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長恨歌旗袍

⑴ 求王安憶《長恨歌》全文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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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是王安憶創作的長篇小說，最初連載於《鍾山》雜志1995年第2、3、4期，首次出版於1996年。

⑵ 王安憶的長恨歌

[內容提要]人們對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爭論不休，有所謂愛情說、政治主題說、雙重主題說等等。本文作者持愛情說。首先從作品的四個層次來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陳鴻寫《長恨歌傳》那樣板著說教的臉孔去描寫李楊故事，而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取得審美上的極大成功。本文還結合作者生平經歷和社會歷史分析他在處理歷史題材、政治題材和來自民間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的關系問題上的獨到之處，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歲的白居易被授周至縣尉，當時，他與好友陳鴻、王質夫同遊仙游寺，聽到當地民間流傳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紀的故事，深有感觸，於是創作了千古傳誦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陳鴻為此詩撰寫了一篇《長恨歌傳》。《長恨歌》以其標格卓異的風姿贏得了古今無數的讀者，甚至當時長安妓女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而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①，不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眾多讀者的心聲。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是讀者爭論的焦點問題，觀點頗為分歧，約可分為三派：其一，愛情主題說。認為從作品宮中多寵的憲宗；其三，雙重主題說。認為將此詩看成純粹的諷諭詩或愛情頌歌都不恰當，它是暴露與歌頌的統一，諷諭和同情的交織，既為李、楊的愛情悲劇一掬同情之淚，又為他們的誤國失政一嘆遺恨之聲，二者交相融匯而不是機械疊加。此外，還有人認為此詩是作者借李、楊悲劇來抒發自己愛情失意的情懷。究竟如何，還需從作品本身去分析。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麼，為什麼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認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據全詩的內容和情節發展，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於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紀。貴紀進宮後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後完全沉湎於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後回朝時，重過馬克，「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後，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盪氣回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後終在虛無縹渺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於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脫於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並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於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所以，我們認為《長恨歌＞並非是一篇政治諷諭詩，而是一篇歌頌愛情的詩篇。如果說李、楊的生離死別是個愛情悲劇的話，那麼，這個悲劇的製造者最終成為悲劇的主人公，無法不叫人遺憾。《長恨歌》所寫的歷史題材是依照史實想像而成的帝紀間的愛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歷史興衰轉折期中的關鍵人物。由於受重道德而視愛情為罪惡的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讀者對於《長恨歌》的認識，便常常游移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或者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同文學批評混淆起來，或者以倫理的批評取代審美評價，從而產生理解上的困惑與分歧。這種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寫這首詩的時候即已存在。當時，白居易、陳鴻、王質夫閑談玄宗與楊妃的故事，王質夫說：「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愛情。陳鴻則不然，他認為，白居易寫《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②賦予《長恨歌》以倫理說教的意義。白居易本人則認為，該詩表現的是「風情」，並非如同《秦中吟》、《新樂府》那樣的正聲。唯其如此，他在編集時才把它歸入感傷詩，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③《長恨歌》以「情」為中心的主旋律始終迴旋激盪於全詩之中，當白居易把「情」作為描寫對象時，那種被他承認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會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於筆端而無從遏制，即使他心存諷諭，只要著意深入感情的領域，作品便不會以諷諭說教的面貌出現。《長恨歌》寫作之初，未嘗不曾出現過如陳鴻所說的「懲尤物，窒亂階」的念頭，寫作的結果卻是傾注著作者感情的愛情描寫。依照正常的藝術感受，讀者是很難從中感受到女人是禍水，李、楊之戀是唐帝國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這個故事寫成諷偷詩，使全詩充滿了「尤物惑人」的諷刺與說教，其價值將如何，我想，是很難與此篇分庭抗禮的。詩人以歷史為素材，又不拘囿於史實，在文學與歷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時空局限，並與人們普遍意義上的情感產生共鳴，因而取得審美意義上的成功。讀者掩卷之餘，甚至會忽略造成這一愛情悲劇的根源，而完全將審美意識集中於李、楊之間纏綿悱惻、難舍難分的感情渲染。生離死別的悲痛、綿綿長恨的情思、宛轉動人的傳說、虛無緣渺的仙境完全將讀者帶進一個透明的純情世界，它沒有塵世間的喧囂與齷齪，其中凝聚著詩人的理念，也層層積淀著歷代讀者的理想，一種對真情嚮往的共鳴使這首詩獲得了永恆的魅力。

⑶ 王安憶的《長恨歌》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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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小說講述了王安憶以飽含真情的筆，以自己特有的審美理念，為這個40年代生活在大上海屋檐下的女性塗抹著色彩，或哀怨，或清麗，或從容。《長恨歌》為她贏得了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的榮譽——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在王安憶的筆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靈魂的，這靈魂也是一個少女的形象——王琦瑤。

