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洛克的教育作用觀和教育目的觀
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17世紀英國唯物主義經驗論的巨子，著名的教育思想家。 洛克出身於一個鄉村律師家庭，父親信奉清教，曾站在國會軍方面參加過英國內戰。洛克幼時受過嚴格的家庭教育，1646年入威士敏斯特中學受古典主義教育，1652年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學習，1656年畢業後留校。曾先後擔任希臘文、修辭學和倫理學等科目的教師。1665年，洛克離開牛津大學，被任命為英駐德公使館秘書，翌年歸國，結識了艾希利勛爵(即後來的莎夫茨伯利伯爵)，擔任他的秘書兼家庭教師和醫師。
洛克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終結時期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在1688年以後發表的。如其政治學巨著《政府論》和關於宗教信仰的著作《論宗教寬容的書信》發表於1689年，而哲學名著《人類理解論》則是在1690年出版的。這些著作都是論證1688年階級妥協，為君主立憲製作辯護的。因而，恩格斯曾說：洛克「是1688年階級妥協的產兒」（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5頁）。洛克思想中的這個基本特點，在其教育思想中也表現得極為明顯。
在知識和觀念的起源問題上，洛克反對天賦觀念論，指出，人之初生，心靈猶如「一張白紙，上面沒有任何記號，沒有任何觀念」（洛克：《人類理解論》，《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240頁）。觀念既非生來俱有，那麼心靈是怎樣獲得那麼多觀念的呢?洛克說：「我用一句話來答復這個問題，是從經驗得來的。」（洛克：《人類理解論》，《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240頁）他斷定「凡是存在理性中的，都已先存在於感覺中」 （洛克：《人類理解論》，《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240頁），一切知識都導源於感覺。
洛克把人們的全部觀念歸之於憑借感覺經驗得來，這無疑是唯物主義的。但他並沒有把它貫徹到底。他認為，人的觀念除來源於感覺，即外部經驗外，還來自於諸如知覺、思維、懷疑、信仰、推論、認識、意願等心理活動，即內部經驗。他說：「我們的心理活動是觀念的另一個來源……當這些心理活動為靈魂反省和審查時，便供給理解以另一套觀念；這一套觀念是不能從外物取得的」（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第56頁）。洛克不理解心理活動也是離不開感覺經驗的，不認識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的內在聯系，從而把內部經驗作為與外部經驗並列的認識來源，這就陷入「二重經驗論」，保留了唯心論的成分。
洛克在認識論上的不徹底性，還表現在他對上帝的看法上。他否認上帝的觀念是天賦的，用幼兒沒有上帝觀念，許多無神論者根本否認上帝的存在，不少民族不知上帝為何物等事例加以論證。但他並不是無神論者，仍然承認上帝的存在，認為對世界事物的認識和理解，除了人們的心智能力外，「我們對於其他精神的最明白和最大的發現都是上天以默示的方法給予我們的」（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第111頁），把「神啟」也看作認識的來源，這顯然是唯心的。
洛克的紳士教育是有其淵源的，文藝復興時期發端於義大利的人文主義教育，雖仍帶有貴族色彩，但它注重健康體魄的鍛煉、舉止儀態的修養、實用知識的掌握，這種德智體並重，造就身心和諧發展的人的新教育，較之中世紀培養出世僧侶和封建貴族的舊教育前進了一大步。因而它伴隨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的普遍興起，迅速傳播到其他國家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教育漫話》原為洛克與其友人愛德華·葛拉克討論教育問題的通信，1688年後，為了幫助英國上流社會家庭用「最容易」、「最簡捷」的方法培養青年紳士，洛克把信札加以編輯，於1693年公開發表，成為一本教育專著。
