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簡述抗菌葯物的作用機理和細菌耐葯性產生的機制
抗菌葯物的作用機理： 1.阻斷細菌細胞壁的合成 G+菌的粘肽層厚而緻密，G-菌的粘肽層薄而疏鬆。磷黴素、萬古黴素作用於細胞壁粘肽合成的早期，而β－內醯胺類主要作用於細胞壁粘肽層的晚期，使細菌無法合成細胞壁。 2.影響菌體蛋白質的合成 四環素作用於30S亞基，氯黴素、紅黴素、林可黴素作用於50S亞基，氨基糖甙類作用於蛋白質合成的全過程。 3.影響細菌細胞膜的通透性 多粘菌素與膜內磷脂結合，使細胞膜裂開，細胞內重要物質外漏和細菌死亡。多烯類主要與細胞膜上的麥角固醇結合，使細胞膜的通透性增加。咪唑類抑制真菌細胞膜中固醇類的生物合成而影響細胞膜的完整性。 4.影響葉酸的代謝 磺胺類、乙胺丁醇、異煙肼等 5.影響核酸代謝 喹諾酮類葯物作用於DNA螺旋酶，干擾DNA復制。氟胞嘧啶、利福平、呋喃妥因阻抑DNA和RNA合成。 耐葯性產生的機制 1. 產生滅活酶 2. 改變葯物作用的靶位 3. 降低細胞膜的通透性 4. 主動轉運泵作用 5. 細菌改變代謝途徑
Ⅱ 消滅結核病的抗菌素是如何誕生的
結核桿菌可是非常凶惡、頑固的，就連弗萊明發明的神奇的青毒素也拿它無可奈何。「發明出一種新的可以制服它的抗菌素！」許多醫學工作者在為這個目標進行著不懈的努力，美國細菌學家華斯曼就是其中勤勉的一個。
華斯曼准備了好幾百個培養皿，把結核菌接種在一個個培養皿上，然後又不辭勞苦地從世界各地採集了許許多多泥土標本。他知道土壤是微生物安居樂業的一個大本營，即使是米粒大小的一塊泥土，也會混雜有成千上萬的細菌和黴菌。華斯曼深信，在這么多泥土標本中，一定能夠找到一種可以消滅結核菌的抗菌素。
華斯曼把一份份泥土一一放在有結核菌生長著的培養皿里，然後每天觀察著培養皿上的變化，看看有哪一個培養皿里的結核菌會被泥土裡的黴菌所溶化。
已經有好幾百種土樣被試驗過了，居然毫無收獲。倔強的華斯曼又從南美洲、亞洲、澳洲和歐洲，取來了更多的泥土標本。經他分析過的泥土已累積到1000多份了。
1944年的一天，華斯曼終於在顯微鏡下看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溶菌現象，能夠殺滅結核菌的黴菌終究還是從泥土標本中找到了！華斯曼立即把它分離出來，經過一系列鑒定和分析，確定了這是一種灰色鏈黴菌，它所分泌的那種能夠抑制結核菌的抗菌素，就是鏈黴素。
過去，人們得了結核病只有死路一條，許多傑出的人士如魯迅、肖邦、別林斯基等，都是被它奪走生命的。現在，它不再是一種絕症，甚至不再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了——人類在征服結核病的接力賽中，完成了最重要的一環！以後，人們又發明了比鏈黴素更重要的葯物「雷米封」，這種特效葯品更使結核菌難以肆虐了。
Ⅲ 抗生素是誰製造出來的
這些能化險為夷、功不可沒的抗生素正是由放線菌產生出來的。據統計，目前全世界使用的抗生素葯品約有80％來自於放線菌。我們熟悉的鏈黴素是由一種叫灰色鏈絲菌的放線菌產生的，它對肺結核病非常有效。在福建省土壤中找到的龜裂鏈絲菌，它能產生巴龍黴素，是治療阿米巴痢疾和腸炎的特效葯。從山東濟南土壤中找到一種放線菌產生創新黴素，它最適宜治療大腸桿菌引起的各種感染。對燒傷病人防止致病菌感染的有小單孢菌產生的慶大黴素和由小金色放線菌產生的春雷黴素。由龜裂鏈絲菌產生的金黴素和四環素、委內瑞拉鏈絲菌產生的氯黴素以及許多鏈絲菌都能產生的新黴素可以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因為這些抗生素能抑制許多致病菌，所以又有廣譜抗菌素之稱。由紅鏈絲菌產生的紅黴素和在貴州土壤中分離的一種放線菌產生的萬古黴素常常用來治療其他抗生素醫治無效的疾病。由放線菌產生的克念菌素、制黴菌素能抑制致病的真菌。此外，放線菌產生的抗癌抗生素也已經應用於臨床。
Ⅳ 外科預防用抗菌葯物的選擇及給葯方法有哪些內容
外科預防用抗菌葯物的選擇及給葯方法：抗菌葯物的選擇視預防目的而定。為預防術後切口感染，應針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以下簡稱金葡菌）選用葯物。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或全身性感染，則需依據手術野污染或可能的污染菌種類選用，如結腸或直腸手術前應選用對大腸埃希菌和脆弱擬桿菌有效的抗菌葯物。選用的抗菌葯物必須是療效肯定、安全、使用方便及價格相對較低的品種。
給葯方法：接受清潔手術者，在術前0.5～2小時內給葯，或麻醉開始時給葯，使手術切口暴露時局部組織中已達到足以殺滅手術過程中入侵切口細菌的葯物濃度。如果手術時間超過3小時，或失血量大(>1500 ml)，可手術中給予第2劑。抗菌葯物的有效覆蓋時間應包括整個手術過程和手術結束後4小時，總的預防用葯時間不超過24小時，個別情況可延長至48小時。手術時間較短(<2小時)的清潔手術，術前用葯一次即可。接受清潔-污染手術者的手術時預防用葯時間亦為24小時，必要時延長至48小時。污染手術可依據患者情況酌量延長。對手術前已形成感染者，抗菌葯物使用時間應按治療性應用而定。
Ⅳ 抗生素是什麼葯啊
用途簡介
抗生素以前被稱為抗菌素，事實上它不僅能殺滅細菌而且對黴菌、支原體、衣原體等其它致病微生物也有良好的抑制和殺滅作用，近年來通常將抗菌素改稱為抗生素。抗生素可以是某些微生物生長繁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物質，用於治病的抗生素除由此直接提取外；還有完全用人工合成或部分人工合成的。通俗地講，抗生素就是用於治療各種細菌感染或抑制致病微生物感染的葯物。 重復使用一種抗生素可能會使致病菌產生抗葯性。之所以現在提出杜絕濫用抗生素此乃是原因之一。科學地使用抗生素是有的放矢。通常建議做細菌培養並作葯敏試驗，根據葯敏試驗的結果選用極度敏感葯物，這樣就避免了盲目性，而且也能收到良好的治療效果。
抗生素等抗菌劑的抑菌或殺菌作用，主要是針對「細菌有而人（或其它高等動植物）沒有」的機制進行殺傷，有4大類作用機理： 阻礙細菌細胞壁的合成，導致細菌在低滲透壓環境下膨脹破裂死亡，以這種方式作用的抗生素主要是β-內醯胺類抗生素。哺乳動物的細胞沒有細胞壁，不受這類葯物的影響。 與細菌細胞膜相互作用，增強細菌細胞膜的通透性、打開膜上的離子通道，讓細菌內部的有用物質漏出菌體或電解質平衡失調而死。以這種方式作用的抗生素有多粘菌素和短桿菌肽等。 與細菌核糖體或其反應底物（如tRNA、mRNA）相互所用，抑制蛋白質的合成——這意味著細胞存活所必需的結構蛋白和酶不能被合成。以這種方式作用的抗生素包括四環素類抗生素、大環內酯類抗生素、氨基糖苷類抗生素、氯黴素等。 阻礙細菌DNA的復制和轉錄，阻礙DNA復制將導致細菌細胞分裂繁殖受阻，阻礙DNA轉錄成mRNA則導致後續的mRNA翻譯合成蛋白的過程受阻。以這種方式作用的主要是人工合成的抗菌劑喹諾酮類（如氧氟沙星）。編輯本段政策規劃
