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制服和宗族制服

❶ 官僚制度與宗法制相比有哪些不同

一個國家要想長久發展，好的制度是無可厚非的，從古至今，我們國家一直都在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種不同的制度，宗法制度和官僚制就是期中非常典型的兩種制度，那麼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官僚制度和宗法制相比它的的優點和形成的潛在原因。

由此看來，官僚制度比宗法制度相比最明顯的優點就是各個級層都是相互配合的，使組織更加的完善、可靠、穩定。

❷ 中國歷代官僚制度是怎樣的

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漸漸脫離了貴族政治的糾纏，在國家體制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後，全新意義上的官僚體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隨著封建制和世卿世祿制度的衰落，出現了郡縣制、客卿制度，這些變革對新型官僚制度的確立至關重要。所以，不妨把戰國時代視為官僚政治制度真正的產生時期。

封建貴族政治是基於宗法血緣關系的，通過層層分封，權力分散在各級貴族當中，並且世襲享有這種特權。因此，戰國時代李悝和吳起變法，都企圖削弱貴族的世襲特權。秦國的軍功爵，其目的更是要取消世卿世祿制度。強調軍功而淡化世襲身份，是後來一些民族由貴族制向官僚制轉化時常用的一種手段。

秦漢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開的時期，官僚政治的各個要素都發展到了相當的高度。

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皇帝制度，國家的決策權、行政權以及軍權、財權和司法權都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地方上實行郡縣制，國家通過郡縣對百姓實行最直接的統治和調發，對民力的調發可以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西漢初年，地方郡國並行，中央則是以功臣列侯為相。一直到漢武帝元朔五年前，擔任丞相仍是由功臣子弟襲任的列侯的特權。郡國並行表面上是吸取秦朝孤立、二世而亡的教訓，而實際上則是因為當時中央無力對全國實行直接有效的控制。

西晉大封諸王，隋文帝、唐高祖之以親王為總管出鎮地方，實際上也是分封的一種變形。出發點都是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屏藩王室，封建子孫之議一直到唐朝中葉才基本解決。柳宗元的《封建論》對此作了相當深刻的總結。而列侯為相則是皇帝與功臣集團共掌政權。漢武帝任用布衣公孫弘為相，東漢光武帝、曹操努力擺脫功臣、豪強的控制，雖在當時收到成效，但都未能持續下去，最終都沒有成功。

從形式上看，分封和依靠某個集團或階層，都具有封建貴族政治殘余的色彩。若從政府機構來看，秦和漢初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務與國家事務尚未分離，九卿不僅從職掌上來說是皇帝家務與國家政務沒有分離，而且「卿」這個稱呼本身即帶有家臣意味，宰相和百官也是具有濃厚的為皇帝個人服務的色彩。國家還保持了古老的家國不分、家國一體的傳統和形式。

漢武帝時設立中朝官，漢初以來丞相奏請皇帝批准出詔的簡單做法行不通了。許多事務和文書需皇帝親自處理。於是出現了顧問性質的中朝官和屬於皇帝秘書處性質的尚書。

秦漢還逐步建立起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務運行系統，並逐步形成一套嚴密的法律、法規作為政務運行的准則。政務的運行通過文書運行來進行操作，有嚴格的文書編制運用和保管（檔案）制度。受過法律和文書訓練的文法吏構成帝國的行政骨幹。

東漢至魏晉，官僚政治制度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新的階段。
東漢豪強大族逐步控制了從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大權。地方佐官由豪強大族擔任，四世三公、外戚專權，乃至察舉只看門第，這些都是豪強大族在發展過程中利用原有制度實現的，並沒有形成制度，更沒有取得法律上的認可。

西晉時九品中正制為豪強士族所利用，門閥制度開始形成。至東晉達到高潮，出現了典型的門閥政治。 但門閥不同於上古的貴族，門閥政治不同於上古的貴族政治。貴族政治來源於氏族貴族轉化為國家貴族，而門閥政治則來源於豪強士族，形成了穩定的、強大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