洛克從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高度評價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他把兒童天性喻為沒有痕跡的白板或柔軟的蠟塊，可以任人隨心所欲地塗寫或塑造。在他看來，一個人所以成為這樣或那樣，決不是先天秉賦所決定的，而是後天教育的結果。他說：「憑著天賦的才力」和體質「做出偉大的事業」的人，或許會有，但為數極少。從現實生活看，在人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教育：「我敢說我們日常所見的人中，他們之所以或好或壞，或有用或無用，十分之九都是他們的教育所決定的。人類之所以千差萬別，便是由於教育之故」（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4頁）。
洛克關於人之千差萬別取決於教育的論斷，顯然過高估計了教育的作用，沒有認識到遺傳、教育、環境在人的發展中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但是他反對天賦觀念，強調人不是生來就有優劣之分，而是受教育後才有好壞之別，這一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它沉重地打擊了封建貴族為維護等級差別而鼓吹的遺傳決定論，為資產階級要求政治平等、教育民主提供了理論根據。此外，它對18世紀的法國唯物思想家也發生了深刻影響，成為愛爾維修的教育萬能論的思想淵源。
洛克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紳士。他說：「紳士需要的是實行家的知識，合乎他的地位的舉止，同時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為國內著名的和有益國家的一個人物」（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78頁）。他既要有健壯的身體，又要有「德行、智慧、禮儀和學問」。實際上，就是具有清晰的理智和堅強的意志，掌握經營工商業的知識與技能，儀態高雅，舉止適度，通曉世故人情，善於處理公私事務，勤奮勇敢，既能滿足個人幸福生活需要，又能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資產階級事業家。這個教育目的反映出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培養新人的理想，與封建教育培養目標相比是進步的。但洛克的教育目的仍然保有封建貴族精神面貌的殘跡，表現了他的妥協性。
洛克認為，紳士的培養決不能通過學校教育。因為第一，當時上層子弟進的文法學校是古典主義的，青年紳士「只能學得一點點希臘文和拉丁文」，不能學到治事處世的膽識與方法；第二，學校里的學生良莠不齊，成分復雜，讓小紳士和那些沒有教養的孩子交接，就會與之同流合污，性格變得乖戾、粗魯；第三，學生人數太多，教師難以進行個別的細致考察，必然影響良好品格的形成。因此，洛克極力主張凡是請得起導師的家庭應不惜重金聘請具有嚴謹的性格、良好的禮儀、豐富的社會實際經驗、較好的文化教養的人作為導師，對子弟施以個別教育，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洛克說：「導師較之學校里的任何人必定更能使他的兒子舉止優雅，思想剛毅，同時又能知道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合適的，而且學習也更容易，成熟也更迅速」（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51頁，4頁，5頁，23頁）。
洛克出於對當時英國學校中重視古代語文、輕視實際知識，重視形式、輕視內容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不滿，對學校採取了否定態度，這當然有其客觀原因，但也暴露了他對學校教育的輕視，對上流社會舊傳統的偏愛。洛克的保守立場在這里也有所反映。
洛克認為干練的事業家，必須受到身體、道德、智力等多方面的訓練。他從經驗論出發極為重視訓練的作用，成為蒙台涅之後倡導訓練主義最積極的教育家。
洛克十分重視體育，因為健康的身體是滿足個人幸福，獲得事業成功的前提條件。他說：「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這是對於人世幸福一種簡短而充分的描繪」（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51頁，4頁，5頁，23頁）。又說：「我們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須先有健康；我們要能忍耐勞苦，要能出人頭地，也必須先有強健的身體」（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51頁，4頁，5頁，23頁）。
怎樣才算「強健的身體」?洛克說：「身體強健的主要標准在能忍耐勞苦」 （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51頁，4頁，5頁，23頁）。據此，他堅決反對上流社會對兒童的嬌生慣養，主張自幼開始就鍛煉身體。
洛克嫻於醫理，並有實踐經驗，他從醫學理論出發，詳細論述了養護和鍛煉兒童健康的一系列問題。