我國現狀
中國是抗生素使用大國，也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年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出口3萬噸，其餘自用(包括醫療與農業使用)，人均年消費量138克左右(美國僅13克)。 據2006~2007年度衛生部全國細菌耐葯監測結果顯示，全國醫院抗菌葯物年使用率高達74%。而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如此大規模地使用抗生素，在美英等發達國家，醫院的抗生素使用率僅為22%~25%。中國的婦產科長期以來都是抗生素濫用的重災區，上海市長寧區中心醫院婦產科多年的統計顯示，目前青黴素的耐葯性幾乎達到100%。而中國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則高達70%，其中外科患者幾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達97%。 另據1995~2007年疾病分類調查，中國感染性疾病佔全部疾病總發病數的49%，其中細菌感染性佔全部疾病的18%~21%，也就是說80%以上屬於濫用抗生素，每年有8萬人因此死亡。這些數字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濫用抗生素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政策提出
2011年4月7日是世界衛生日，首屆合理用葯大會在這一天召開，恰好契合了世界衛生日的主題——「抵禦耐葯性：今天不採取行動，明天就無葯可用」。從相關部門獲悉，目前北京共有協和醫院、積水潭醫院、宣武醫院、人民醫院、北醫三院等首批20家三級和二級醫院正在參與處方集中點評。重點監測內容就是抗生素的使用情況。 市衛生局去年成立了北京市醫療機構葯事管理專家委員會，委員會下面分為8個工作組，包括處方點評組、葯事管理組、抗菌葯物與細菌耐葯監測組、合理用葯與葯品不良反應監測組、中葯組、葯品質量管理組、臨床葯學組、學科建設與葯學研究組。 其中，處方點評組的專家委員將每月收集二三級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處方點評數據。二三級醫院每個月要隨機抽樣100張處方，進行數據分析，包括注射劑占門診處方的比例，抗生素占門診處方的比例，每張處方平均用葯數量，每張處方平均金額等。這些數據需要上報專家委員會。 此次處方集中點評的重點監測對象是抗生素，尤其是衛生部限制使用的特殊管理類抗生素，如萬古黴素，按照國家規定需要由高級職稱的醫師開具處方，必要時還需要院內會診，因此在處方集中點評時將會備受專家關注。 原則上，目前三級醫院的門診處方中，抗生素用量一般占整張處方用葯量的15%左右。如果某些醫療機構對抗生素的用量大大超出平均水平，將被公示和干預。此外，專家委員會還將定期對全市的各種抗生素用葯進行大排名，輔助治療的抗生素用葯或中葯注射劑如果位列前十名，即說明醫療機構存在不合理用葯問題，將被干預和調整。 為了扭轉濫用抗菌素的現狀，世衛組織今年推出了6項政策一攬子計劃，包括與社會多方合作並制定國家計劃、加強監測和實驗室能力、確保有質量保證的基本葯物的連續可及、減少抗菌素在食用動物中的使用、強化感染預防與控制、支持創新和研發新工具等。 與此同時，衛生部也把抗菌素葯品的使用作為考核醫院政績和工作的重要指標，並將組織全國性的督導行為，對於違紀違規的醫院、醫生採取嚴厲措施。如果有些醫療機構不執行衛生部相關規定，可能被降級。編輯本段發現歷史
很早以前，人們就發現某些微生物對另外一些微生物的生長繁殖有抑製作用，把這種現象稱為抗生。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終於揭示出抗生現象的本質，從某些微生物體內找到了具有抗生作用的物質，並把這種物質稱為抗生素，如青黴菌產生的青黴素，灰色鏈絲菌產生的鏈黴素都有明顯的抗菌作用。所以人們把由某些微生物在生活過程中產生的，對某些其他病原微生物具有抑制或殺滅作用的一類化學物質稱為抗生素。由於最初發現的一些抗生素主要對細菌有殺滅作用，所以一度將抗生素稱為抗菌素。但是隨著抗生素的不斷發展，陸續出現了抗病毒、抗衣原體、抗支原體，甚至抗腫瘤的抗生素也紛紛發現並用於臨床，顯然稱為抗菌素就不妥，還是稱為抗生素更符合實際了。抗腫瘤（antineoplastic) 抗生素的出現，說明微生物產生的化學物質除了原先所說的抑制或殺滅某些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之外，還具有抑制癌細胞的增殖或代謝的作用，因此現代抗生素的定義應當為：由某些微生物產生的化學物質，能抑制微生物和其他細胞增殖的物質叫做抗生素。
抗生素分子式
1929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在培養皿中培養細菌時，發現從空氣中偶然落在培養基上的青黴菌長出的菌落周圍沒有細菌生長，他認為是青黴菌產生了某種化學物質，分泌到培養基里抑制了細菌的生長。這種化學物質便是最先發現的抗生素--青黴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萊明和另外兩位科學家經過艱苦的努力，終於把青黴素提取出來製成了制服細菌感染的物資葯品。因為在戰爭期間，防止戰傷感染的葯品是十分重要的戰略物資。所以，美國把青黴素的研製放在同研製原子彈同等重要的地位。1943年，這個消息傳到中國，當時還在抗日後方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微生物學家朱既明，也從長霉的皮革上分離到了青黴菌，並且用這種青黴菌製造出了青黴素。 1947年，美國微生物學家瓦克斯曼又在放線菌中發現、並且製成了治療結核病的鏈黴素。 從那時到現在，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科學家已經發現了近萬種抗生素。不過它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毒性太大，適合作為治療人類或牲畜傳染病的葯品還不到百種。後來人們發現，抗生素並不是都能抑制微生物生長，有些是能夠抑制寄生蟲的，有的能夠除草，有的可以用來治療心血管病，還有的可以抑制人體的免疫反應，可以用在器官移植手術中。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科學家們把抗生素的范圍擴大了，給了一個機關報的名稱，叫做生物葯物素。編輯本段使用歷史