在門閥政治下仍然存在著官僚體系，其特點是清而不要，要而不清。政務官由門閥把持，負責具體事務處理的事務宮則由「寒門」擔任。而新的官僚機構則發展起來。

北朝在官僚政治制度發展上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階段。 士族門閥開始衰落。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統一北方，更加速了士族衰落並使之失去了政權的庇護，而只能成為新王朝的依附者並走向官僚化。北魏孝文帝改革標志著北魏已越過了早期家長貴族體制而進入皇帝-官僚政治時期，也反映了民族融合和士族的地位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南朝寒人掌握政權其實也是通過軍功這一道路。南朝在新的官僚政治制度的形式上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隋文帝廢三公府僚，令中書令和侍中知政事，隋場帝又把司進御之職的五局移出門下省。原來在禁中協助皇帝決策和行政的秘書咨詢機構移出禁中，侍御和皇家事務則歸入殿中省和寺監，隋代終於最後擺脫了家國一體的體制，在外朝形成了與皇家事務徹底分離的，以處理國家事務為主的，包括決策、審議和行政機構在內的政權機關，皇帝成為政府的最高負責人。

隋代出現的指派一些官員共掌朝政的做法，到唐初發展為知政事官制度。侍中、中書令、僕射等三省長官及以他官參知政事者，這些知政事官構成一個法定的決策群體，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宰相。他們在政事堂議事、論決軍國之務是一個法定的決策程序，這固然擴大了參與決策的人數，但其意義主要還在於把決策工作由禁中（內廷）移到外朝，使之成為政權機構工作的一部分。

唐代雖屬過渡，但為後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規劃了基本的構架和運行模式。而其核心內容則為政府機構按職能分工而不斷加以調整，政務處理的程式化，四等官制的確立（後代雖無此提法，但長官、通判、判官、主典的模式則沒有變化），吏的系統的建立，以及各種制度和法令的規范。

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從體制上看，最重要的變革是軍政和行政的分離，財政使司的設立以及宰相被定位為行政首腦，而包括樞密使、副使在內的宰執則構成中央決策群體。盛唐以來的各個使職在北宋按職能被規整為若干使職系統，其行政權的擴大和處理政事的靈活性為元豐改制後重新設立六部奠定了基礎。唐朝後期地方上條塊結合的組織形式，在宋代也逐步規整。

❸ 中國古代官僚體系

秦代： 皇帝 三公九卿制 太尉 丞相 御史大夫 奉常 郎中令 衛尉 太僕 廷尉 典客 宗正 治粟內史 少府
唐代： 皇帝 三省六部制 門下省 尚書省 中書省 禮部 戶部 吏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清代： 皇帝 禮部 戶部 吏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❹ 中國封建官僚制度特點

官僚制（bureaucracy） 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為科層論的學理預設「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中心概念。可以說，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是圍繞著這兩個概念展開的，是對它們的進一步引申與發揮。合理性是韋伯科層理論的重要學理預設。

韋伯認為任何一種合乎需要的統治都有著合理性基礎。既然科層制能夠穩定地運作，並且呈現出等級制的權力矩陣關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種合理性作為其實現前提的。他認為，科層制是特定權力的施用和服從關系的體現。具有特殊內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可能性可稱為「統治」，此處的統治不包括純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統治看來更多地限於自願的服從。自願的服從又是以形成個人價值氛圍的「信仰體系」為基礎的，作為個人，他必得深刻認同信仰體系，才能取得行動的一致性、連續性而不致導致內心的緊張，並最終獲得自願的服從。韋伯把個人自願服從的體系視為合理性或合法性體系，從而他對一個體系的認識排除了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合理性並不表現在事實的好壞之分，而是存在於看它是否被人們在信仰上認可，或者說，個人對一種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種合法秩序的信念，這就是這個秩序的「正當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當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來自權威的命令都會得到個人的遵從，而不論這些命令是否來自統治者個人，或通過契約、協議產生的抽象法律條文、規章等命令形式。

這樣一個合法性來源或正當性信念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主觀的正當性，包括情感的正當性（多表現為情緒的接近、親和）、價值合理性的正當性（相信一個秩序體現了個人的美學、倫理或其他價值）、宗教的正當性（來自於對救贖需要秩序這一看法的認可）；第二類是所謂客觀的正當性，包括習慣的正當性（對已經成為過程或重復出現的事實的默認，以及心理學意義上可表述為主要來自於外部壓力的從眾心理）、法律的正當性（對法律體系無論是出於內心的抑或外在的服從）。在這五種正當性信念的統領、號召或驅使之下，由內心向行動的發展方向又可判明為四種不同的行動類型：（1）情感類型行動（情感的正當性）；（2）價值合理性類型行動（包括價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當性）；（3）傳統類型行動（習慣的正當性）；（4）目的合理性類型行動（法律的正當性）。