洛克指出，兒童的衣服宜寬大，以免束縛身體，影響發育。不論冬夏，衣著都不可過暖，使之習慣於氣候的變化，經得起嚴寒酷暑的考驗。兒童常戴帽子實有害身體健康，「腦袋戴得溫溫暖暖是最容易惹起頭痛、傷風、發炎、咳嗽等等疾病的」（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6頁，13頁，19頁），所以，白天晚上最好都不戴帽子。
常用冷水洗腳、洗澡是鍛煉身體的好方法，它可以使衰弱者恢復健康，健康人增加體質和適應能力。
在飲食方面應粗食淡飲。洛克反對風靡當時上流社會的精食主義，主張多用牛乳、乳羹、稀粥、麵包等，少吃或不吃肉類；禁用酒類或烈性飲料；飲食應有節制，用餐不宜定時，以適應開拓事業的需要。洛克強調培養節制精神，他說：「這種節制的精神無論在健康方面，在事業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6頁，13頁，19頁）。
睡眠能增進兒童的生長與健康，應讓兒童有充分的睡眠，並養成早睡早起，睡醒即起的良好習慣。兒童的卧床應是堅硬的，寢具應為棉絮，以鍛煉其身體，洛克認為孩子睡在羽絨被褥里，必將消融其體魄，那簡直是「虛弱的原因，短命的先兆」（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6頁，13頁，19頁）。
洛克重視游泳及戶外活動，認為兒童常在冷水中游泳，常嬉戲於戶外寬闊的場所，呼吸清新空氣，他的身體會越來越強壯的。
此外，洛克還認為兒童稍大還要學習擊劍、騎馬，以鍛煉身體；學習園藝、手工，以解除精神疲勞，增進身體健康。
洛克關於體育的一系列論述，今天看來雖不無失當之處，但他的「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的論斷，是唯物的、正確的。體育的鍛煉主義也有可吸取的地方，具體的方法更有不少可資借鑒。
在洛克的紳士教育理論體系中，德育居於首要地位。因為，在他看來，德行是一個紳士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品質。他說：「我認為在一個人或者一個紳士的各種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是最不可缺少的；他要被人看重，被人喜愛，要使自己也感到喜悅，或者也還過得去，德行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如果沒有德行，我覺得他在今生來世就都得不到幸福」（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 漫話》，第119～120頁，53頁，51頁，23頁，32頁），而「德行愈高的人，其他一切成就的獲得也愈容易」（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 漫話》，第119～120頁，53頁，51頁，23頁，32頁）。因此，他強調只有「把子弟的幸福奠定在德行與良好的教養上面，那才是唯一可靠的和保險的辦法」（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 漫話》，第119～120頁，53頁，51頁，23頁，32頁）。
什麼是德行?洛克站在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立場上，否定天賦道德原則，認為凡是給個人帶來快樂和幸福的行為就是善，反之，凡是給人帶來痛苦和不幸的行為就是惡。可是，人類本性有種傾向，就是耽嗜眼前的膚體之樂，而不考慮長遠的快樂和幸福。因而，常常是尋歡作樂，放盪不羈，缺乏進取精神，失去對事業的責任感，以至碌碌無為，潦倒終身，得不到真正的快樂與幸福。洛克認為這是一個紳士所必須戒除的。
基於上述思想，洛克把服從理智的指導，剋制慾望的能力作為道德的基礎。他說：「一切道德與價值的重要原則及基礎在於：一個人要能剋制自己的慾望，要能不顧自己的傾向而純粹順從理性所認為最好的指導，雖則慾望是在指向另外一個方向」（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 漫話》，第119～120頁，53頁，51頁，23頁，32頁）。洛克指出：「大凡不能剋制自己的嗜欲，不知聽從理智的指導而摒絕目前的快樂或痛苦的糾纏的人，他就缺乏一種德行與努力的真正原則，就有流於一無所能的危險」（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 漫話》，第119～120頁，53頁，51頁，23頁，32頁）。因此，洛克要求及早培養服從理性，自我剋制的能力。當兒童剛有知識，剛能懂事的時候就要著手把這關繫到他未來快樂與幸福的「真正基礎」，「打進他們的心裡」。