1877年，Pasteur和Joubert首先認識到微生物產品有可能成為治療葯物，他們發表了實驗觀察，即普通的微生物能抑制尿中炭疽桿菌的生長。 1928年，弗萊明爵士發現了能殺死致命的細菌的青黴菌。青黴素治癒了梅毒和淋病，而且在當時沒有任何明顯的副作用。 1936年，磺胺的臨床應用開創了現代抗微生物化療的新紀元。 1944年在新澤西大學分離出來第二種抗生素鏈黴素，它有效治癒了另一種可怕的傳染病：結核。 1947年出現氯黴素，它主要針對痢疾、炭疽病菌，治療輕度感染。 1948年四環素出現，這是最早的廣譜抗生素。在當時看來，它能夠在還未確診的情況下有效地使用。今天四環素基本上只被用於家畜飼養。 1956年禮來公司發明了萬古黴素被稱為抗生素的最後武器。因為它對G+細菌細胞壁、細胞膜和RNA有三重殺菌機制，不易誘導細菌對其產生耐葯。 1980年代喹諾酮類葯物出現。和其他抗菌葯不同，它們破壞細菌染色體，不受基因交換耐葯性的影響。 1992年，這類葯物中的一個變體因為造成肝腎功能紊亂被美國取締，但在發展中國家仍有使用。編輯本段用途簡介
抗生素以前被稱為抗菌素，事實上它不僅能殺滅細菌而且對黴菌、支原體、衣原體等其它致病微生物也有良好的抑制和殺滅作用，近年來通常將抗菌素改稱為抗生素。抗生素可以是某些微生物生長繁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物質，用於治病的抗生素除由此直接提取外；還有完全用人工合成或部分人工合成的。通俗地講，抗生素就是用於治療各種細菌感染或抑制致病微生物感染的葯物。 重復使用一種抗生素可能會使致病菌產生抗葯性。之所以現在提出杜絕濫用抗生素此乃是原因之一。科學地使用抗生素是有的放矢。通常建議做細菌培養並作葯敏試驗，根據葯敏試驗的結果選用極度敏感葯物，這樣就避免了盲目性，而且也能收到良好的治療效果。編輯本段殺菌作用
作用機制
抗生素殺菌作用主要有4種機制：抑制細菌細胞壁的合成、與細胞膜相互作用、干擾蛋白質的合成以及抑制核酸的轉錄和復制抑制。
殺菌過程
抑制細胞壁的合成 抑制細胞壁的合成會導致細菌細胞破裂死亡，以這種方式作用的抗菌葯物包括青黴素類和頭孢菌素類，哺乳動物的細胞沒有細胞壁，不受這些葯物的影響。細菌的細胞壁主要是肽聚糖，而合成肽鏈的細胞器為核糖體，核糖體是細菌的唯一細胞器。 但是使用頻繁會導致細菌的抗葯性增強。 這一作用的達成依賴於細菌細胞壁的一種蛋白，通常稱為青黴素結合蛋白（PBPs），β內醯胺類抗生素能和這種蛋白結合從而抑制細胞壁的合成，所以PBPs也是這類葯物的作用靶點。 與細胞膜相互作用 一些抗菌素與細胞的細胞膜相互作用而影響膜的滲透性，這對細胞具有致命的作用。以這種方式作用的抗生素有多粘菌素和短桿菌素。 干擾蛋白質的合成 干擾蛋白質的合成意味著細胞存活所必需的酶不能被合成。干擾蛋白質合成的抗生素包括福黴素（放線菌素）類、氨基糖苷類、四環素類和氯黴素。 抑制核酸的轉錄和復制抑制 核酸的功能阻止了細胞分裂和/或所需酶的合成。以這種方式作用的抗生素包括萘啶酸和二氯基吖啶。編輯本段使用說明
使用原則
臨床應用抗生素時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一）嚴格掌握適應證凡屬可用可不用的盡量不用；而且除考慮抗生素的抗菌作用的針對性外，還必須掌握葯物的不良反應和體內過程與療效的關系。 （二）發熱原因不明者不宜採用抗生素除病情危重且高度懷疑為細菌感染者外，發熱原因不明者不宜用抗生素，因抗生素用後常使致病微生物不易檢出，且使臨床表現不典型，影響臨床確診，延誤治療。
Ⅵ 抗菌葯物的作用機制
抗菌葯物作用主要是通過干擾病原微生物的生理生化代謝過程產生抗菌作用。1、抑制細菌細胞壁合成：青黴素與頭孢菌素類均能抑制胞壁粘肽合成酶（包括轉肽酶、羧胎酶、內肽酶），從而阻礙細胞壁肽聚糖的合成，使細胞壁缺損，菌體破裂死亡。2、抑制細胞膜功能：通過抑制細胞膜功能發揮抗菌作用的抗生素，主要包括兩性黴素B、多粘菌素和制黴菌素等。這類抗生素使細胞膜的完整性遭到破壞，大分子和離子從細胞內向細胞外泄漏，細胞受到損傷而導致細菌死亡。3、抑制或干擾細菌細胞蛋白質合成：抑制蛋白質合成的抗生素主要有氨基糖苷類、四環素類、大環內酯類和氯黴素類等。這類抗生素各自結合到細菌核糖體70S的30S亞基或50S亞基上，阻斷肽鏈形成復合物的始動、錯讀或干擾新的氨基酸結合到新的肽鏈上等，作用於蛋白質生物合成環節的某一部位，產生抑菌甚至殺菌的作用。4、抑制核酸合成的抗菌葯物主要有喹諾酮類、磺胺類及其增效劑等。喹諾酮類抗菌葯物是有效的核酸合成抑制劑，其抑制DNA螺旋酶（拓撲異構酶Ⅱ），阻礙DNA生物合成，從而導致細菌死亡；磺胺類葯物為對氨基苯甲酸（PABA）的類似物，可與其競爭二氫葉酸合成酶，阻礙葉酸的合成；磺胺增效劑三甲氧苄氨嘧啶抑制細菌的二氫葉酸還原酶，阻止四氫葉酸的合成，兩者合用，依次抑制二氫葉酸合成酶和還原酶，起到雙重阻斷，抗菌作用增強。
Ⅶ 抗菌素產生廣泛耐葯性的原因
"一般認為,一種葯物在臨床應用二年內就發生耐葯者, 繼續使用耐葯性可繼續存在或進一步發展;若二年內未發生耐葯者, 即使長期使用也不會發生耐葯現象。"
抗微生物葯物耐葯性的產生與對策
（全軍抗感染葯物臨床應用培訓班講稿 孫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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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葯性(resistance) 又稱抗葯性,是微生物對抗微生物葯物的相對抗性。微生物產生耐葯性是自然界的規律。生物進化論早就指出 「適者生存」 。即微生物耐葯性的產生,是耐葯基因長期進化的必然結果, 並非在抗微生物葯物問市之後才出現。大千世界，有矛就有盾, 有抗微生物葯物就一定有對抗微生物葯物的耐葯性存在。一種新耐葯菌株的出現, 也必然會有一種制服它的新葯產生。同樣,人類也是在與大自然不斷斗爭中求生存獲發展的。微生物產生耐葯性並非都是壞事, 如人體內正常菌叢,其產生的耐葯性在保護自身的同時,也能確保不易發生菌群失調, 不給真菌等條件致病菌以可乘之機。
微生物耐葯性的特點