⑷ 求王安憶的《長恨歌》里女主角王琦瑤的女性形象分析

王安憶的《長恨歌》里女主角王琦瑤的女性形象分析：
一、城市的代言人
王安憶在創作《長恨歌》時，試圖以歷史記錄者的身份來描寫上海幾十年的變遷，但她又不是從純粹的歷史角度來記錄，而是從日常生活的場景來記錄，充滿了生活氣息，讓人更加真實地切身體會到上海幾十年的歷史變化。正如她自己所說的那樣，《長恨歌》是「一部非常寫實的東西。在那裡面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但事實上這個女人只不過。上海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
這個城市曾被人稱作「冒險家的樂園」，這里居住著各式人物，每天都上演著各種傳奇故事，這使人們感到這個雄性世界充滿了勃勃生機。但為什麼作者會選王琦瑤這一女性形象來做城市的代言人呢？這也是與王安憶對上海這個城市的精神，王琦瑤的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在她眼中，上海是以一個女性形象而存在的，它猶如女性一般，缺少歷史和傳統的積淀，忽然被拋上新舞台，流光溢彩，令人眩目。上海的女性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勁頭，更有一種韌性，能委屈自己，卻永遠不會絕望。上海這個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沒有太高的升華，卻也沒有特別的淪落，她有一種平民精神。所以，王安憶選擇了王琦瑤這一人物形象來做上海的代言人。
王琦瑤是上海弄堂典型的女兒，她追求時尚，對未來充滿想像，並為之努力，她的生命中有一種韌性，不甘於平庸生活的寂寞，她追求各種時尚的元素，過著精緻的生活。這種對物質的慾望也是當時上海真實的寫照，表現了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繁華昌盛。
大都市變得沉靜了。這時的王琦瑤獨自居住在平安里，當一名護士維持生活，閑時找些熟客一起打牌，喝下午茶，過著一種平淡閑適的生活。於是，她同外界拉開了距離，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風雲變幻，都是與她無關的。「文革」結束後，全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潮流，而上海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前沿，於是各種時尚元素又開始流行開來，各種派對、舞會重新綻放光彩。王琦瑤也受到時尚的誘惑，在虛榮心的驅使下試圖追趕潮流，參加各種派對、舞會，外出旅遊，過聖誕節。可以這樣說，王琦瑤的生命是與上海的生命相連的，都是上海這個大都市的精靈。
二、世俗的平凡人
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的歷史時，在淡化一系列政治性事件的同時，重點突出了民間生活的淳樸狀態，她通過上海女兒王琦瑤一生的悲喜劇，展示出豐富的都市民間歷史和文化傳統。一般來說，民間世界都是與土地、農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與現代都市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各地的移民不僅給城市帶來了生產力，也帶來了他們各自的文化習俗，雖然這些文化習俗在城市化過程中被逐漸同化消失，但其價值仍然存在，並影響到城市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雖然王琦瑤在解放前曾去拍電影，做雜志的封面人物，並且參加「上海小姐」大賽獲得第三名，但是王琦瑤只是一個世俗的凡人，生活中到處都有她的影子，每間偏廂房或者亭子間里，幾乎都坐著一個王琦瑤。
王琦瑤一生經歷的三個階段正是歷史大變革的時期，而她卻對這些漠不關心，她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更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從而與主流歷史拉開了一定的距離。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是動盪不安的，而小說開頭描寫的正值解放戰爭時期。
正如每一個平凡的女人一樣，王琦瑤追求的是一個溫暖可靠的歸屬。隨後，為了給自己找到一個安安穩穩的家，她義無反顧地投進了李主任的懷抱。她喜歡的不是李主任這個人，而是喜歡他給她帶來的生活，一種既能滿足她的虛榮心又安安穩穩的生活。當她住進「愛麗絲」公寓時，似乎找到了這種感覺，只是「愛麗絲」公寓虛有其表，徒有家的外表，而沒有任何家的溫馨。李主任根本沒想要給她一個真正的家，在他心目中，王琦瑤只是一隻供觀賞的「金絲雀」，僅此而已。受過傷害的王琦瑤從未放棄過對歸屬的追求。當康明遜出現時，她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可惜康是一個懦弱的人，逃避責任。起初王琦瑤還能夠理解他的難處，甚至當有了身孕後還替他解圍，試圖讓薩沙當替罪羊。但是等孩子出世後一切都變了，她發現自己被欺騙了。當再一次見面時，兩人怔了一時，康明遜就繞到床邊要看孩子，王琦瑤不讓看，康明遜問為什麼，王琦瑤就說因為不是他的孩子。王琦瑤此時所背負的負擔和辛酸可見一斑。
盡管王琦瑤曾經奪得「上海小姐」的第三名，但從她整個生命歷程來看，她也只是一個平凡的人，過著平凡瑣碎的生活，和多數女人一樣，期望擁有一個完整溫馨的家庭。

三、追逐的一生
來自不同地域的先民們，為了能在城市立住腳跟，所以具有一種不服輸的拼勁，一種不斷追求的精神，這也是城市不斷發展向前的動力。王琦瑤就屬於這類人，她自身有一種不斷追求的精神。
20世紀40年代，「導演是負了歷史使命來說服王琦瑤退出復選圈，給競選『上海小姐』以批判和打擊」，然而他的理論卻在餐桌上被她乾脆地拒絕了。王琦瑤有一顆年輕好勝的心，對未來充滿了渴望，於是她成功當選「三庸、小姐」，並成為李主任的「金絲雀」。但當李主任這座可以依靠的大山遭遇空難後，她又不得不離開上海，回到外婆家避亂。雖說阿二年輕的心是喚起她城市舊夢和新夢的原因之一，但上海本身燈紅酒綠和紙醉金迷的誘惑也是主要原因。她的心從來沒有真正地離開過上海，於是她又回到了上海，這個讓她魂牽夢繞的地方。
平安里的生活讓她的生命多了一份獨特的寧靜色彩，也讓她能夠安全地度過那個混亂的年代。在那裡，她以替人打針維持生計，並因此認識了嚴家師母的親戚康明遜。重新燃起了她對愛情的渴望，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不顧一切地逾越了禁區，竟有了身孕。可惜康明遜最後給她的只是感情上的傷害。
王琦瑤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適逢「文革」結束，這時薇薇已經長大成人。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各種時尚元素又開始在上海流行起來，這也激起了王琦瑤對生活的熱情。這個昔日的「上海小姐」未能抑制對愛情的渴望，竟與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老克臘發生了離奇的戀情。這主要是因為王琦瑤一直沒有在愛情上得到滿意的結局，所以她從未放棄對愛的尋找。而老克臘則是因為對老上海強烈的懷念，愛屋及烏，對昔日的「上海小姐」產生了感情，並非與她產生真正的愛情。
總而言之，在男權社會里，沒有一個男人能夠成為王琦瑤的伴侶，他們如過客般從她的生命中路過。舊上海是一個物慾橫流、奢華享受的世界，盡管王琦瑤曾經那麼努力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愛情如鏡中花、水中月那般遙不可及，留給她的只有無限的落寞。
四、悲劇的一生
在所有的人生悲劇中，女性的人生悲劇可以說是悲劇中的悲劇。自古紅顏多薄命，這種悲劇產生的條件是女性性格中所特有的依附性，與偶然和運氣好壞關系不大。王琦瑤是一個聰明的人，一個獨立的人，一生都未放棄過追求，但最終也難免悲劇性的命運。有人說，愛情是女人悲劇命運的開始，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從王琦瑤投身於李主任的懷抱
開始，她的悲劇命運也就開始了，雖然以前的生活很是平淡，但絕非不幸。那時吳佩珍對她愛護有加，並無私地甘做陪襯，後來又有待人真摯熱情的蔣麗莉。平凡的她先是獲得「滬上淑媛」的美稱，後來又參加「上海小姐」比賽獲得第三名，風光一時。但王琦瑤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被別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甘願成為李主任的「金絲雀」。她從李主任那裡獲得的只是物質上的虛榮，只能滿足虛榮心而已。所以，即使李主任最後沒有遇難，一直陪伴著她，幸福也不會與她相伴。正如她外婆所說，這不過是一場夢，只是夢醒得早了點而已。
建國後，王琦瑤的生活是平淡充實的，有種生活本真的純朴，可康明遜的出現卻改變了這種狀態，雖然康明遜曾明確表示過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她卻並未在意。此時的王
琦瑤雖然還年輕，卻歷經滄桑，這讓她得出這樣的人生態度：長久是很難擁有的，不如及時抓住眼前的歡愉，享受生活。這種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在她委身於李主任帶來的傷害是很痛苦的。於是，當她有了身孕時，康明遜乖巧地躲開，給她留下了無盡的痛苦。
新時代開始了，一個對舊上海有著濃厚懷舊之情的老克臘又闖入了王琦瑤的生活。他們之間的感情是靠對舊上海的懷念來維系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相愛，所以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悲劇的結局。她也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但她並沒有多少反抗便投降了，甚至在老克臘清醒時，對她的暮氣感到厭煩，美人遲暮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時，她竟拿出自己用一生的幸福換來的金條去做無力的爭取，這時的她已經完全放棄了一生堅守的清高和矜持。