「一個紳士的第二種美德是良好的禮儀」（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24頁，125頁，72頁，25頁，28頁）。禮儀是一個有教養的紳士不可缺少的品質。洛克強調，作為一個紳士，「容貌、聲音、言詞、動作、姿勢以及整個外表的舉止都要優雅有禮」（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24頁，125頁，72頁，25頁，28頁）；他既不「忸怩羞怯」，局促不安，也不行為不檢，輕漫無禮；既尊重別人，也不輕視自己；謙遜溫和，明達事理，給人以好感，與人合得來。洛克認為禮儀「具有效用」，它可以使一個紳士「獲得一切和他接近的人的尊重與好感」，在社會活動中取得成功。洛克說：「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種寶藏，但是使它們生出光彩的則是良好的禮儀」（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24頁，125頁，72頁，25頁，28頁），所以也應自幼加以培養。
道德品質的培養和身體一樣也需要鍛煉，只有通過行為訓練，人的精神才能保持正常，「使它的一切舉止措施，都合乎一個理性動物的高貴美善的身份」。
如何訓練?洛克提出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方法。
(1)及早實踐。洛克認為「及早實踐」是培養服從理智、自我剋制力的有效方法。他說：「我覺得一切德行與美善的原則當然在於克制理智所不容許的慾望的能力。這種能力的獲得和增進靠習慣，而使這種能力容易地、熟練地發揮，則靠及早實踐」（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24頁，125頁，72頁，25頁，28頁）。兒童自出生起，就應嚴加管束，使之習慣於克制自己的慾望。
克制慾望，並不是讓兒童摒棄一切慾望，而是使其放棄不合理的要求。因為「我們人類在各種年齡階段有各種不同的慾望，這不是我們的錯處；我們的錯處是在不能使我們的慾望接受理智的規范與約束」（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24頁，125頁，72頁，25頁，28頁），即缺乏管束慾望的能力和剋制慾望的功夫。所以父母與教師既不可因孩子的哭泣懇求而滿足其不合理的「想望」，又應該對他們的合理要求給予適當的滿足。洛克說：「兒童究竟是兒童」，「他們應該作游戲，應該有玩具」（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28頁，33頁）， 不能希望他像議會裡面議員一樣有理智、懂規矩。洛克的這一思想表現了他對兒童的理解，是正確的。
(2)及早管教。洛克反對父母對子女的過失放縱不管的溺愛態度。他說，被溺愛的孩子必定學會打人罵人，剛愎自用，桀驁不馴，為所欲為，缺乏自我剋制能力。他根據兒童缺乏判斷力而又容易塑造的特點，主張在兒童極小的時候早早加以管教，幼時養成他們絕對服從父母意志的習慣，長大後就能服從自己理智的約束了。
洛克還指出，兒童固宜及早嚴加管束，但要寬嚴適度。兒童受過嚴的教育，雖可治好目前的任性，但會造成其心情沮喪、性格懦怯、精神抑鬱、意志消沉，反而帶來更大危害。他反對體罰，認為這是一種奴隸式的管教，只能養成奴隸式的脾氣。當「教鞭威迫著的時候，兒童是會屈服的，是會佯作服從的；可是一旦不用教鞭，沒人看見，知道不會受到處罰的時候，他便愈會放任他的本來的傾向」（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28頁，33頁）。
(3)獎懲得宜，培養羞恥心和榮譽感。洛克認為獎勵與懲罰是教育兒童的一種方法，但要施用得當。應注意避免用兒童心愛的東西，如漂亮的服飾、甘美的食品，獎勵兒童，討取他們的歡心，以免養成奢侈、驕傲、貪婪的心理，獎勵應重在培養榮譽感。榮譽感對兒童是最有力量的刺激，如當眾贊揚兒童良好行為，並加傳播，則他們就會尊重自己、約束自己，自覺地保持榮譽。
懲罰特別是體罰應盡少運用，因為它不利於使兒童變成「聰明、賢良、磊落的人」。假若偶爾非用不可則應該使兒童產生一種「出自衷心的羞恥心和不願見惡於人的畏懼心」（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這樣才能產生約束兒童行為不越出正軌的作用。
(4)說理和規則。洛克認為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兒童一到懂話的時候就懂得道理了。所以「說理是對待兒童的真正辦法」。「無論什麼應守的德行，應戒的過失，他們無不可以用理說服」（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說理必須照顧兒童的年齡特點，應措詞明白，道理易懂，適合兒童的理解能力，切忌「長篇大論的說教和富有哲學意味的辯難」（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因為，這些只能使兒童迷惑不解，決不能打動他們的心靈。
說理的同時，還可提出一些規則，使兒童有遵循的依據。但所訂規則不宜過多，以便兒童記憶。確立之後就應利用一切機會，甚至創造機會使之反復多次進行練習，養成習慣。洛克很重視習慣，認為一旦養成良好習慣，就不需要死記規則，自然做到了。