耐葯性分為：固有耐葯性、獲得耐葯性、多重耐葯性以及交叉耐葯性。固有耐葯性也稱天然耐葯性（natural resistance）或內源性耐葯性（Intrinsic resistance）,它決定抗菌葯的抗菌譜。耐葯基因一是由染色體編碼介導, 即DNA或RNA突變所致，前者如喹諾酮類對大腸桿菌耐葯,;後者如利福平對結核桿菌耐葯。其特點是發生率較低(1/105~109) 。另一是由質粒(plasmid, 又稱R-質粒)介導, 特點是方式多(轉化、轉導、結合及易位) ,發生率高, 通常表現在產生失活酶或修飾酶而耐葯, 在抗生素年代以前就有質粒存在, 但很少攜帶耐葯基因, 自抗菌葯使用以來, 質粒己成為捕獲或傳播耐葯基因的最佳載體,。此外, 質粒中的許多耐葯決定簇曾源於其他菌種的染色體基因, 如質粒介導的SHV型β-內醯胺酶就是來自肺炎克雷白桿菌染色體。耐葯基因不僅可垂直傳給子代；更重要的是可在不同微生物的種屬間進行水平傳播，從而給臨床治療帶來重重困難。當前細菌耐葯形勢日趨嚴重,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迄今為止,幾乎所有致病微生物和非致病(條件)微生物或多或少均有耐葯株, 其中典型的耐葯菌主要有：1961年的對b-內醯胺類抗生素耐葯的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1967年和1992年的對b-內醯胺類抗生素耐葯的耐青黴素肺炎球菌（PRSP），1986年的對糖肽類抗生素耐葯的耐糖肽腸球菌（GRE）和同年發現的對糖肽類抗生素耐葯的耐萬古黴素腸球菌（VRE），1990年對β-內醯胺類抗生素耐葯的b-內醯胺酶陰性耐氨苄西林流感嗜血桿菌（BLNAR），1991年的產金屬b-內醯胺酶的嗜麥芽窄食單胞菌、銅綠假單孢桿菌和沙雷菌（MBL），1992年的耐全部抗結核葯的耐多葯結核桿菌（MDR-TB），1997年的耐糖肽類抗生素的耐糖肽金葡菌（GISA），1998年的耐包括三代頭孢、單環類在內的大多數β-內醯胺類抗生素的超廣譜酶（ESBLs，40多種細菌可以產生）的革蘭陰性菌。2002年10月又發現耐萬古黴素的金葡菌（VRSA）。
獲得性耐葯性(acquired resistance) 是指以前敏感以後變為耐葯者, 即微生物接觸抗微生物葯物後, 由於遺傳基因的變化、生存代謝途徑的改變而產生的耐葯性。依據耐葯程度的不同, 獲得性耐葯性可分為相對耐葯性(又稱中間耐葯性)和絕對耐葯性(又稱高度耐葯性), 前者是在一定時間內MIC逐漸升高, 後者則是由於突變,即使高濃度亦無抗菌活性,如耐慶大黴素的銅綠假單胞菌。根據來源不同,又將獲得性耐葯性分為社會獲得性耐葯性和醫院獲得性耐葯性, 後者更多更難治療。常見醫院獲得性耐葯菌株為：MRSA和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對萬古黴素敏感性降低的葡萄球菌、耐萬古黴素腸球菌（VRE）、多重耐葯菌有假單孢菌、克雷白桿菌屬以及腸桿菌屬；常見社會獲得性耐葯菌株有產b內醯胺酶的大腸桿菌屬、嗜血桿菌以及耐阿莫西林的卡他莫拉菌，耐葯肺炎球菌，多重耐葯結核桿菌、沙門菌屬、志賀菌屬、彎麴菌屬以及耐青黴素淋病奈瑟菌屬。臨床上,還根據抗微生物葯物發生耐葯性的可能性,分為高耐葯可能性葯物和低(或無)耐葯可能性葯物, 前者臨床應限制使用, 如氨苄西林、羧苄西林、慶大黴素、四環素、環丙沙星、頭孢他啶以及萬古黴素; 後者臨床可不限制或優先使用, 如哌拉西林、阿米卡星、多西環素、喹諾酮類(除環丙沙星外)、三代頭孢菌素、頭孢吡肟以及美羅培南等
多重耐葯性(multiple resistance, MDR) 系指同時對多種常用抗微生物葯物發生的耐葯性, 主要機制是外排膜泵基因突變, 其次是外膜滲透性的改變和產生超廣譜酶。最多見的是革蘭陽性菌的MDR-TB和MDR-MRSA, 以及常在ICU中出現的鮑曼不動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僅對青黴烯類敏感; 嗜麥芽窄食單胞菌幾乎對復方新諾明以外的全部抗菌葯耐葯。MDR的出現決定了聯合用葯的必然; MDR菌株的高頻率出現, 意味著抗微生物葯物時代即將結束。
交叉耐葯性(cross resistance) 是指葯物間的耐葯性互相傳遞, 主要發生在結構相似的抗菌葯物之間。如目前大腸桿菌對喹諾酮類的交叉耐葯率巳超過60%。此外,有些抗菌葯在體外葯敏試驗呈耐葯, 但在體內仍具抗菌活性者, 稱為假性耐葯(pseudoresistance) 。
值得注意的是耐葯性的形成與用葯劑量大小、時間長短並非絕對相關, 如銅綠假單胞菌對頭孢吡肟和美羅培南迄今很少耐葯; 呋喃妥英己用50多年, 其敏感株仍末發現明顯耐葯。一般認為,一種葯物在臨床應用二年內就發生耐葯者, 繼續使用耐葯性可繼續存在或進一步發展;若二年內未發生耐葯者, 即使長期使用也不會發生耐葯現象。
微生物耐葯率不斷增加
全球性抗微生物葯物的大量應用和濫用, 無疑給微生物增加了極大的「抗菌壓力」, 促使耐葯菌株不斷地增加。在一般情況下, 只要減少這種壓力, 耐葯率就會降低。這就是為什麼因國家、地區、時間的不同而耐葯率有顯著差異的根本原因。為此, 不能照搬各國的抗微生物指南和教科書。
2001年李家泰等代表中國細菌耐葯監測研究組(BRSSG), 對1998~1999年從13家醫院分離的2081株致病菌進行敏感試驗, 結果,MRSA檢出率為27.55%,院內感染(HAI) 明顯高於社區感染(CAI), 分別為81.82%和21.84%;PRSP的檢出率為22.50%,對紅黴素為42.5%,對環丙沙星為65%,氧氟沙星為22.5%;未發現VRSA和VRE,;大腸桿菌對各種喹諾酮類呈交叉耐葯, 耐葯率高達60%。
2003年李家泰等代表BRSSG對2000~2001年從13家醫院分離的805株革蘭陽性菌, 結果,MRSA檢出率為37.4%,其中HAI的檢出率明顯高於CAI, 分別為89.2%和30.2%;MRSE為33.8%,PRSP為26.6%,屎腸球菌(AREF)對氨苄青黴素耐葯率為73.8%,遠高於對糞腸球菌的16.4%。但未發現耐萬古黴素的金葡菌、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以及腸球菌。說明MDR如MRSA、PRSP、AREF等耐葯狀況與1998~1999年監測結果相似。