最後，當王琦瑤死在自己床上的時候，她又想起幾十年前那個似曾相識的場景。那時她正在片場拍電影，演一個床上死去的女人。
可是那時她沒有意識到，那個女人正是四十年後的自己，她的死早已被安排好，無法逃避。王安憶顯然將王琦瑤的悲劇一生歸咎於宿命的安排，這是因為她不僅要寫王琦瑤一個人的宿命，同時也是寫上海舊文化形態的宿命，王琦瑤的死代表著一種文化形態的消亡，為這種文化形態的消逝畫上了句號。

王琦瑤是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不僅有著獨特的個像。兩者互為鏡性特點，更體現了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她的悲劇命運是歷史變遷之中上海文化精神的命運寫照，作者通過對王琦瑤一生命運的書寫，為已經遠去的舊上海文化形態唱了一首無盡的輓歌。
王琦瑤的一生，可以分為解放前的輝煌期、解放後到改革開放前的平淡期以及改革開放後的復甦期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與上海這幾十年的歷史相對應的，兩者的命運發展是如此地相似，以至於她成為上海的代言人，通過她來描寫上海的命運。
在小說中，主人公的命運和周圍的生存環境是相融合的。王琦瑤雖也曾有過人生的輝煌期，但她骨子裡仍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會過日子的上海女兒。
她一生追尋自己的人生幸福，卻終究沒能找到，在最後的時光又錯把生命的賭注押在了時尚上，最終被長腳所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王琦瑤用自己一生悲劇的探索，完成了對現當代都市女性人生道路探索的闡釋。

⑸ 王安憶《長恨歌》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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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小說講述了王安憶以飽含真情的筆，以自己特有的審美理念，為這個40年代生活在大上海屋檐下的女性塗抹著色彩，或哀怨，或清麗，或從容。《長恨歌》為她贏得了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的榮譽——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在王安憶的筆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靈魂的，這靈魂也是一個少女的形象——王琦瑤。

⑹ 求王安億長恨歌的賞析

在王安憶的筆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靈魂的，這靈魂也是一個少女的形象——王琦瑤。王琦瑤閉月羞花，著陰丹士林藍的旗袍，身影裊裊，漆黑的額發掩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單看這些，王琦瑤與經典戀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別忘了，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如果讀者希望在王琦瑤身上，或者在《長恨歌》里看到純粹的美，純粹的愛，那他免不了會失望的。《長恨歌》里的一切都是現實的，而一切現實都是免不了要讓人失望的。
長恨歌是王安憶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有不少評論家稱之為王安憶的顛峰之作．

她是40年代的一位上海小姐。她處於燈紅酒綠的繁華舊上海中，經歷了人生該有的波瀾，從一個時代走向另一個時代。她是上海的精靈，是美的使臣，她叫王琦瑤。
王琦瑤本是中產資級家庭的一位閨女吧，她熱愛唱歌，哼著周旋的《四季調》，處在上海的一處弄堂里。她算不上是校園的才女，卻有著家常養眼的好看。這美，不是遠距離的美，而是近在咫尺的美。
因一次與好友到片廠去參觀，王琦瑤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上流社會。因導演的介紹，攝影愛好者程先生為他影了一輯照片，這照片，滲透著女人動靜中的嫵媚。王琦瑤身上所散發的味道，是女人的韻味。她的一張玉照刊登在上海周刊上，名為《滬上淑媛》。這小有名氣的中學女生，便在眾人的推舉喧嘩中選上了上海小姐。她以凈素取勝，在二十朵紅花中脫穎而出，她是三小姐，上海小姐的季軍。
她是苦命的鴛，一生總是錯過愛情。
在她還是三小姐的時候，遇上軍官李主任。於是，18歲的王琦瑤成了40多歲的李主任的閨中情人，住在與世隔絕豪華又凄清的愛麗絲公寓。每天，做著最孤獨的等待。這小小的公寓，就這樣一寸一寸的吸取了陽光，擄走了一個女人如水般的光陰。
只能說，奢侈的生活維持不了多久吧。數月未回的李主任在硝煙中罹難了，這王琦瑤，便成了一名不是寡婦的寡婦。
在上流社會中隕落的紅星，在一陣鄔橋鎮的留連之後，又回到了她土生土長的舊上海。這是上海的角落，是搖搖欲墜的「平安里」。王琦瑤成了一名打針護士，卻認識了毛毛娘舅康明遜。
這本是不應該的戀情，作為「不正經」的女人，王琦瑤自知不能卻仍是陷入這段情。這段情，耗了她多少的情感，卻意外的懷上了孩子。
王琦瑤還和另一個男人糾纏不清，那便是俄國人薩沙。薩沙對女人了如指掌，卻被王琦瑤坑了一回。她把孩子說成是薩沙的了，這怯懦的俄國男人，還是逃了。
苦命的王琦瑤養了個不順心的女兒薇薇，當然她的薇薇並沒有母親容貌的驚嘆。她是潮流的追隨者，執拗地對待不易老的母親。她只知道大把大把的花母親的錢，卻從來不想這錢是從哪裡擠出來。還好這女兒最終得到了幸福，隨丈夫去了美國。
40歲的王琦瑤風韻猶存。她有著一幫青春無限的年輕朋友，還收著一個曖昧不清的小情人。王琦瑤就是命不好，每一個男人都離她而去。
王琦瑤是片場中銀幕上的女星，最終只能死於非命。她是粉紅色的，就連死，也死得那般風塵……
王琦瑤還是時尚的領路人。她善於抓住時尚，把握時尚。她清楚地了解流行這東西的輪回，她能輕松熟練地將舊款的衣服改成大街上時尚里的獨一無二。王琦瑤，是個女人中的女人。
王琦瑤一生沒有走進婚姻，卻有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經歷；王琦瑤有輝煌的命運，卻有時代變故的唏噓；王琦瑤邂逅的四段愛情，卻只能稱得上是糾葛。
這如蝶一般華麗的人生，也如花一樣短暫凄苦的人生，是王琦瑤的人生。對於一個舊上海的女人，是幸還是不幸？