對行動者行動類型的分析，成為韋伯社會秩序的基礎，他對社會體系的看法，包括對科層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發開來。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將可以看到，韋伯根據不同的行動類型，把科層製作了進一步的甄別，他盡管常常在對政治問題的評價中表現出實證主義的傾向，但還是對不同的科層製作了價值判斷，似乎這是有違他價值中立的分析態度的初衷的。在韋伯看來，科層制或許僅僅是指現代社會的科層制，對於其它社會而言，典型的科層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殘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從類型作為科層論的解析機理在韋伯那裡，命令—服從類型往往意味著就是統治類型，它又是與行動類型緊緊相扣的。他認為，不同的行動類型構成了不同統治類型的基礎，並發展出三種相互獨立的統治形式，它們是基於傳統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統治、依靠個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和藉助法律的正當性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它們分別被韋伯概括為傳統型統治、「卡里斯馬」型統治和法理型統治。這三種統治形式又可被指稱為三種命令—服從類型。

在第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中，個人出於由來已久的忠誠而服從一個領袖。人們認為領袖擁有權力，是因為領袖本人及其祖輩從來就處於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因據有傳統所承認的統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從的權威。在這一類型中，家長制和世襲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從類型是三種形式中最不穩定和最易發生變化的。它的服從者對統治者懷有敬畏和完全忠誠的情感，相信領袖具有超凡的稟性、非常的氣質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認為他因為擁有啟迪和喻示的天賦而能夠給服從者指明行動的方向，甚至能夠創造奇跡。在法理型命令—服從類型中，由成文法律規定了統治者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統治者的服從不是基於血統論、世襲制或情感依戀，而是根據人們所認可的法律對現實等級製表示承認。服從不是對個人的個性化服從，而是主要體現於對由法律規定的某個職位的服從。從而，在此處命令—服從類型業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關系中，拒絕傳統抑或「祛除巫魅」成為既定的社會法則，政治結構體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韋伯顯然比較傾心於後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他認為，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命令—服從類型中可能都曾產生過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義化或者說是科層化的行為，在傳統型和個人魅力型這些前現代的統治形式中，科層化曾經在一些個案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當然是有著結構應力的考慮的（它需要成立科層化的機構具體處理這些問題）；古代地中海和近東地區以及中國和印度的簿記的合理化形式也是類似的事實。即使從國家政治看，許多前現代的社會形態已經通過發達而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組織自身，如新帝國時期的埃及、秦代以來的中國等等。但是，所有前現代的官僚主義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統治形式，因而它們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層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國，通過科舉取士的辦法實現了知識分子向官僚體制的流動，官員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體制的內部流動，然而對官員的評價卻主要基於倫理相對主義的標准，以及對皇帝的忠誠程度。在這里，諳熟儒家典籍並具有人文教養是最為重要的，官員幾乎完全避免了對自身職位與職權的技術化與科學支持，並極端缺乏行政管理專業知識。由於用倫理主義的相對標准衡量官員的行為，依據一般是模糊的，官員在體制中的地位取決於上司個人的態度，從而大大發展了人身依附關系。「這是中國這種行政機構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傾向世襲制的原因，反之又說明了這一行政機構的粗泛和技術上的落後。」

〔1〕

比較而言，韋伯贊賞的是各種現代官僚主義制度，這種官僚主義制度由於其明確的技術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現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認為，現代官僚主義體制是當代世界的特徵。他還進一步分析了現代科層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關聯的幾個要素。第一，現代科層製表現為一整套持續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從關系。各級官員由於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對他們最主要的肯定評價是技術性要求），下級必須依靠其上級的首創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科層體制是法律化的等級制度，任何官員的行動方向是由處在更高一級的官員決定的。

第二，上述從屬關系一般是由嚴格的職務或任務等級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這里，權力矩陣並不反映在權力的個性特點方面，而是基於職務本身的組織構造。在科層體制內部，每一個個體單元被分割成各自獨立的部分，並且要求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糾葛。

