文科生佔73%；1930年全國在校大學生為37566人，文科生佔75%。這比例與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顯然是極不對稱的。從1933年起，教育部開始被告「比例招生法」，強行規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過實科生。1935年起的更有針對性，直接給各校下達文理兩科生招生人數。這也是中國高校「計劃招生」的開始，此法一直到現場，還在使用。

在1937之前，即1912年到1937年之間，民國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組織進行，命題也是各校自己出，考大學屬於「一張紙時代」，或者說「一篇作文時代」。這是我的說法，意思是當年考試極為簡單，科目少，題數也少。需要注意的是，在1927年之前，民國高考前後是有不同的。這里，主要說1927年-1937年，這11年間考大學的事情。

如1929年，北京大學本科生入學僅考：國文、英文（或德文、法文）、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化學五門。也有的大學要考八門，如武漢大學文科要考：國文、黨義、數學、歷史、地理、化學、物理，連現在必考的英語都不考；理科為國文、黨義、英文、數學、化學、物理、歷史、生物。

試卷出的極為簡單。如1929年北京大學的國文考試，就是一道作文題，考生寫一篇作文就行了——

甲部試題是「清季曾、李諸人提倡西學，設江南製造局、翻譯科學書籍甚我，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對於當時社會影響甚微？試言其故。」

乙部試題：「清儒治學方法，較諸前代，有何異同？試略言之。」

當時，北大校長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蔡之後的1930年10月起，由蔣夢麟任校長，一直到1945年10月。蔡之後，北大試卷的內容多了，但與現在相比，也不算復雜。如，1932年北大的國文試卷分六部分（見附文），內容就比1929年一道作文豐富多了，也像一張試卷了。

對面如此簡單的試卷，恐怕現在80％的高中畢業生，都能考上北大的。或許有人有疑問，國民時考大學這么簡單，能選拔出優秀的人才嗎？這是不用多說的，看看他們的名字，你就知道。考大學「一張紙時代」涌現的人才，甚至比現在「精選時代」考出來的人才還多，還厲害——

著名「漢園三詩人」李廣田、卞之琳、何其芳，1929年考入北大；中國「兩彈一星」元勛、核物理學家錢三強，1929年考入北大（理科預科）；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中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之一錢學森，1929年考入交大機械工程系；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㈤ 西南聯大是怎麼招生的那時有高考嗎

通過考試。且那時考上很不易，很多考生都是徒步數千里趕到昆明應考的。
有高考，但不是全國統一的，而是幾個學校聯合招生（在合並前），一般清華、北大、南開，聯合招生。合並後，全國也僅有數所大學，且處於抗戰時期聯系不便，一般自主招生。

何兆武《上學記》、汪曾祺《人間草木》中都有描述，可參看。

㈥ 聽說在以前浙江大學是和西南聯大一個等級的 對嗎

那時候的浙大是東方劍橋啊。
學期規模其實也沒比現在的浙大小多少，所謂的四校合並不過是恢復了原來的規模罷了。（所謂四校合並就是當時的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合並，其實後面三個學校以前是從浙江大學分離出去的，史料如下）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浙江大學被迫輾轉西遷貴州。在中國著名氣象、地理學家、校長竺可楨先生領導下，浙江大學歷經艱辛，篳路藍縷， 崛起為當時國內有影響的幾所著名大學之一，被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稱譽為「東方劍橋」。1946年秋學校遷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學已發展為擁有文、理、工、農、師范、法、醫7個學院、25個系、9個研究所、1個研究室的綜合性大學。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進行調整，浙江大學的學科和院系設置發生了很大變動。其部分系科調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獨立成校，或與之江大學、浙江省立醫學院等院校組合重新建校。之江大學前身為建於1897年的育英書院；浙江省立醫學院前身為建於1912年的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浙江大學文學院、理學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學的文理學院和浙江師范專科學校合並，建立浙江師范學院，1958年又與新建的杭州大學合並，定名杭州大學；浙江大學的農學院單獨分出成立浙江農學院，1960年更名為浙江農業大學；浙江大學的醫學院與浙江省立醫學院合並，成立浙江醫學院，1960年更名為浙江醫科大學。調整後的浙江大學成為一所多科性的工業大學。