⑺ 王安憶《長恨歌》書評

看王憶安的《長恨歌》，一曲娓娓道來，弦音頓挫，台上的人伊伊啊啊，熱鬧非凡；台下的人看的清晰，不過是趕了一回繁華，只是低回慢轉都作著告別，曲終人要散，幕台上的冷清無人眷戀，不過是述說著無法挽回的難過。

《長恨歌》里有的是似女人小性子的潮粘的梅雨季風，有的是似肌膚之親般的性感的挨擠的上海弄堂，有的是帶陰沉氣息如雲似霧的虛張聲勢的亂套流言。也有處於嘈雜混淆中如花蕾一樣純潔嬌嫩的閨閣，盛載的都是不可為人知的心事。還有把城市的真諦都透徹領悟的自由群鴿，它們在密匝的屋頂盤旋，帶著劫後餘生的目光哀怨地看這一片城市廢墟。
那是屬於上海的廢墟，上海夜夜笙歌，歌聲是帶著形式般迫不得以帶歡慶的熱鬧，卻是沒有高山流水純粹清澈，在這廢墟里，裊裊娜娜的浮出一個清新雅緻的影子，那是王琦瑤。
她是就典型的上海女兒，追逐潮流講究小情小調，平易近人，心比天高。若是出生不好，被虛榮牽著鼻子走，都是要走上無奈的不歸路的。
小說分三條清晰的線索：第一是王琦瑤的遭遇，從片廠拍戲到登上摩登雜志到舞會流連再到選舉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眾人羨慕吹捧的高度，這不是幸事，而是為她的悲劇奠下基礎。到這里是小說的高峰，月以滿，則要虧，水到滿，則溢出。王琦瑤戲劇的榮耀開始走下波路，在人們意味深長的眼裡約定俗成的成了交際花，勾三搭四，墮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後死於他殺。無人同情。
第二條線索是從王琦瑤的友情出發。從吳佩珍到蔣文麗到嚴家師母再到張永紅，這些友情不過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計較，講不清道不明的各懷鬼胎，但彼此做了個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嘗不可。
第三條線索是王琦瑤的愛情。從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遜到薩特再到老克臘，王琦瑤並非多情也非濫情，而是生活所逼。一開始，王琦瑤的生存意識是在愛情前面的；到有那麼一剎那愛情的尾巴跳躍到她眼前，也是轉瞬即逝，留也留不住。憂傷的纏綿，總是帶著無可奈何的悲情，像隨時都要消逝般。
王琦瑤對程先生，既是明白他的一顆心全在自己身上，她高高在上，帶著些許的驕傲，因為這墊底的驕傲。於是她不承諾。「不承諾是一根細鋼絲，她是走鋼絲的人，技巧是第一，沉著鎮靜也是第一。」退到最後，還有個程先生。 她心安理得的這樣想。
命運的齒輪啟轉，慢慢為她踮起一層又一層的高度。她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現實的限制，這種矛盾終於在愛麗絲公寓里得到緩解——她當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實的交際花，卻只能在暗無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她愛他，卻留不住他。這種愛是無端生出的被動的回應，在寂寞的光影度過的。她說：「我還不能走，我要留在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倒回來了，那怎麼辦？他要回來，見我不在，一定會怪我的。」終於，小女人的任性還是抵不住命運的無情宣判——李主任飛機失事。
到阿二，他只是懵懂少年。見著她，把她當成了童話和嚮往。她是他一個繁華的夢，真是是不願醒來。但王琦瑤也沒放在心上，只隔著一層曖昧。
情緣再流轉，王琦瑤由鄔橋重回到上海，當了注射護士，認識了康明遜和薩沙。康明遜和她是兩情相悅，卻是不能在一起，當有了孩子，康明遜又無法承當。王琦瑤不怪他，她想，她是很愛這個男人的，不願他受委屈。她對他不僅是愛，還是體恤。於是她獨自承當。平安里的流言三傳四傳，王琦瑤不得不找來薩沙當墊背的孩子的父親。也是略施小技，卻也掩不過情場浪子薩沙的眼睛。最後他也離開。

輪轉了一圈，還是又回到原點，遇到程先生，他無怨無悔地照顧她和她的孩子。王琦瑤心想，若是他提出，她也定是不會拒絕他；但程先生是君子，從不在她那裡過夜。兩人都明白王琦瑤此刻對他只有恩沒有愛。他愛她，卻只能不告而別。到底是回不去了。
當年的王琦瑤有如白絹似的，後來漸漸寫上字，字成了句，成了歷史。歷史沉澱得深，不過是漫天揚起的灰塵。那華麗的旗袍，抖落的不單是繁華似錦，還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悵。時間是最具有腐蝕力的，洗盡了鉛華，那奪目的榮耀，不過過眼雲煙，留不住的風景，竹藍打水一場空，到頭來，只剩空曠的虛無。人什麼都沒有。