另據我國國家細菌耐葯性監測中心和中國葯品生物製品檢定所2002年報告(6個省市、60餘家醫院)：對MRSA的平均耐葯率，1988年為34.8%，1999年為33.8%，2000年為29.7%,其中對慶大黴素的耐葯率為65.7%，氯黴素為44%，環丙沙星為73.7%,紅黴素為89.1%,復方新諾明為67%,四環素為61%,MDR為9.7%。在全球MRSA感染已成為醫院感染的代名詞；對表皮葡萄球菌，青黴素的耐葯率為92.5%，苯唑西林為69.5%,環丙沙星為45.9%，紅黴素為75.8%，慶大黴素為22.9%，氯黴素為38.2%，克林黴素為44%,四環素為55.4%，頭孢噻肟為8.7%，復方新諾明為73.9%；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耐葯率，青黴素為92.9%，苯唑西林為29.8%%,環丙沙星為36.4%，紅黴素為71.3%，慶大黴素為31.5%，氯黴素為24.2%,克林黴素為43.1%,復方新諾明為41.3%，四環素為47.5%，頭孢噻肟為26.5%;對腸球菌(屎、糞)的耐葯率，萬古黴素為11.2%~22%，環丙沙星為76.9%~78%，青黴素為63.6%~28.9%，四環素為69.9%~79.9%，氯黴素為46.7%~57.6%，慶大黴素(高濃度)為62.4%~50.5%；對VRE的耐葯率萬古黴素為100%，環丙沙星為56%，青黴素為42.3%，氨苄西林為46.2%，四環素為60.4%，氯黴素為58.1%，慶大黴素（高濃度）為33.3%；對PRSP的耐葯率青黴素為22.5%，苯唑西林為17.5%，頭孢呋欣為22.5%，環丙沙星為45%，紅黴素為40%,且對青黴素高度耐葯的PRSP常為MDR，；對銅綠假單孢菌的耐葯率, 1994年與2000年相比：阿米卡星由7.9%升至 14%，頭孢哌酮由12.9%升至22.1%，頭孢他啶由10.0%升至18.1%，環丙沙星由8.9%升至21.0%，慶大黴素由27.1%升至33.0%，哌拉西林由14.9%升至27.0%
；對多重耐葯的銅綠假單孢菌的耐葯率1994與2000年相比：雙重耐葯菌由10.8%升至15.3%，三重耐葯菌由4.5%升至11.6%，四重耐葯菌由4.1%升至9.3%；對沙門菌屬(包括傷寒、副傷寒、非傷寒)的耐葯率,1994~1997與1998~2000年相比：氨苄西林為4.4%~43.5%，氯黴素為0~28.3%，復方新諾明為16.7%~ 49.5%，四環素為0~50%，環丙沙星為0.6%~15.9%，頭孢噻肟為0.6%~14.6%，頭孢他啶為0~11.5%，頭孢曲松分別為0~0。
一項國際性研究, 包括歐洲四國(法、德、意、西) 、加拿大及美國,研宄了2000~2001年從實驗室分離的>125,000株革蘭陰性菌,對廣譜頭孢菌素的敏感性, 葯物主要為頭孢曲松、頭孢噻肟等7種頭孢菌素。結果, 大腸桿菌的敏感率>97%,高於環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奇異變形桿菌的敏感率>99%(除義大利為81%外); 克雷伯肺炎桿菌敏感率為86.6%~98.7%,催產肺炎桿菌敏感率為83.5%~99.7%;粘質沙雷藺和摩根變形桿菌的敏感率為85%~95%,高於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環丙沙星 ; 兩葯對陰溝腸稈菌和產氣腸桿菌敏感率稍差, 分別為56.8%~78.8%和48.2%~80.9%。作者認為, 在目前注射用廣譜頭孢菌素盡管己用了20年,但對多數臨床重要的革蘭陰性菌仍有很好療效。
王輝、陳民鈞代表中國醫院內病原菌耐葯監測網(1990年成立的一項全球性監測網路, 我國於1994年參加) ，對1994~2001年排名前五位的革蘭陰性菌（銅綠假單胞菌、大腸埃希菌、克雷伯菌屬、不動桿菌屬、腸桿菌屬以及嗜麥芽窄食單胞菌）的耐葯情況進行了研宄。累計42個城市、32所醫院ICU中的10,279株菌, 共觀察12種抗菌葯的敏感率。結果,歷年敏感率最高的是亞胺培南，7年間始終保持在84%-89%之間，平均為87%；其次是頭孢哌酮/舒巴坦（80%敏感），但它的敏感率從1994年的86%降至2001年的75%；阿米卡星為75%，與頭孢他啶75%、頭孢吡肟72%、哌拉西林/三唑巴坦71%相近。環丙沙星的敏感率巳從69%降至56%。其他抗生素的敏感率均不足50%，包括頭孢噻肟、替卡西林/克拉維酸。其中，銅綠假單胞菌對11種抗菌葯的敏感率均在下降，如亞胺培南、頭孢他啶的敏感率，分別從1994年的96%、92%降至2001年的75%和79%，兩葯的MIC90分別升高16倍和8倍; 敏感率下降最明顯的是替卡西林/頭孢他啶克拉維酸，敏感率從1994年的83%降至2001年的58%。其他抗菌葯的敏感率降低2~10個百分點。敏感率最高的是阿米卡星83%,哌拉西林/三唑巴坦81%,頭孢他啶79%。
由上述資料可以看出，耐葯率發展迅速，不少抗菌葯對某些細菌已幾乎無效。但國外明顯好於國內。
微生物耐葯率不斷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不合理使用和濫用，如美國用於人類抗感染與農牧業應用各佔50%，其中用於院內抗感染僅佔20%，而社區卻佔了80%，濫用率為20%~50%；在農牧業中治療性應用僅佔20%，而預防和促生長應用卻佔了80%，濫用率為40%~80%，每年有4萬死亡病例是由耐葯菌所致。我國的濫用現象較美國更為嚴重，WHO對我國濫用抗菌葯的評估是：中國97%的病毒性支氣管感染患者使用了抗菌葯；在初級醫療保健體系中30%~60%患者使用了抗菌葯；
私人醫師對兒科病人的41%使用了抗菌葯；醫院獲得性感染顯著增加；食源性感染大幅度增加。就連FDA在2000年4月剛批准問市的「超級抗菌葯」利奈唑胺(Linezolid) , 即在同年的5月~12月巳有5例耐葯報告,其速度之快令人驚呀!總之,細菌耐葯性已成為全球性問題, 突出表現在耐葯的速度越來越快，耐葯的程度越來越重，耐葯的微生物越來越多，耐葯的頻率越來越高，耐葯造成的後果越來越棘手，耐葯造成的負擔越來越不堪承受。自1929年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青黴素以來，人類和細菌就開展了一場殊死的競爭。大半個世紀以來，這場競爭總的來說，人類（抗菌葯物）始終保持著微弱的領先地位。80年代人們認為已經征服了所有傳染病，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個幻想。由於濫用抗微生物葯物，更加快了微生物耐葯基因蔓延的速度。耐葯性的產生,使患者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療，延長患病時間，增加患者死亡的危險性，使流行病發生的時間更長，使其他人感染的危險性增大，使抗感染的費用急劇增加。對耐葯菌治療的所需費用為敏感菌的100倍，如美國因耐葯性而使抗感染每年多花400億美元，其中僅因耐葯金葡菌所致感染每年要多花費1.22億美元，院內感染每年要多花費45億美元。
微生物耐葯的機制