㈦ 黃培雲的無悔人生

88歲的趙新那老人膝上攤開著幾本厚厚的硬皮畫冊，那是她為老伴黃培雲精心製作的生日卡片——其實說人生紀念簿也許更准確——這些用心挑選出來的照片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按順序貼在大16開的冊子內頁。每一張照片都記錄著一段時光，這些被凝固的畫面連綴起來，便構成了主人公的個人史。
《黃培雲院士口述傳記》作者鄭艷以此為訪談的切入點，追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黃培雲豐富而厚重的人生歷程，希冀發現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邏輯。
趙新那老人嗓門高而且亮，指著一張照片能講上老半天。94歲的黃培雲先生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從他飄向遠方的目光中，能明顯感覺到，他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
「我一生參與完成兩件大事，一件是艱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學科建設。」經歷過四處遷徙的少年時代、參加過由聞一多等教授率領的西南聯大步行團、通過清華庚款留學選拔考試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對於走過很遠的路、看過很多風景的黃培雲來說，應國家之需回國受聘擔任武漢大學礦冶系主任，參與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大學前身）創建，致力於開拓我國粉末冶金學科建設並為國家培養急需人才，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說我回來傻，我也聽慣了，不在乎。嘴長在別人身上，讓別人去說吧。我自己認為不傻。」在國困民窮的年代選擇回國，許多人不解，對於別人的議論，黃培雲的回答帶著他特有的執拗。趙新那記得，學校為黃培雲慶祝70歲生日時，「培雲說，我從來沒有後悔回來過」。
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鄭艷從黃先生娓娓道來的人生故事中，感受著由豐厚學養、豐富閱歷帶來的雅達散淡。走進黃培雲院士九十餘載的悠長歲月，我們得以探尋一段令人難忘的風雲際會，得以從一個個被還原的歷史細節中，發現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邏輯。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庄嚴，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華大學97華誕紀念日，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重聚校園，深情地唱起清華老校歌。他們是已畢業70年的十級校友，最年輕的也有91歲了。再見同窗，黃培雲的思緒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清華園，在那裡，他學到了太多太多。
黃培雲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是清華大學由留美預備學校改為大學後的第十班，所以稱為十級。
「教學方針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較重視基礎又各有側重。我記得很清楚，入清華第一節上的是數學課，老師是鄭桐蓀。」物理吳有訓、化學張子高、國文俞平伯、英文吳可讀……對於這些教基礎課的名教授，黃培雲如數家珍，「老師們都以能夠在清華教基礎課為很大的榮譽」。後來黃培雲才知道鄭桐蓀在數學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陳省身的老師兼岳父。「鄭老師是個文理兼通的學者，業余時間研究清史，還寫了很多詩。因此，他也要求學生基礎要寬。」黃培雲至今記得他的話：「窄的基礎很難變成高高的尖尖的東西，不穩定就容易倒下來。把基礎弄得很寬，很扎實，你的學問才能夠做下去。」
第一堂數學課給了黃培雲很大的影響。
黃培雲學生時代的記憶印證著清華「清新、活潑、民主、向上」的校風。
惡作劇、運動、出汗，每個時代的青春都是這樣充滿活力和趣味吧。黃培雲躲過了新生入學時必須通過的一項叫做「拖屍」（Toss）的清華傳統儀式，但對「鬥牛」印象頗深。「鬥牛」是清華學生自創的打籃球方式，就是打球時願意參加哪邊就參加哪邊，打著打著覺得這邊不好，可以轉而加入對方反擊原來的一方，對人數沒有限制。這種自由的游戲成為清華的黃昏一景，當一天的課程結束，學生們跑到體育館盡情地揮灑汗水，場面好不熱鬧。
清華重視體育是出了名的，黃培雲讀書時體育部主任是馬約翰先生，他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那時，清華有一套「體力測驗及格標准」，如爬繩、100米跑步、跳遠、游泳等，一項不及格便不能畢業。「我們那時候被要求『橫渡』泳池，25米，不愛運動的我幾乎是連扒帶抓游過去的。」說起當年「糗事」，黃培雲自己也忍俊不禁。
親歷了「一二·九」和其後的「一二·一六」運動，黃培雲深深感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只是個夢想，「七七事變」的槍炮聲打破了校園的寧靜。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華、南開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黃培雲跟隨1600多名來自三校的師生到達長沙。