對權力義務體系的規定細致而明晰，使得每個個人都能夠照章辦事而不致越出權力義務體系范圍。在此種情況下，不允許科層個人隨意擴大其行動的閾值並表現出所謂的「能動性」。這就是說，個人在科層體制中已經被物化與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運轉良好的行政機器，它要求其成員只是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即使在一些情況下過分的程序化可能導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現代科層的非人格傾向。由於權力來源不是出自血統的或世襲的因素，而是源於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形式法學理論和形式法律規定的制度，科層運作的主要指標是可操作性與效率，實證主義有時甚至是功利主義就大大佔了上風，個人的性格和意志在這里難以有所作為，人身依附關系因為科層內部流動的物化標准與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個人和國家財產的實際分離以及個人權力資源與管理手段的分離導致個性化權威的虛化。所有這些都表明，現代官僚制比之前現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並且不那麼容易遭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沖擊。官員的體制內流動，現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個人好惡決定的，而是取決於制度所規定的行動的程序化、客觀化、他的年資、工作經驗、責任心和敬業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純粹理性主義的觀點看，個人的服從對象不再是擁有特定職務的個人，而是個人擁有的特定職務，換句話說，他為客觀的非個人的組織和組織目標服務。

第四，現代科層的技術化傾向。現代科層擁有極為完美的技術化程序和手段，這也正是它之所以優越於前現代科層體制的突出優勢。在技術化取向的支配下，現代科層不僅愈益倚重各類專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徑上也越來越科學化、合理化，組織行為的科學化業已成為各類科層的共識。這是因為，非此不足以回應現代社會的無論是來自程序或是系統外部的種種挑戰。於是，個人的或者說是「卡里斯馬」式的行動效應在此無能為力，現在受到專家指導的科層的行動方式更加一絲不苟，科層的日常工作大部分與信息、各種知識、對信息的收集整理歸納、多個可行的決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對這些方案的進一步的徹底的論證等等相關。不僅組織行為技術化了，而且組織目標及這些目標的確立過程也技術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論作為科層論的實證指歸為了進一步深入論述官僚主義體制的合理性，同時又注意避免對不同合理性的價值判斷，韋伯試圖從事物因果關繫上判明合理性的類別，從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實證主義的層面上貫徹他對體現不同合理性的科層體制的個人傾向。據此，他在邏輯上劃分出兩種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

所謂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統治關系中，行動方式傾向於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盡可能地被加以量化，從而使得行動本身以及對行動結束後目的實現程序的預測成為可以被計算的任務。這是一種純粹客觀的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則完全基於價值判斷的基礎，它對行動的目的和後果作出價值評價，這些評價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義，是否符合習慣，是否表現出某種社會美德或善行等。實質合理性只是關乎倫理主義或道德理想的一種合理性，它僅僅對行動實現價值判斷，極力強調行動的社會關注，忽視行動效率，這是一種主觀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則與之相反，它不僅把行動過程看成是可計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計算的。韋伯認為，目的其實就是意味著社會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說就是使它表現出最大程序的可計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為工具—目的主義，實質合理性則體現出倫理道德理想主義。

韋伯指出，實質合理性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本質特徵，在現代社會，這種合理性已經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會氛圍。現代社會日趨繁復的生產與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動的效率提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社會管理必然愈益科層化。在經濟生活中，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則的支配，公司不得不連續地、精確地並盡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處理它的業務；在現代民族國家問題上，現代國家統治越來越依靠科層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軍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員日益脫離行政管理組織的物質手段，領取工資和薪金的國家行政人員徹底擺脫了過去曾經被先賦的任職條件，他們已經被廣泛地普遍地雇員化了；在公共生活領域中，報刊等社會輿論不僅在內部形成了分工明確運作有序的機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層化的國家相互信賴，並受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各類活動家或黨派官員的指導，同時，社會公共空間也日益官僚主義化；在政黨政治中，科層化的政黨想方設法從技術上強化其操縱人民大眾的漠不關心和「同意」能力，並精細地事先計算自己行動的過程與所能達到的結果。

在韋伯看來，現代生活的徹底科層化意味著工具—目的論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會心理。資本主義合理化過程在消滅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時，本身也傾向於變成一種目的。這種工具—目的論與現代社會的效率相呼應，它或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壓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都傾向於變得取決於紀律嚴明的等級制度、合理的專業化、個人本身及其活動的條理化工具化。科層主義的統治是當今世界的共同命運，這一過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