微生物耐葯的機制比較復雜，主要有1. 產生葯物失活酶,如b內醯胺酶可使b內醯胺類抗生素失效; 如氨基糖苷修飾酶可使氨基糖苷類失效；目前最重要的b內醯胺酶是超廣譜b內醯胺酶(Extended spectrun beta-lactamases,ESBLs) 、染色體異型酶(AmpC) 和OXA三種。ESBLs 主由質粒介導, 又可分為TEM、SHV、OXA等類型;AmpC既可由染色體介導, 也可由質粒介導, 因對頭孢菌素水解率高於青黴素類, 故又稱為頭孢菌素酶, 迄今巳達30餘種 ;OXA是 ESBLs酶的一種，又稱金屬b內醯胺酶或碳青黴烯水解酶，能滅活青黴素、頭孢菌素和碳青黴烯類(培南類)抗生素,甚至能滅活酶抑制劑, 包括克拉維酸、舒巴坦和他唑巴坦。近年還出現了質粒介導的碳青黴烯水解酶, 使細菌對很多廣譜抗生素發生耐葯。值得強調的是,一種細菌的同一質粒可攜帶多類抗菌葯的耐葯基因,即同時可產生多種酶,如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白桿菌可同時產生ESBLs和AmpC, 被稱為超超廣譜酶(SSBLs), 發生率前者為2.0%,後者為17.1%;2.靶部位發生改變，如細菌PBPs改變使β-內醯胺類耐葯;S12蛋白改變使鏈黴素耐葯；3.建立靶旁路系統，如細菌新建青黴素結合蛋白2`(PB2`)，使甲氧西林對金葡菌耐葯；4. 代謝途徑改變, 抗微生物葯物可與細菌生長所必須的某些物質結合, 影響其生長繁殖, 如抗磺胺類細菌能利用自已合成的葉酸, 而不需要外源性PABA;5. 膜(壁)通透性降低，如細菌膜蛋白變性、膜孔蛋白(通道蛋白或外膜蛋白)缺如或形成生物膜，使亞胺培南對銅綠假單孢菌耐葯;6. 膜泵外排，目前已知有5個家族、20多種外排泵，是四環素、氯黴素、喹喏酮類等最常見的耐葯原因，也是細菌產生MDR的主要原因。
上述機制中1, 2, 3, 4項為專一性耐葯，即對某一種或某一類抗微生物葯物耐葯，目前已成功得到控制；5,6項為非專一性耐葯，即廣譜耐葯性，目前尚難以控制。現以喹諾酮類葯物為例，其耐葯機制主要是靶酶的喹諾酮耐葯決定區（QRDR）的gyrA的Ser-81· phe或Tyr和parC的Ser-79 ·Tyr基因發生突變所致，如其中一種基因突變時為低水平耐葯，兩種基因同時突變則為高度耐葯；其次為主動外排：常見於多葯耐葯的喹諾酮類葯物。親水性的喹諾酮類如環丙沙星、司帕沙星等較疏水性的加替沙星、格帕沙星更易通過膜孔（Prone）外排；分子中C7位為大基團取代基的莫西沙星也更易外排。
防止細菌耐葯的對策
目前採取的對策有：1. 制定抗微生物葯物應用指南, 並強制實施;2. 明確各級醫療診所、醫院處方范圍,明確各級醫師處方許可權;3.根據葯效學/葯動學特徵制訂方案, 盡早根據葯敏試驗選葯；4.原則上盡量選用窄譜抗菌葯, 一般療程7~10d,如3d無效應更換葯品; 5.聯合用葯應有明確指征, 一般以2~3種為宜, 最好不同時使用抗菌葯、抗真菌葯、抗病毒葯、抗原蟲葯和抗結核葯, 否則既無助於感染的解決, 更增加毒副反應;6.嚴格控制預防使用和非醫療的農、林、牧、副、漁以及飼料的使用；7.採取限用策略：如輪作制，即將某些抗菌葯停用一段時期後再用，以恢復細菌對葯物的敏感性, 國家可以制定規劃, 醫院也可分期分批實施；8.大力倡導序貫療法(SAT)和門診患者腸外抗菌療法（Outpatient Parenteral artibiotic therapy, OPAT）；9.加強監控，掌握致病菌變化以及耐葯情況, 及時反饋臨床；10.實施以教育為基礎的抗微物葯物管理計劃，包括及時提供信息與建議；11.堅決制止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濫用，應做到及時、准確診斷,正確選用抗菌葯，選擇最佳給葯途徑，使用適當劑量，決定最佳間隔時間，確定適宜療程。
為此,具體的做法是：根據葯效學和葯動學制訂給葯方案。抗微生物葯可分為兩類：①. 濃度依賴型殺菌劑：濃度越高殺菌力越強，如喹諾酮類、氨基糖苷類。其重要參數為：Cmax/MIC之比值>8～12時或AUC/MIC(即AUIC) >125～250時不但起效快, 且能有效地殺滅菌和抑制耐葯菌株產生, 臨床有效率可達>90%，故應該大劑量每日1次給葯。如氨基糖苷類為每日1次,氟喹諾酮類為每日1~2次為宜。※※②. 非濃度依賴型殺菌劑（時間依賴型）：其Cmax相對不重要，而葯物濃度維持在MIC以上的時間對預測殺菌力更為重要，如β內醯胺類抗生素在感染部位葯物濃度超過MIC的持續時間，即T>MIC為50%~60%時殺菌率最高，不同菌種要求給葯間隔時間的百分比不同。為此需要高效、長效的葯物，或每日多次給葯，或持續滴注，以維持MIC在間隔時間的50%~60%內。但應注意，當葯物濃度在MIC的4倍以上時，即使再增加葯物劑量也不會增加多少療效。反之過大劑量，還會導致全身性不良反應和耐葯幾率增加。實驗證明用青黴素和頭孢菌素治療肺炎球菌感染動物，當血葯濃度T>MIC不超過給葯間隔的20%時，死亡率為100%，如達到40%~50%或更長時間時，細菌學清除率可達90%~100%，動物均存活。手術預防應用抗菌葯能降低手術切口的感染率，但應嚴格掌握適應證，如有感染高危因素的患者；採用異體材料以及有污染的手術患者。預防應用抗菌葯的關鍵時機是致病菌侵入傷口後4小時內，理想的應用時間是使手術切口及其周圍組織中的抗菌葯濃度保持在治療水平，因此一般主張在誘導麻醉期即給予抗菌葯，如手術時間超過2或3h時，可追加一次抗菌葯，不必延長術後預防用葯時間。術前預防性應用抗菌葯並不能代替無菌手術，必要時術前應用單劑、足量抗菌葯即可。手術時間延長者，可追加一劑，術後持續預防用葯超過42小時，未能證實其優越性，但其不良後果卻十分明顯：增加醫療費用和耐葯菌株的產生，甚至誘發二重感染等。此外, 應嚴格區分抗微生物葯物全身應用和局部外用的品種, 盡量做到交叉選用, 以減少耐葯性和過敏反應。
在具體方法中，除了根據葯物的葯效學/葯動學參數制定給葯方案外，最新的辦法是關閉或縮小突變選擇窗(Mutant Selection Window, MSW)，最大限度的延長MSW。所謂MSW就是MPC與MIC之間的范圍, 即以MPC(防突變濃度，Mutant Prevention Concentration為上限)，以MIC為下限的濃度范圍。MPC是防止耐葯突變菌株被選擇濃集擴增所需的最低抗菌葯物濃度，或是抗微生物葯物的閾值濃度，即耐葯菌株突變折點。