在國共合作剛剛開始、全民抗戰熱情高漲的背景下，張治中、陳獨秀、徐特立等社會名流來校進行的講演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那一階段的課堂既有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課，也有不時傳來的日軍轟炸機警報聲。
武漢失守後，長沙的局勢愈發緊張。1938年2月，教育部決定將學校從長沙搬到昆明。當時國內交通極不發達，只好分三路赴昆。身體條件較好的學生由教授任領隊組成「湘滇黔旅行團」，沿湘黔公路步行進入雲南。黃培雲跟著同在清華讀書的二哥黃培熙參加了步行團，被選為小分隊隊長。
「早上軍號一吹，我們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飯便往前走。我們穿著黃色的制服，罩著黑色的棉大衣。因為經常下雨，每天都得帶一把雨傘。還得帶一個飯盒裝午飯，背一個軍用水壺以防口渴。」黃培雲和許多同學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每天睡前把當天的見聞記下來。這樣的記錄使這段經歷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記憶里，但這本珍貴的日記在「文革」期間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長沙出發，沿公路經常德、沅陵、芷江、晃縣進貴州省，經玉屏、鎮遠、貴陽、安順、鎮寧、普安進雲南省，經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長而艱苦的旅途中，黃培雲和同伴們以張騫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鄭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難，使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礪。
長沙臨時大學遷昆明後正式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每當哼唱起西南聯大校歌中的這一句，於風雨之途求學的感懷便湧上黃培雲心頭。在他心裡，西南聯大最值得懷念的是其自由寬容的學風，讓老師和學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師生共同的愛國情懷。憶及那段難忘的步行經歷，他說：「它不但鍛煉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窮鄉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間實際情況和大眾生活的疾苦。」
當時，同學間關於應該念書還是該去打仗的爭論同樣引起了黃培雲的思考：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兒，我們是否也應該跟同齡人一樣去當兵，保家衛國？教授們開導學生說，戰爭總會過去，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後還要建設，要復興。只有國家強大，我們才不會挨打。所以我們不能中斷讀書，不能中斷人才的培養。這種觀點使學生信服，為救國而讀書成為西南聯大人的信念，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西南聯大涌現出一大批傑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學畢業後，黃培雲留在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擔任助教。1941年通過第五屆清華庚款留美考試，赴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非鐵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揭開了1952年院系調整的序幕，會議決定對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廣西大學、南昌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工業學院6所高校有關地質、采礦、冶金的學科進行調整合並，成立獨立的中南礦冶學院。該學院定位為以培養有色金屬工業需要的人才為主，並要求1952年招生。時任武漢大學礦冶系主任的黃培雲參與了籌建工作。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後，校址最終選定在湖南長沙。「建校時最困難的是沒有人，我們就在長沙即將畢業的學生中找幾個能乾的。」黃培雲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學冶金的佘思明。他負責木工，完全是是從頭開始學，邊學邊干。他們是從學行話開始的。哪些木頭耐用，哪些木頭會長蟲，他們很快就掌握了這些知識。先對學校的桌椅板凳、實驗台需要多少木頭進行估算，然後再去買，他們總能買到最好的木頭。「那木頭真是好啊，我家裡現在還有幾把那樣的黑漆木頭椅子，結實極了。」黃培雲感嘆地說。趙新那在一旁補充道：「比什麼摩登傢具都好。」