⑻ 怎樣評價王安憶的《長恨歌》

01

又一次翻起王安憶的《長恨歌》，伴著武漢的雨，細細讀過。

04

王琦瑤的故事，發生在其他地方，都有些牽強，但在上海，恰如其分。

這里，前有張愛玲，後有王安憶；這里有紙醉金迷，也有大江東去；這里弄堂深深，流言漫漫，影影綽綽，雲遮霧繞。

上海，是一座女氣的城市。

王安憶說：「上海的繁華其實是女性風採的，風里傳來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櫥窗里的陳列，女裝比男裝多。那法國梧桐的樹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夾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象徵。梅雨季節潮黏的風，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嘰嘰噥噥的滬語，也是專供女人說體己話的。這城市本身就像是個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銀，五彩雲是飛上天的女人的衣袂。」

這里的風景，迷你的眼，可當你睜開眼，卻什麼也沒有。

三小姐翻篇了，「滬上淑媛」成幻想了，滿足王琦瑤一切虛榮的李主任，也在命運的大海里擱淺了，上海留給王琦瑤的，是如膠片紙一樣的回憶，四十年細膩深刻到骨的寂寞，窗外，永遠漆黑，而心裡，也漆黑一片。

王琦瑤在最好的年紀，在夜上海穿上了最美的婚服，繁華過去，當初的婚服，原來就是埋葬她的喪服。

有人說：「大多數人，四十歲就死了，八十歲才埋。」而王琦瑤，二十多歲就死了，六十多歲，才埋。

05

《長恨歌》這本書，讀著讀著就陷進去了，它是一杯苦咖啡，但你必須，慢慢品。

這里有上海，有時代，有愛情，但更多的，是低回婉轉的寂寞與悲哀。

恨，長恨，哀怨、惆悵，填滿心房，最後譜成了一首歌，長恨歌。

但時光終會把所有帶去，所有辦不到的，時光都會辦到。

原來都是一場夢，醒來才覺，太可笑！

⑼ 誰能簡單介紹下王安憶的長恨歌

喜歡!
特別喜歡《長恨歌》，三戀也不錯，源於母愛的更加深刻吧！你有什麼想法？這些文章我認為分析的很好，也用來共同欣賞吧：

讀王安憶的"長恨歌"

"長恨歌"前幾十頁我不喜歡。感覺中，王安憶是在和張愛玲較勁。她的寫作獨白是：你張愛玲能寫，我也能寫；你寫得好，我寫得絕不比你差。然而，張愛玲筆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傳神的，是她用敏銳的五官切實感覺來而後輕松揮灑出的，而王安憶筆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憑借電影、圖片、聽來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記載開展想像，然後將想像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勁擠呀擠地"擠"出來的。她依賴的是她的勤奮、毅力和刻苦，依賴的是她豐富的想像力和感覺。她是在用想像與感覺堆砌，靠堆砌來"硬寫"、"死寫"、"愣頭愣腦"地寫......她寫"弄堂"，寫"流言"，寫"鴿子"，一寫就是好幾頁，"咬 住"不放，寫得實在很笨。

要不是"長恨歌"得了"茅盾文學獎"，我想我是不會繼續看下去的。

然而，幸虧我繼續看下去了。繼續看下去後，我的看法完全變了。

"長恨歌"是寫前國民黨要員的情婦王琦瑤幾十年來的生活。通過王琦瑤寫了幾十年歷史，或說通過幾十年歷史寫了王琦瑤的命運。王安憶筆下的歷史不是我們通常習慣於關注的與重大政治事件緊密聯系的歷史，而是作為時間的歷史。她極力渲染的是各歷史時期迷漫於空氣中的不同氣味、不同氛圍、不同的來自感官的特徵，她努力准確捕捉的，是各個歷史時期中特定個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賴、趣味取向。由於投向歷史的視點不是政治，不是歷史變遷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為時間、年代的歷史，歷史中的個人，故而，她筆下的歷史與個人顯得特別平實，真切，貼近，兩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諧，從而給人一種渾然一體的飽滿、渾厚感。"長恨歌" 確實寫出了作為年代的歷史，寫出了存在於歷史中的個人。

我覺得，王琦瑤這個人我認識，嚴家師母、毛毛娘舅我也認識，他們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時上海住的那條弄堂隔壁。這些遺老遺少身上散發出一股樟腦丸氣味。他們是躺在舊時的記憶上活過來的。"舊時"，是他們家中不太打開的箱底壓著的幾件曾經漂亮過的西裝與旗袍。他們彼此靠著對這種樟腦丸氣味、"西裝、旗袍"氣味的記憶、嗅覺、感情走到一起的......

王安憶之所以看中王琦瑤這個人物，寫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見了一份愴涼。一份逼人的、擺脫不了的愴涼。這份愴涼與其說來自命運來自歷史變遷，不如說來自生命本身；與其說來自王琦瑤，不如說來自王安憶自己。這份愴涼是王安憶人到中年對生命的感悟，是對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輓歌、一聲嘆息。"長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於以冷靜的旁觀角度敘述了這份實在的、透自骨髓、揮之不去的愴涼。

王安憶的感覺很好，想像力很好。而且，她的感覺和想像很特別。她的感覺、想像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發與接收，而是理性的斷語。理性歸納過的感覺與想像所能擁有的空間應該很有限，但在王安憶那則泉涌不息，無窮無盡，被用得層層疊疊。在讀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覺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覺得不耐煩，感覺得有點累時，又不得不嘆口長氣，無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認她的感覺、想像獨特且准確，承認她的感覺、想像是她腦中流出的，信手拈來的，承認這是她的風格，至少是"長恨歌"這部小說的風格－－就像"長恨歌"的一個"記號"。

補充一句，"長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寫"、"死寫" 看慣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結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敘說，人物心理捕捉，向來是王安憶的強項) ，甚至覺得它們必不可少，覺得正是它們使這本書厚重起來的。

還得略談"長恨歌"的不足。比如說，關於王琦瑤的女兒薇薇；比如說，王琦瑤被長腳殺死...... 薇薇這個人物可有可無，沒有也許更好。作者想通過青少年薇薇寫出那個年代，可薇薇沒寫好那年代也沒寫好。明確讓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寫微微的用心(又一個刻意)。王琦瑤為什麼會死？作者想以她的死來加強悲劇效果，加強她身上存有的那種愴涼感。然而，王琦瑤身上的愴涼感不是靠死來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麼活下去怎樣活出愴涼來。長腳殺王琦瑤殺得莫名其妙，殺得太戲劇化，這一殺，將一本沉甸甸的書、將一個嚴肅的作家，"殺"出了一些輕浮、殺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長恨歌"縱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獲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顯得不重要。