MSW表示可產生耐葯菌株的范圍，MSW越廣越可能篩選出耐葯菌株，MSW越窄，產生耐葯菌株的可能性越小。如葯物濃度僅僅大於MIC, 容易選擇耐葯菌株。為此,欲防止耐葯菌株產生, 在選擇葯物時, 應選擇葯物濃度既高於MIC, 又要高於MPC的葯物, 這樣就可關閉MSW,既能有效殺滅細菌, 又能防止細菌耐葯, 或必須使葯物濃度保持在MPC以上，安全濃度以下最為理想范圍既可殺滅敏感菌又不產生耐葯株，凡是MPC低、MSW窄的葯物是最理想的抗菌葯物或該葯物在MSW以上的時間越長越好，如莫西沙星在MSW以上的時間長達24小時，吉米沙星為12-14小時，加替沙星為6小時，左氧氟沙星只有3-4小時。也有報告認為在用葯24h內,莫西沙星、吉米沙星、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大於MPC時間分別是18、4、2、0h, 從療效和產生耐葯菌判定莫西沙星更具優越性。由此可見，不同的氟喹諾酮對革蘭陰性菌及革蘭陽性菌有不同的活性，不僅體外活性指標MIC不同，而且體內活性指標AUIC也不同，AUIC對臨床預後有一定預示意義，並對臨床和耐葯產生深遠影響。
MSW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個限制耐葯突變菌株選擇性擴增的新思路，也給抗菌葯物治療和新葯研發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限制耐葯菌株的突變，臨床使用抗菌葯物時應關閉或盡量縮小MSW，其方法是縮短血漿葯物濃度在MSW中的時間，就是使葯物快速達峰濃度而通過MSW，並使其餘的治療時間保持在MPC濃度之上，從而最大限度地縮短突發選擇的時間。其二是減少MPC和MIC的差距。其三是採取聯合用葯，即當兩種不同作用機制的葯物並用時，病原菌須同時發生兩種耐葯突變才能生長，造成MSW的關閉。
小結：
細菌的耐葯與抗微生物葯物間的戰斗將永無窮期，新興感染和再新感染已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嚴重疾病，人類將面對這一嚴竣的挑戰，包括不斷的研發新葯、制定管理法規、採取限用措施，以及不斷提高用葯水平，才能在這場斗爭中獲取最終勝利，否則人類將被迫回到抗菌葯物前年代。
作者：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葯品評價中心 孫忠實
報告日期：2004年10月13日
整理日期：2004年10月19日
相關聯接：全軍抗感染葯物臨床應用培訓班
Ⅷ 原奶中抗生素用什麼能解
驚人真相—1/3的死亡患者是濫用抗菌葯物「治死的」
1941年青黴素開創了抗生素的黃金時代。抗菌葯物在人類與疾病的生死對抗中，曾經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僅僅過了不到10年，抗菌葯物破壞身體微生態平衡，導致各種葯源性疾病不斷發生、擴大和蔓延；造成了全球性交叉傳播耐葯菌的嚴重公共衛生危機。
科學家們已經證實，致病菌耐葯性發生和傳播的勢頭，令人瞠目。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耐葯率已超過90%；感染淋病的淋球菌耐葯率達60%；經過20年廣泛使用的喹諾酮類抗菌葯物，大腸桿菌對其的耐葯性高達70%；製造胃潰瘍與胃癌的幽門螺桿菌的耐葯率，上升至82%；治療肺結核的「三劍客」[鏈黴素+異煙肼+利福平]，對多重耐葯性的結核桿菌也已無可奈何。
據統計，我國殘疾人中1/3為聽力障礙，其中，約70%為葯物所致！兒童長療程使用四環素，造成牙釉質發育障礙；骨生長受到抑制；使一代人的健康嚴重受損。慶大黴素、卡那黴素、多粘菌素長期應用導致腎損害，甚至惡化為腎功能衰竭；還有抗生素使用引發的血液造血功能障礙；廣譜抗生素、化學合成抗菌葯物導致的人體菌群失調、二重感染，使耐葯菌在體內迅速繁殖，已成為許多重病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WHO公布：全世界醫源性、葯源性疾病的致死率，高達患者死亡比例的1/3以上；也就是說，1/3的死亡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治死的！中國每年有近20萬人死於葯物毒副反應，超過傳染性疾病死亡人數的10倍！
寡糖生物學臨危受命---水蘇糖鄭重問世
1981年，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中國微生態學創始人、著名醫學家魏曦教授，首次發表了「抗生素之後的時代，將是微生態制劑的時代」的著名論斷，並成為第七屆國際悉生生物學討論會的主題。
1993年，包括魏曦教授在內的十五位世界級的著名科學家，組成了一個「國際新抗微生物戰略小組（ISGNAS）」。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們發出緊急告示：「新生的、能抵抗所有葯物的超級細菌，將把人類帶回感染性疾病肆意橫行的年代」。世界衛生組織急呼：停止濫用抗生素！並號召「慎用或少用抗生素「。
國際新抗微生物戰略研究小組，於1993年首次開會討論了「發展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替代品」的現實性問題，並一直確認了寡糖「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的科學定位，制定了寡糖微生態調節制劑的國際標准。由此發端，開發寡糖「雙歧因子」的生物工程，成為全世界的聚焦點。2001年3月，中國·西安德施普生物公司，依託極地資源優勢，利用葯食兩用的「道地」澤蘭本草，開發出水蘇糖含量高達85%以上的天然植物水蘇糖。澤蘭水蘇糖鄭重問世，為「發展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替代品的現實性」，打開了應用通道；為防止和降低放化療、抗生素引發的菌群失調及醫源性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解決方案。是當代生物製品中，與抗生素聯用、有效實現抗菌葯物解毒增效的最優秀的微生態調節劑。
人類濫服抗生素已嚴重到醫生沒給抗生素，他似乎就是不會診病的醫生的地步。有人說：我們所面對的微生物，它們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我們不知道接下來將會有什麼情況。最令人擔心的是，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濫用抗生素會帶來什麼後遺症呢？頑強的超級細菌該如何消滅？
細菌，說它小，威力卻很大，在科技世界裡它是個備受關注的課題之一。
有人把盤尼西林、原子彈及雷達並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三大發明。的確，在人類製造盤尼西林等抗生素之前，病菌一直是最大的殺手。