說理與教誡都應態度溫和，耐心誘導，絕不可聲色俱厲，氣勢洶洶，以免傷害他們的童心。
(5)榜樣。洛克認為，在各種教育方法中，榜樣是「最簡明、最容易而又最有效的辦法」 （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它的教育力量較之口頭上的說教要大得多。兒童具體地看到別人行為的優與劣、善與惡，「必能懂得更清楚，印象更深刻」（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成為吸引或阻止他模仿的力量。因而，最好把兒童「應該作或是應該避免的事情的榜樣放在他們的眼前」（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使之一目瞭然，知所去從。洛克說：「沒有什麼事情能像榜樣這么能夠溫和地而又深刻地打進人們的心裡」（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38頁，63頁，64～65頁）。
父母、導師是兒童的直接教育者，必須以身作則，示以模範，給兒童樹立良好的榜樣。家中的僕人，他們的行為對兒童的影響也很大，應當慎重選擇，否則將不堪設想。
此外，洛克還要求通過各種訓練培養兒童正直、同情、剛毅、勤敏等品德，通過朝夕祈禱、閱讀聖經，在心靈中「印上上帝的觀念」。
洛克把道德的基礎建立在追求個人快樂與幸福上面，這種個人功利主義道德觀，雖然服務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但較之宗教的禁慾主義道德是進步的。他重視理性，強調自我剋制，這反映了當時英國資產階級急欲開拓事業，走向世界市場的願望。在道德教育方法方面，洛克依據兒童的心理特點，提出許多有益的見解。而他把培養上帝觀念列入道德品德之中，則表現了他反宗教的不徹底性。
洛克從培養資產階級事業家的立場出發，認為學問固屬必要，但與德行相比卻居次要地位。他說：「讀書、寫字和學問，我也認為是必需的，不過不是主要的工作而已」（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33頁）。在洛克看來，學問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為它可以「作為輔助更重要的品質之用」，即有助於發展理性，增長才幹，處理事務。
基於上述思想，洛克認為知識教育的目的不只在於傳授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發展理解能力、思維能力，為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他說：「教育的事務……並不是使年輕人在任何一門科學上達到完善的程度，而是開放和安置他們的心，使他在需要專心於某種科學的時候，能夠很好地學習它」（洛克著：《關於理解的指導》，見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第89頁）。因此，他強調指出，教師應該記住：「他的工作不是要把世上可以知道的東西全都教給學生，而在使學生愛好知識，尊重知識，在使學生採用正當的方法去求知，去改進他自己」（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75頁，180頁）。洛克認為，只要學生的智力發展了，他就可以在浩如煙海的知識寶庫中觀察、探索、領會和掌握知識，使自己的聰明才智不斷得到發展。
為發展思維能力，在教學科目方面，他特別重視數學，認為凡是有時間有機會受教育的人，都應學習數學，這並不是要使所有的人都成為深奧的數學家，而是因為「研究數學一定會使人心獲得推理的方法；當他們有機會時，就會把推理的方法移用到知識的其他部分去」（洛克著：《關於理解的指導》，見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第87頁）。洛克強調數學能培養人的准確的、精密的推理能力，在探究和推理中鍛煉理解力，使人的思維愈益敏銳和靈活。
所學科目除應有助於發展思維能力者外，還應注重對培養紳士品格和日常生活有實際用處的知識。洛克說：「在全部教育上面，大部分的時間與努力都應花在日後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裡面最有結果、最常利用的事情上面」（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75頁，180頁）。為此，他提出了一個范圍廣泛的學科體系。具體為：閱讀、寫字、繪畫、語言、文法、本國語文、法文、拉丁文、算術、幾何、地理、天文、自然哲學、倫理學、年代學、歷史、法律、速記等等。此外，還要學習騎馬、擊劍、舞蹈等知識和技巧。