"長恨歌"不可取代，王安憶不可取代。

作家簡介：
中國當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說《小鮑庄》被視為尋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謂家學淵源，但我更喜歡後者的作品。王安憶的許多作品以上海為背景，如近期比較有影響的長篇小說《長恨歌》。她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一段舊事娓娓道來，很有女性的細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對細節很執著，總是不厭其煩地從頭講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較喜歡的是一個較短的長篇，叫《米尼》，大概是寫一個有偷竊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資料：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1975年冬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發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說集《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尾聲》、《流逝》、《小鮑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集），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以及《乘火車去旅行》、《王安憶自選集》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庄》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王安憶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憶便以《雨，沙沙沙》、《阿蹺傳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眾的注意。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實細膩和充滿傷感的文筆，描寫大陸自文革後生活的轉變。然而，當時的王安憶，與大陸許多已而或正要走紅的作家，如阿城、韓少功、莫言、蘇童等相較，總好像缺了點甚麽。

舉例來說，《小鮑庄》那樣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餘，卻不如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來得令人驚心動魄；寫情慾荒原里男女間掙扎的「三戀」故事，則又缺少了蘇童《妻妾成群》、〈罌粟之家》一類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長篇，如《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萬語，卻被批評為「流水賬」。及至九十年代，王安憶終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異彩，隨後的《長恨歌》和《紀實與虛構》等，亦證明她駕馭長篇說部、想像家國歷史的能力。

既是文學評論家，亦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經描述王安憶創作的三個特徵，分別是對歷史與個人關系的檢討；對女性身體及意識的自覺；對「海派」市民風格的重新塑造。而《紀實與虛構》可說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說中，作者意圖為自己的家族尋根探源，但卻與蘇童、余華、葉兆言、李銳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脈於不顧，反之轉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譜；至於其創作和探源的據點則在上海，一個由外來者匯聚而成的都會，一個不斷遷徒、變易和遺忘歷史的城市。

書中內容共分十章。單數章講述作者，即敘述者在上海成長的經過，從幼年遷入、求學、文革、流放、歸來到成婚；至於雙數章節，則追溯其母家族在中華民族史上的來龍去脈。最後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線索與個人在國家史中的歷史記錄，合而為一，並歸結到作者對創作歷程的反思。

事實上，小說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雙數章節的母系歷史，且更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證」顯示母親的血源乃來自北魏時的蠕蠕族，並由此開始，王安憶刻劃出一篇家族興衰史。

到此，《紀實與虛構》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總結、概括、反省與檢討」家史小說。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當提到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有時難免令讀者以為是唐代詩人白居易《長恨歌》的小說版。其實兩者並沒有一點兒關系的！

小說中最令人觸目的是主角王琦瑤的出場。作者花費篇幅來描寫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目的只有一個：襯托王琦瑤像是吸盡黃浦精華的結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積著油垢的廚房後窗，是專供老媽子一里一外扯閑篇；窗邊的後門，是供大小姐提著書包上學堂讀書，和男先生幽會的……」細致和屬於女性的筆觸，具體描寫弄堂的一切。

事實上，在王安憶發表了《長恨歌》後，便有學者或文學評論將之歸類為張愛玲的「延續」，試想像著如葛薇龍、白流蘇、賽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華民國的上海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海，一群曾經過著聲色的男女，如何在誇張禁慾的政權里，度過餘生。

當然，王安憶的《長恨歌》並非全沒有缺點，其缺點亦正如其優點，就是《長恨歌》只是將張愛玲沒有全面寫出的上海風情給予全面集中的描寫，意即是成功地借鑒了別人的創意，非常流暢的將別人零碎描寫的東西集中起來全面描寫；可是，這些描寫卻非作者的原創，換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當然，客觀來說，王安憶的描寫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顯出其駕馭長篇巨著的能耐！

淺談王安憶在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寫作
不像小說的小說

一九九六年，王安憶發表了頭年完成的《姊妹們》，接下來，一九九七年發表《蚌埠》、《文工團》，一九九八年發表《隱居的時代》，到一九九九年，在與《喜宴》、《開會》兩個短篇一塊兒發表的短文里，她明確地說：「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取決於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漫流的自由的形態。」(《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這期間王安憶還在寫著另外不同類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憂傷的年代》和斷斷續續進行著的長篇《屋頂上的童話》，等等。這些作品不僅與上述一組作品不大一樣，而且各自之間也差異明顯。這里我們暫不討論。且讓我們只看看那一組不少人覺得不像小說的小說。

為什麼會覺得不像小說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憶就清楚地表達了她小說寫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四、不要獨特性。這「四不要」其實是有點驚世駭俗的，因為她不要的東西正是許多作家竭力追求的東西，是文學持續發展、花樣翻新的趨動力。我們設想著卻設想不出抱著這一理想的王安憶會走多遠。現在讀王安憶這些年的作品，發覺我們這一設想的方向錯了。小說這一形式，在漫長的歲月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本身已經走得夠遠了，甚至遠得過度了，它腳下的路恐怕不單單是小路、奇徑，而且說不定已經是迷途和險境。所以王安憶不是要在已經走得夠遠的路上再走多遠，而是從狹窄的獨特性和個人化的、創新強迫症(「創新這條狗」在多少創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後退，返回小說藝術的大道。

於是在王安憶的這一系列小說中，我們讀到了內在的舒緩和從容。敘述者不是強迫敘述行為去經歷一次虛擬的冒險，或者硬要敘述行為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新的可能性。不，不是這樣，敘述回歸到平常的狀態，它不需要刻意表現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當「寫什麼」和「怎麼寫」孰輕孰重成為問題的時候，「偏至」就難免要發生了。而在王安憶這里，敘述與敘述對象是合一的，因為在根本上，王安憶秉承一種樸素的小說觀念：「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來我們要問，「我」從「我們的村莊」，還有「我們團」、「我們」暫時安頓身心的城市、「我們」經歷的那個時代，找到了什麼?