佘思明他們又買了馬達和鋸片，自己裝了鋸木頭的機器，很快，木工廠建起來了。說是木工廠，實際上除了那台鋸以外，什麼都沒有。但學生們就是用它製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幾所學校的師生加起來有好幾百人，加上當時交通不便，從四面八方到長沙來這個過程就不簡單。
最開始的時候連學生宿舍、職工宿舍都沒有。從清華大學秘書長職位抽調來籌建學校的陳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艱苦奮斗，團結建校」。
黃培雲記得，在修整校舍的過程中，實在買不到瓦，他們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磚，他們就自己建窯、自己壓胚、自己燒磚。
還有水的問題，學校所在的左家壠一帶缺水嚴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條件差，逼得學校只能自己解決用水問題。學校師生自己設計、自己裝管子……靠自己的力量辦了一個小型自來水廠。
交通運輸也是一個問題。建校時，左家壠一帶只有一條勉強可以通過單車的羊腸小道，其中還有一兩處連單車都很難通過。學校師生就用鋤頭一點一點把路鏟平、開通，使大批建校物資運往新校區成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開學，教材問題迫在眉睫。6所學校所用教材的內容、范圍差別很大，急需在開學前把各個學科的內涵，范圍等規定好。
黃培雲回憶道：「我們把6個學校的教材擺在一塊兒，強中選優，最後確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業學院的教材為主。當時沒有復印機和掃描儀，就用蠟紙和油印機。」但這套綜合幾所大學教材臨時編寫的教材沒用多久，就依據教育部的規定，統一用蘇聯教材了。
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師生團結一致，以必勝的信念迎來了中南礦冶學院的如期開學。1952年11月，在隆重的開學典禮上，陳新民被任命為中南礦冶學院首任院長，黃培雲和顧凌申任副院長。
嚴肅對待教學工作、嚴密組織教學過程、嚴格要求學生，黃培雲倡導的「三嚴」作風在建校以後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方面不斷改善教學的物質條件，一方面大力培養師資。學院成立時基建只有兩萬多平方米，實驗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時間，教學樓、實驗樓相繼建立，實驗室設備不斷補充，教學質量也有了提高。
從1954年開始，學院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改組了院務會議，調整教研組，修訂教學計劃及教學大綱，對教學法展開研究。
包括黃培雲在內的學院領導特別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認為科研是促進教師成長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師學術水平、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由於積極利用行政管理優勢促進教師開展科學研究，中南礦冶學院的教師和學生參加國家科技攻關時捷報頻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礦冶學院培養出第一批畢業生，較強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使這些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 談及粉末治金學科，黃培雲感到無比親切：「這個學科，我參與了奠基、培養人，更直接見證了它的發展。」
粉末冶金是一門製取金屬、非金屬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學技術，它能滿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電子、電氣等高新技術領域各種特殊環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該領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空白。
冶金部把培養生產硬質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務下達給了剛剛成立兩年的中南礦冶學院，要求設立粉末冶金專業。
任務下達，誰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麼。中南礦冶學院當時的黨委書記、院長唐楠屏問誰知道粉末冶金是怎麼一回事，黃培雲說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學過一門30學時的粉末冶金選修課，有點概念，但當時並不太重視這門課程。
唐院長說：「好極了，你就負責粉末冶金人才培養這個任務。」從那以後，黃培雲在學術和專業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屬冶金研究，轉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與粉末材料，「我開始一心一意進行粉末冶金教學與科研工作，我的後半生都用於這一事業了」。
「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真是從零開始。學生、講課教師、教材、實驗室都還沒有。我們首先在冶金系裡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員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黃培雲說。