14世紀歐洲發生黑死病，三分之一人口死於傳染病。病菌在歷史上最可怕的例子，恐怕是發生在16世紀初的美洲。西班牙人帶來的天花病菌，奪走墨西哥茲特克帝國的半數人口。估計美洲原有2000萬印第安人口，白人登陸後人口銳減95%。
抗生素在50年前出現之後，許多感染性疾病如天花、肺病、腦膜炎及傷寒病等，不再是不治絕症，抗生素因此被奉為神丹妙葯，醫學界甚至在1970年代誇口說，人類完全消滅傳染病的日子指日可待。
可是，接著一連串事例卻證明，事情沒那麼簡單。原來以某些抗生素輕易可以對付的黑死病或肺病等，現在卻必須用更強的其它葯物才能消滅。具有超級抵抗力的病菌不時出現，醫學專家最後不得不成認："病菌比人類更聰明"。
令人意外的是，病菌之所以會變得更"強壯"，正是因為人們大量，甚至過度地使用抗生素。抗生素是生物體（一般是微生物）所產生的化學物質，它具有消滅其它微生物的功能，例如盤尼西林就是青黴菌所分泌的物質。
濫用抗生素等於替超級病菌打江山
今天，不僅醫生大量地使用抗生素來治療各種病，許多病人甚至對醫生沒給他抗生素表示不滿，認為醫生不會診病。另一方面，畜牧業與農業也大量使用抗生素。現代農場的牲畜都擠在有限空間里，農場必須依靠抗生素來保持牲畜健康。飼養者也發現，在飼料中加入抗生素，牛羊會長得更壯、更快。原因很簡單，牲畜原本需要把部分身體功能用在抵抗病菌上，現在抗生素把它們體內的病菌消滅掉了，這些"力氣"可以用在長肉上。
問題是，抗生素的殘余會通過牲畜的肉類或乳製品進入人體內，我們就像那些牲畜一樣，天天吃下抗生素。
另外，許多新的家庭清潔衛生用品，如肥皂、洗澡液、清潔劑等，也加上抗生素，為了更有效消滅病菌。
每當病人服下抗生素時，葯物會殺死大部分病菌，可是其中有幾個抵抗力特強的病菌在逃過大災難之後大量繁殖。病人下一次再服用相同抗生素時就不再有功效，無法殺死病菌。病菌產生抵抗抗生素的能力，是自然界的自然現象，也是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的最好寫照。
生物在繁殖過程中偶爾會出現基因變異現象，病菌也一樣。它們在分裂時復制遺傳密碼程序出了問題，使一些病菌具有稍微不同的基因特性。
在一般情況下，這些新特性或許沒什麼用途，可是如果其中一些剛好具有抵抗某些抗生素的作用，它就能僥幸生存下來。病菌也像其它生物一樣，大家生活在有限空間中，為了使自己能活下去，必須爭奪有限資源，可是因為抗生素把其它病菌殺死了，剩下那些具有特別抵抗能力的病菌就能自由生長，於是更多病菌就多數具有這類抵抗力。
可以這么說，我們使用的抗生素越多，等於是在幫助超級病菌"打下江山"。
病菌遺傳演化速度比高等生物塊
病菌與高等生物的最大不同是，高等生物繁殖一代需要好幾年時間；在病菌的世界裡，一小時內就繁殖了好幾代，所以微生物遺傳演化的速度比高等生物快上許多。它們只需要一段不太長時間，原本是少數病菌身上的異稟就會演化為整個族群的共同新特性，大家轉化為超級病菌。更可怕的是，除了基因變異之外，病菌也能通過依附在同類或其它種類微生物上進行交換部分基因。
還有，有些細菌死時會"流"出基因物質，而如肺炎球菌屬（Pneumococcus）這類的病菌則有特殊功能能從周圍的細菌死屍上吸收基因物質，這意味著有些病菌不需要等待自然的基因變異，而能從其它細菌獲得抵抗葯物的基因。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大衛貝爾醫生就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個別病菌演化出抵抗能力，幾乎所有能以抗生素治療的主要病原體都產生了新抵抗力。"
細菌抵抗抗生素的方法，一般上有幾種，有的體內有所謂的分子泵（molecular pump），把抗生素推出細胞外，使葯物無法產生作用。另一種則是具有能把抗生素"切"開化解掉的酶（en-zymes）。
1990年代中期腸球菌（enterococcus）出現更強的抵抗力，才敲響"超級病菌"的警鍾。腸球菌是醫院中發生感染的主要病菌之一，它能引起傷口或尿道感染，甚至腦膜炎。它已發展出抵抗抗生素萬古黴素（vancomycin）的能力。
醫學界非常擔心其它病菌也"傳染"到它的新特性，尤其是金黃色釀酉農葡萄球（Staphylococcus aureus）。這也是醫院感染的主要病菌之一，原本能以新青黴素Ⅰ（methicillin）來殺滅，後來卻產生抵抗新青黴素Ⅰ的能力，現在只有萬古黴素能制服它。如果連萬古黴素也不怕的話，事情可就非常麻煩。它代表病菌有能力發展出抵抗多種抗生素的能力。
這類超超級病菌確實出現了。東京一名細菌學家已觀察到具能抵抗萬古黴素的金黃色釀酉農葡萄球（代號為Mu50）。
抗生素萬古黴素能破壞細菌的細胞壁，使微生物無法生存。Mu50因為製造組成細胞壁蛋白質的能力特別強，所以它的細胞壁比一般的厚，使葯物無法浸入。
英國倫敦大學的威廉諾貝爾曾做過實驗，把腸球菌的基因移植入金黃色釀酉農葡萄球里，結果產生出的新病菌抵抗萬古黴素的能力比Mu50還強上50倍。
腸球菌抵抗萬古黴素的方法不同，它的細胞壁蛋白質與金黃色釀酉農葡萄球不一樣，所以萬古黴素無法黏附在上面進行破壞。
許多人批評諾貝爾醫生的實驗太危險，萬一那超級病菌從實驗室逃出來，後果不堪設想。可是他的實驗證明病菌間基因轉移是可行的，如果腸球菌把它的基因特性傳給其他病菌，人類將面對巨大難題。
面對這些超級病菌，人類當然不一定是束手無策的。醫生可以用更昂貴、毒性更強的葯物來制服它們，制葯廠也必須不斷研製新的抗生素。
看樣子，人類與病菌的這場硬仗還必須繼續打下去，就如有人所說的："我們所面對的微生物，它們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我們不知道接下來將會有什麼情況。最令人擔心的是，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Ⅸ 抗菌葯物的作用機制和相應葯物
抗菌葯物的作用機制;一、抑制細菌細胞壁合成代表葯物：β-內醯胺類抗生素如青黴素類、頭孢菌素類等。二、抑制細胞膜功能代表葯物：兩性黴素B、多粘菌素和制黴菌素等。三、抑制或干擾細菌細胞蛋白質合成代表葯物：氨基糖苷類（鏈黴素、卡拉黴素、妥布黴素、新黴素、大觀黴素、慶大黴素、西索米星、小諾黴素、阿米卡星）；四環素類（四環素、土黴素）；大環類酯類（紅黴素、麥迪黴素、乙醯螺旋黴素、交沙黴素、羅紅黴素、克拉黴素、阿奇黴素）；氯黴素等。四、抑制DNA、RNA的合成代表葯物：喹諾酮類（吡哌酸、諾氟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依諾沙星、司氟沙星、環丙沙星、洛美沙星氟羅沙星、左氧氟沙星、司帕沙星）；乙胺嘧啶和利福平；磺胺類及其增效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