理性化的「鄉土文明志」

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新文學，從它初生之時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現代文明的文學，它的發起者和承繼者是轉型過來的或新生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學促進國家和民族向現代社會形態轉化並表達個人的現代性意識和意願的方式。今天回過頭去看，在這樣一種主導特徵下，新文學作品的敘述者於諸多方面就顯示出了相當的一致性，就是這種一致性，構成了今天被稱之為「宏大敘事」的傳統。舉鄉土文學的例子來說，我們發現，諸多作家在描述鄉土中國的時候，自覺採取的都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標准和態度，他們的眼光都有些像醫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們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看到這一片鄉土在文明之外。其實他們之中大多出身於這一片鄉土，可是由此走出，經受了文明的洗禮之後，再回頭看本鄉本土，他們的眼光就變得厲害了。不過，在這一敘事傳統之內的鄉土文學，與其說描述了本鄉本土的形態和情境，倒不如說揭示了現代文明這一鏡頭的取景和聚焦。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鄉土生活，對本鄉本土懷抱著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當他們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並且只是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這一片鄉土的時候，他就變得不能理解自己的鄉土了——如果不能從鄉土的立場上來理解鄉土，就不能理解鄉土。

所以並不奇怪，我們的鄉土文學常常給人以單調、沉悶、壓抑的印象。民間的豐富活力和鄉土文明的復雜形態被敘述者先入為主的觀念遮蔽了，被單純追求現代性的取景框舍棄了。不過仍然值得慶幸，所謂「宏大敘事」從來就不可能涵蓋全部的敘述，我們畢竟還可以看到沈從文的湘西，蕭紅的呼蘭河，乃至趙樹理的北方農村，這些作品畢竟呈現出主導特徵和傳統控制之外的多種有意味的情形。

說了這么多，本意只是為了以一種敘事傳統與王安憶的小說相對照，這一對照就顯出王安憶平平常常敘述的作品不那麼平常的意義來：從中我們能夠看到，她發現了或試圖去發現鄉土中國的文明；而若以上述敘事傳統的眼光看來，這樣的鄉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顯然更容易理解後一種文明：西方式的，現代的，追求進步和發展的外來文明，而對於鄉土文明，卻真的說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這種一般性的認知情形中，王安憶的小說成為一種不被視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載體，成為一種探究和理解，一種述說和揭示，一種鄉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們》是怎樣開篇的嗎?「我們庄以富裕著稱。不少遙遠的村莊嚮往著來看上一眼，這『青磚到頂』的村莊。從文明史的角度來說，我們庄處處體現出一個成熟的農業社會的特徵。」——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這樣的作品相比較，張煒的膠東鄉村生活回憶錄把一種自然的、野性的民間生命力張揚得淋漓盡致，它的背後是一種抒情的態度，那野歌野調的唱者不僅投入而且要和歌詠的對象融合為一；王安憶的淮北鄉土文明志則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後是分析和理解的態度，因而也是隔開一點感情距離的。這樣一種經過漫長歲月淘洗和教化的鄉土文明，遠離都市，又遠非自然，有著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麼讓人喜歡的，可是必須細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規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這人性為了合理的生存，不斷地進行著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卻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詩情的，可在它的沉悶之中包含著理性。」立基於這樣寬厚、通達、有情的認識，《姊妹們》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鄉村少女寫得那麼美麗活現，又令人黯然神傷。

「兩種文明」的奇遇

王安憶甚至發現，在被普遍視為保守的、自足性極強的鄉土文明中，其實潛藏著許多可能性和強大的洇染力，譬如對並非出自這種文明的人與事的理解和融匯。《隱居的時代》寫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農村的醫生。王安憶在文中說，「當我從青春荒涼的命運里走出來，放下了個人的恩怨，能夠冷靜地回想我所插隊的那個鄉村，以及那裡的農民們，我發現農民們其實天生有著藝術的氣質。他們有才能欣賞那種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們也有才能從紛紜的現象中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獨特。」你看接下來描述的「兩種文明」的奇遇：「現在，又有了黃醫師，他給我們庄，增添了一種新穎的格調，這是由知識，學問，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純凈心底，還有人生的憂愁合成的。它其實暗合著我們庄的心意 。像我們庄這樣一個古老的鄉村，它是帶有些返樸歸真的意思，許多見識是壓在很低的底處，深藏不露。它和黃醫師，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卻達成了協調。這種協調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親熱，往來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適的，有些滑稽，就像黃醫師，走著那種城裡人的步子，手裡卻拿著那塊香噴噴的麥面餅。這情景真是天真極了，就是在這天真里，產生了協調。有些像音樂里的調性關系，最遠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時又是最遠的。」

《隱居的時代》還寫了插隊知青的文學生活，寫了一個縣城中學來歷特殊的老師們，這些都清楚不過地表明，在大一統的意志下和荒漠時期，精神需求，對美的敏感，知識和文化，潛藏和隱居到了地理的夾縫和歷史的角落裡，這樣的夾縫和角落不僅使得它們避免流失散盡，保留下相傳承繼的文明火種，而且，它們也多多少少改變了他們棲身的所在——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里，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鄉的醫療隊和黃醫師，「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村莊的質質。」

《文工團》也寫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掙扎求存的能量左沖右突，卻總是不得其所。「文工團」是革命新文藝的產物，可是「我們這個地區級文工團的前身，是一個柳子戲劇團。」新文明的團體脫胎於舊文明的戲班子，譬如說其中的老藝人，他們與生俱來的土根性，他們代代承傳的老做派，將怎樣委屈求全地適應新文藝的要求，而在歷經改造之後卻又脫胎不換骨?這個由老藝人、大學生、學員、自費跟團學習的等帶著各自特徵的人員雜糅組成的文工團，在時代的變幻莫測中風雨飄搖，顛沛流離，終於撐持到盡頭。

「我」隱退到「我們」

現在，讓我們回到與王安憶這些小說初逢時的印象。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說的傳統規范和通常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於不顧，作者就好像日常談話似的，把過往生活存留在記憶里的瑣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細節，絮絮叨叨地講出來，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來越驚異，那麼多不起眼的東西逐漸「累積」(而不是傳統小說的「發展」過程)起來，最終就成了「我們庄」和自由、美麗地表達著「我們庄」人性的姊妹們，就成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們」初涉艱難世事的少年歲月，就成了文工團和文工團執著而可憐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發展」使小說的形態時間化，而「累積」使小說的形態空間化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認為敘述只是在不斷填充著這些空間：「我們庄」、文工團、隱居者的藏身之處，後來才驚異地看到這些空間本身在為敘述所建造的主體，那些人事細節就好像這個主體的鼻子、眼睛、心靈和一舉一動的歷史。能夠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說是大大得力於一個親切的名之曰「我們」的復數敘述者。「我們」是揚棄了「我」——它往往會演變成惡性膨脹的敘述主體，嚴鋒在《文工團》的簡評中說，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到處可見一個矮揉造作的敘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顧影自憐，或故作冷漠，怎一個「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並非消失了，而是隱退到「我們」之中。