在第一班中有個學生叫呂海波，他畢業後由一名助教成長為教授、博士生導師，與黃培雲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學術會議。「我們合作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了。」
60年代初黃培雲培養了第一批粉末冶金專業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養工作中斷。1978年，黃培雲又開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紀80年代，他培養了這個專業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養專業人才的過程中，他先後給學生上過硬質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課程。
幾十年來，這個專業為我國粉末冶金行業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為了我國粉末冶金領域的骨幹力量，發揮著學術帶頭人的作用。
培養人才之外，黃培雲領導的粉末冶金專業還接受完成國防部門下達的任務。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沒停過。
從新材料研究室到後來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來，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數百項，為我國原子彈、導彈、衛星、雷達等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革」之後，黃培雲和學生們合作擴大了研究領域。與呂海波合作開展了粉末壓制和粉末動壓成形的應變行為研究，與曾德麟合作開展了水靜壓制研究，還與楊守植等人合作開展了粉末振動熱壓研究。
黃培雲創立的粉末壓型理論和燒結理論，進入了當代國際材料科學和高技術發展的前沿領域，獲得了國際粉末冶金界的關注和高度評價。
黃培雲評價自己「不是一個活躍的人，比較內向」，這種個性使他在學生眼裡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談完了正題，他又變得談笑風生，和藹可親。曾德麟教授是黃老上世紀60年代的研究生。他記得那時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們都會例行來到黃培雲的辦公室。指導、答疑之後，話題也就說開了，國內、國際科技信息、動態、前景、意義，時而分析，時而歸納，學生們可以插話、可以質疑、可以反駁。「遇到不易說清的問題，黃先生就側身在房門後掛著的小黑板上寫寫畫畫，總想讓人信服。偶爾，有人還是不服，他就滿臉微笑，和緩地說，大家回去再仔細思考研究，下次再談。」
黃培雲牢記著自己當學生時老師的教誨，他當教授後總是鼓勵學生多關心所學專業之外的東西，要把基礎打得又牢又寬。面對越來越多的博士只關心本專業的現象，他總忍不住呼籲，千萬別把博士給培養成「窄士」。
黃培雲無疑是幸運的，在戰時的中國，他在擁有中國最著名師資的學府讀書，在精神與學術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的名教授講普通基本課程的風氣使黃培雲受益並深深影響了他後來的教學科研之路。
黃培雲的學生、教師節被評為全國教書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學教授金展鵬上個世紀70年代曾與黃培雲共事。黃培雲十分支持金展鵬開展的相圖計算工作，但金出國兩年之後回來，因遇到一些困難，當時情緒不高，「黃院長每次見到我都提相圖計算的事，要我抓緊。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要抓緊時間。他引用了一首唐詩：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說學科發展也是這樣，真正的春天並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當柳樹還是嫩芽的時候，真正勇於探索、有眼光的人會發現春天已經來臨了，而等到繁花似錦的時候，到處都是看花人，要趕都趕不上了，對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創新的時機放過去了。」
當時的科研條件差，黃培雲就拿鄭板橋那首《竹石》詩勉勵年輕人，進行科學研究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要學黃山的松樹，要學石頭縫中生長的竹子……
「黃院長指導研究生相當具體，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寫的。要求學生看的參考文獻，他自己也看過。」金展鵬說。