為了傳授知識，特別是為了發展智力，洛克提出了許多今天看來仍然頗有價值的教學方法。他認為教學首先應啟發兒童求學的慾望，激起讀書的興趣。為此，教師應向學生講明白學習的重要意義，使其認識到讀書是一種「光榮的、榮譽的」事情，主動要求受教。教學要從兒童的年齡特點出發，使讀書變得饒有趣味，從而產生一種輕快感和愉快感，如選用附有字母的玩具學習字母，再用印有動物名字的圖片學習拼音，而後選擇一本容易的有趣而又適合兒童能力的插圖書籍來學習閱讀，這樣寓學習於興趣之中，他們就會把「求學當成另外一種游戲或娛樂去追求」，「自己去要求學習」 （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63頁，165頁，134頁，135頁，107頁）。若非如此，縛之以種種約束，強力加以逼迫，他們必定毫無興趣，「一生一世憎惡書本，憎惡學問」（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63頁，165頁，134頁，135頁，107頁）。
其次，應鼓勵和培養兒童的好奇心。洛克認為：「兒童的好奇心……只是一種追求知識的慾望；所以應該加以鼓勵」（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63頁，165頁，134頁，135頁，107頁）。鼓勵好奇心的方法有：①按照兒童的年齡與知識的能量，認真地回答他們提出的一切問題；②當著兒童所敬重的人贊揚他們求取知識的慾望，並鼓勵年長的孩子把所學習的知識教給他的弟弟妹妹；③對問題的回答必須是真實的，全部應是「不可侵犯的真理」。否則，就會阻礙他們學習知識的興趣；④「故意使他們看到新奇的事物，使他們發生問題」（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10頁，148頁，149頁），引起他們的好奇心。洛克認定如果兒童的好奇心不斷得到鼓勵與培養，他們的推理能力和判斷能力就會得到發展，理智就會逐步完善。因而，父母與導師應特別注意培植兒童的好奇心。
再次，要集中和保持學生的注意力。洛克說，這是「教員的巨大技巧」。因為只有做到了這一點，學生才能專心地勤敏地接受知識，留下深刻的印象，學有所得，迅速進步。否則，教師的一切「紛擾忙碌」都會很少結果甚至沒有結果。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教師首先應盡量讓學生了解所學知識的用處。當兒童真正了解到懂得這些知識能做更多事情，並能勝過不懂這些知識的人時，他就會集中注意去學習。其次，教師態度應該慈愛、溫和。洛克認為，見異思遷，漫不經心，疏忽大意，思想混亂，「這都是兒童時期的自然的過失」。對此，教師「都是應該溫和地加以提醒，逐漸地去制服的」（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10頁，148頁，149頁）。絕對不可「惱怒與申斥」並舉，「責備與懲罰」交加。因為這樣會造成兒童恐怖的心理，而恐怖的心理是不能接受教導，增加知識的。洛克說，「你不能在一個戰栗的心理上面寫上平正的文字，正同你不能在一張震動的紙上寫上平正的文字是一樣的」（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10頁，148頁，149頁）。只有在學生與導師相處時思想上感到「安舒與自由」，只有當學生心理保持一種「安閑澄靜」時，他「才能接收新的知識，容受印象」（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10頁，148頁，149頁）。
第四，要從易到難，由簡到繁，從已知到未知，循序漸進。洛克根據人的認識是從簡到繁的特點，強調教學也應從易到難，由簡及繁，循序漸進。他說：「要從明白簡易的地方開始，一次教的分量越少越好，要等他們完全掌握了所教的材料，才可再教那門科學裡面的新材料」（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62頁，178頁）。又說：「應該從心理所已具有的知識入手，進而探求那些與它相鄰相關的知識，這樣推演下去，使它從事物的最簡單、最單純的可分的部分去達到它的目的」（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話》，第162頁，178頁）。教學如能這樣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地進行，兒童的「悟性就可以開發，思想就可以進展」。
洛克極為重視思想方法的訓練，認為良好的方法可以清除前進道路中的障礙，有助於掌握知識，領會事理。方法有多種，但主要的有二，即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和從特殊到比較一般的方法。他強調應該使學生在這兩種方法上都得到訓練。
洛克針對當時知識教育只重視強記硬背，忽視發展智力的嚴重弊端，提出在教學過程中提高人的心智能力較之獲得具體知識更為重要，強調知識教育不是給予學生「種種知識與知識寶藏，而是種種思維與思維的自由，是增進心的活動與能力而不是擴大心的所有物」（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第90頁）。這一思想在當時有著極大的進步意義，在教育