⑽ 分析王安憶的《長恨歌》與上海的文化記憶

「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老式唱機里傳來的咿咿呀呀的歌聲時常在耳邊響起，簡簡單單一句歌詞因為特別的音調，噝噝啦啦的聲響變得意味深長，輕描淡寫的一句，一下子將人帶到那個年代，繁華的租界，嗲嗲的穿著旗袍的上海小姐。「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好象又是那麼直接地一語點破瑤瑤的人生，如果沒有程先生，她的人生又會如何？
看戲看得久了就象是入了夢。
會看電視劇《長恨歌》是因為喜歡上了王安憶的這部小說。書里的王琦瑤我是不喜歡的，虛榮、勢利又造作，可是我很喜歡小說本身。喜歡王安憶的敘述方式，上海的石庫門，老克臘，江南水鄉的風情，一聊就是一個章節，筆觸細膩溫和，悠悠地在細節里點到要害，好象說到上海的骨子裡頭了。王琦瑤，雖然有缺點，雖然有時候讓人恨得牙癢，卻是十分活脫，十分玲瓏的上海女子，典型的上海石庫門里的女孩兒。
戲里的王琦瑤，我更喜歡稱她瑤瑤，因為多了前因後果的鋪墊外加細節上的補充，比起小說更多了些可愛可憐之處，也因為這些補充，她的故事比原作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黃奕的清純嬌嗔，張可頤的成熟冷艷，恰到好處，給了瑤瑤前後連貫的完整人生。也許每個上海女孩的身上都有瑤瑤的影子，所以才會有特殊的親切感吧。天生麗質懂得打扮不張揚；有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賢惠；在父母面前發嗲撒嬌，在外人面前保持著適當的矜持；只想過好自己每一天的小日子，做安分的老百姓；在任何時候不忘記咖啡、黃油和小資情調……為了參加舞會，會拿出全衣櫃的衣服來選，舞會上，優雅的姿態，嫻熟的舞步令人驚艷，而她的優越感也就悄然而生。這不就是活脫脫的上海女孩子嗎？

終身誤
戲的開頭，瑤瑤媽媽安慰長相平平的吳佩珍說道「女孩子不要長得太漂亮，有個六七分長相就可以了，長相太好，心思太活絡，反而把終身耽誤了。」結果，吳小姐的確嫁得好人家。這句話就好象是預言擺在那裡，暗示著瑤瑤一生的命運。
學堂里的王琦瑤說，自己的理想是過不一樣的人生，於是她飛蛾撲火，寧願做外室，選擇了有權有勢有才情的李主任，放棄了留學歸來一付紳士做派，不溫不火的程先生。是年少無知或是虛榮心作祟，亦或者這個有權有勢有霸氣的男人真的虜獲了她的心，有一點可以肯定，她，不肯拘泥於平淡的日子。但這一切終究拗不過局勢，似曇花一現，卻付了一生的代價。三十歲依然獨身的王琦瑤說，人的漂亮猶如煙火，綻放絢爛之後什麼都沒有了，只留下漆黑的天空。可是她並不甘心，於是她選了資本家小開康明遜，是看重他的家世也好，是那個男人主動殷勤也好，無聊的歲月，需要激情來打發。之後她載了更大的跟斗，甚至生下了私生女薇薇，那個男人竟然不敢出來擔當，倒是那個她稱為溫吞水的程先生，默默守在她身邊，陪伴她度過艱難歲月。年近五十的王琦瑤，美貌輸給了歲月，卻仍然不甘心無果的愛情，莫名地跟了老克臘，二十歲出頭的男孩子，畸形的感情脆弱至極，很快又失敗。從絢爛到不堪，小說在這里讓她生命戛然而止，可是戲中的她還要繼續生活下去，在失去程先生的世上，她又將如何生活下去?

長恨歌
「程先生這樣的人頂多是個底。」瑤瑤媽媽說。
印象裡面，讀小說的時候沒覺得程先生這么偉大，只是感嘆他和瑤瑤的緣分總是一再擦肩而過。戲裡面的他卻是寫得太過完美了。瑤瑤生命中的男人形形色色，可是沒有一個願意承擔責任願意給她承諾。程先生為人老實憨厚，受過良好教育，在外界政治壓力之下，流露的是謹小慎微的知識分子的懦弱，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男人，敢為自己心愛的女人向李主任要名分，逼康明遜解決問題未果，居然大度到願意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他的世界裡只有瑤瑤，她對於他是天上的月亮，她的安好就是他全部的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她的利益著想，這世上除了父母親情，我幾乎不相信其他感情有這樣的力量。可是，這樣的人，卻只是她的底。故事的尾聲，瑤瑤說自己勢利，程先生卻說，「你不是勢利，只是老早就知道我對你的感情，就像小孩子知道父母對自己的寵愛，所以什麼淘氣的事情都敢做。」其實他是最明白的人。看到瑤瑤跪在程先生膝蓋前痛哭流涕，不禁心酸，失去了他，才是這個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天長地久有盡時，此恨綿綿無絕期。對於戲中的瑤瑤，恨字里頭更多是悔意吧，世上最痛的莫過於明白得太晚，追悔莫及。

時間定格在昏黃的燈光下，幽暗的林蔭道深處，沒有音樂的華爾茲，從這里開始由這里收場。喜歡電視劇的拍攝手法，特寫的路燈，石庫門房子上空飛翔的白鴿，不斷交錯出現的黑白鏡頭，以及手風琴伴奏的圓舞曲，一連串簡單的上海的符號是過去的終結，也是未來的開始。時光轉瞬幾十年，卻似過了翻天覆地的幾個世紀。每每看到坐在沙發上看報紙的外婆，想著，這樣的時光不正是她一生所經歷？對於那個時代，她又是怎麼認為？而她似乎早已經不記得了，只好由得我們這些現代人憑著自己的理解去猜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