事實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黃培雲身上仍保持著這種求真務實、向善向美的品性。《黃培雲院士口述傳記》的作者鄭艷每次去黃老家裡訪談，「都見到他堅持學習，見到他拒絕空泛議論，見到他談起古典音樂時輕彈節奏的手指……正是這些，形成了一種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種困擾，保護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從事真正的科學、真正的學術」。 「我們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國以前，清華當時理學院的院長吳有訓先生跟我們反復講，這批考生是各個學校里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所選的學科是經過反復研究的，都是國家很需要的專業，希望你們能夠趕快回來發揮作用。因此我從沒有想過不回來，我們那一批學生後來都回來了。1973年趙新那的父母回國探親，在北京，吳有訓先生對老朋友趙元任夫婦說：『你們的二女兒、二女婿回國來，是對的。』」
黃培雲從不懷疑自己作出的歸國決定的正確性，在他的意識里，這幾乎無需討論。回國前夕，他的導師Hayward教授問他：「你考慮過留在美國繼續工作嗎？」他回答：「回不去沒辦法，回得去我下決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黃培雲、趙新那夫婦登上了從洛杉磯開往上海的輪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響的武大校長周鯁生認定辦好一所大學首先要有優秀的師資，所以他求賢若渴，廣攬人才，不管是英美派，還是德日派，對於有真才實學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國講學期間就十分注意在留學生中選拔人才，黃培雲就是在美國接到武漢大學聘書的。
黃培雲夫婦1947年3月到了武大，當時學校很困難，經費極少。但珞珈山的風景使他們感受到了家園的美好。
黃培雲說：「學校為了減少一點職工的困難，有一部分工資用實物替代。什麼實物呢？現在聽起來都令人驚異：鹽、幾塊錢的鎳幣……為了不貶值，大家拿了工資就拚命買東西。有一次，因為新那懷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進城去買東西，好東西別人都買走了，我只好買了個木櫃子回來。新那說，行，咱們這個月就吃木頭吧。」
「工資的數目越來越大，先是幾百塊，後來又是幾千塊，幾萬塊，上百萬塊錢，最多的時候是幾億幾億的工資。後來連金元券也貶值了。買東西經常得騎著自行車，後面是一大捆鈔票，加在一起是幾個億去買點東西。」講起那時候日子的拮據，黃培雲像在說別人的故事那般輕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礦冶系的實驗室。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常有別的學校的人來參觀，慢慢的，武漢大學礦冶系在國內有了點名氣。
「培雲今年87歲了，用英文說：『pushing 90！』咱們在一起也將近60年了。」2004年，趙新那在給黃培雲的生日贈言中寫下了這段話。
談起他們的相識、相知、相愛，快言快語的趙新那說：「我還記得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別把碗砸啦』。」
趙新那是中國語言學家趙元任的二女兒。趙元任僑居美國後，他的家幾乎成了留美學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許多早期赴美留學的學者，都曾是趙府的座上客。
在趙家開清華同學會，通常很熱鬧。幾十個人在那兒吃飯，飯後這個表演唱歌那個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飯後盤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黃培雲就自告奮勇到廚房去洗碗。「新那到廚房來幫忙，我說用不著了，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就這樣認識的。」
那時候時興男同學請女同學到餐廳吃飯、跳舞，「但我們的情緒不一樣，我們國家正在受侵略，對於他們時興的這些我們不感興趣。培雲不會跳舞，我也不會」。同樣的心情，同樣的志趣，使趙新那與黃培雲走到了一起。而趙元任也早就把黃培雲看成家裡人了，「培雲博士論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親打的」。
1945年7月21日趙元任在日記中寫道：發出新那的結婚通知約300份。跟新那、培雲、陳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廳，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禮……
黃培雲說：「這是趙家第一次嫁女兒，岳父親手辦理婚事，用中文書寫結婚通知書，送到雕版印刷公司製版印刷。通知書上註明『為省物資以促勝利千祈勿贈禮物為幸』。」
想當年，趙元任與楊步偉女士結婚時婉拒一切禮物，只在家中請好友和證婚人吃了頓飯，被報紙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為題進行了報道。他們簡單而浪漫的婚禮在知識界一時傳為美談，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後來新那和我結婚，我們的兩個兒子結婚，也都沒有請客。」黃培雲說。
黃培雲和趙新那在結婚50周年的時候去美國探親，還專門去了他們當年登記結婚的地方。黃培雲感慨地說：「這么多年，我們的感情概括起來就是，志同道合、相依為命、相扶到老。」而趙新那回憶起黃培雲70歲生日的情景，只記住了他說的「我從來沒有後悔回來過」這句話，「我當時一聽，就覺得我們真是志同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