B. 急求美國海軍陸戰隊制服大幅照片！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68&TopicID=1336554
這是介紹軍帽的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51&Page=1&TopicID=1677475
這是制服手畫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4&TopicID=1953740
這是一次總軍士長交接晚會的
至於軍服的買賣,上面的論壇中很多地方都有,不過網上買賣風險很大,應認真考慮清楚
http://www.marlowwhite.com/
上面有不少制服圖可以參考
http://www.military-graphics.com/index.html
上面有許多美國的勛章和徽章介紹
C. 從第九頁開始寫一直寫到58頁58頁也寫一共寫了多少頁
因為是從第9頁開始寫，一直寫到58頁，58頁也寫了，也就是9-1=8頁沒寫，一共寫了58-8=50頁
D. 51幫忙怎麼申請
1.打開http:www.51.com進入申請51．com個人空間頁面．
2．在這里按要求填寫一些基本信息後你就可以點擊＂填寫＂進入申請頁面．
3．填寫相關信息，點擊提交注冊（提示注冊成功）．
4．點擊確定，回到51頁面（申請51網站成功）．
通過用戶名和密碼登陸你的51管理後台，完成你的網站建設．
E. 一本書一共51頁紅紅看了24頁，2天能看完嗎
沒有交代24頁是多少時間看的。若是1天
51-24乂2=3天，看不完。
若半天看的，肯定能看完。
F. 手工針織的文化、歷史、特點、弊端是什麼
通過生活方式的變遷，特別是服飾與文化的變遷。我們可以認識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歷程。
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淀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一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一句罵人話，要說一句「你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盪。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一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范，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一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徵，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一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麼，不穿什麼是個人行為，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慾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一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一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一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志》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志。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一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志，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志了，而這種民族標志，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志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而當代服飾的發展變化，異彩紛呈，想多遠方向發展。輕便，休閑成為市民服裝的主流，等級標志的服裝以及與其相配套的封建繁縟禮節也不見了。但各種各樣的制服還是很受人尊敬的。另外，伴隨社會經濟突飛猛進，人們收入水平提高，選美文化的影響等，現代人熱衷服裝獨特，鮮艷，創新。
中外服飾相互影響，傳統服飾與現代交融，也吸收了一些少數民族的服飾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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