四、以人文回護作為科層論的社會關懷盡管官僚主義在現代社會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韋伯看來，現代官僚主義仍然存在著指向人類本身的許多限制。他指出，現代社會包括現代科層制度是新教改革運動的結果。從16世紀開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紀律逐漸切入信徒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在這里，為世俗生產和生活而辛苦勞作不是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種行動的條理化，而是教徒們普遍感到自己有義務履行為了上帝的榮譽而盡的責任。這種天職驅使他們深深投入日常生活，個人必須通過那些平常的有時近乎瑣細的行動方能檢驗自身，並獲取自我救贖。新教運動通過求助於作為一種得到認可的天職的勞動來具體驗證這些天職的內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無休止的、不間斷的和有組織的勞動本身變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來世得到超度的禁慾主義手段、復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標志。」〔2〕這種以倫理和宗教信仰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運動，無疑體現了一種實質合理性。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教通過成功宣揚這些主張，對現代官僚主義的出現作出了意義深遠的貢獻。新教運動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恰恰在這一運動的實質合理性消解之後才表現出它的實證價值。在現代社會，通過禁慾尋找天國的強烈願望逐漸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義、技術主義和實證主義。對於倫理價值的熱情，讓位於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歸納、演繹、推理、計算和論證之中。為了追求效率，人們日益把價值、信仰、理想棄之不顧，而幾乎在社會領域的各個層面都努力用被認為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機制——現代科層制組織起來。也就是說，全部現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出現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並且前者仍在不斷蠶食著實質合理性的地盤。作為社會主體的個人，在龐大而且全能的科層機器面前完全無能為力，他們已被徹底地物化了。韋伯認為，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悖論，反映了官僚主義化過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現代文明的獨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現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現代文明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峽口？韋伯大抵希望通過對科層主義的人文回護擺脫這一社會困境。在他看來，科層制的發展路向無疑是應該向其中加入社會關注的因素，經過民族國家和有作為的政治與社會活動家等現實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關隘。他既不想否定現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夠克服其業已被當代社會人們所普遍意識到的積弊。

第一，由於官僚主義是最難破壞的社會結構之一，同時由於作為一種技術主義的必要性，對官僚主義決不能採取決裂的態度。試圖用擴大公共領域的辦法解決現代科層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導一種民族要求，但其結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質發展水平這些現代文明成果。鑒於科層統治「鐵的必要性」，韋伯建議通過發展民族國家的權力來克服現代科層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層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於它的形式合理性與非人性，從而提高民族國家的權力可以強化社會對作為人格化政治表徵的民族國家的心理體認。對技術主義挑戰的回應首先是提高國家在世界上的實力地位，通過經濟發展、軍事強化、政治建設等等歷史的和現實的人類化的活動抒發人們深層意識和感情上的共同體情結。經過國家政治領導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體新的話語體系、風俗習慣以及政治記憶，藉助於民族榮譽以恢復已經失落的價值合理性傳統，或許可以重新建立對倫理相對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的信心，用國家價值目標整合社會公眾。在國際關繫上，民族國家的固化必然帶來政治共同體的獨立性和個性化。

第二，走出現代科層制困境的第二個出口是鑄造政治與社會領導人的獨立的政治人格。韋伯認為，官僚主義使得幾乎每一個行政領袖都淹沒在技術絕對主義的情景之中，這種工具主義的正當性甚至已經成為集體無意識而得到人們的遵崇，它是一種社會不自覺的潛在魔力。在當代，培育具有個性的、意志堅定目標明確、對自身行動充滿信心並且具有高度責任感的領導人已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這樣的領導人將是打破普遍主義的重要因素。這種領導人至少應具備下述條件：1.他必須對從事的事業保持充沛的熱情，因為只有熱情才是堅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動才可獲取它執著的始終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還應該對從事的事業懷有持續的信仰。沒有信仰的熱情自然是十分淺薄的、缺乏獨創性的。在信仰的召喚下，他的行動必然目標明確、意志堅決和負有深重的責任感及獻身精神。3.他的行動必須體現出在信仰與客觀現實之間的某種均衡感。他不會因為現實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會由於信仰而無視現實；他不是鄙薄客觀的超人，也不是隨波逐流的庸人。當然，在個人意圖的實現歷程中，信仰應該始終處於統領與涵帶的地位。

❺ 家族、宗族組織和官僚組織的區別

1、宗族是同姓的具有血緣關系的人，宗族的概念大，宗族包括家族。過去，宗族是維系中國社會結構的一條紐帶，宗族文化有三個標志：祠堂、祭祖和族譜。中國人對血緣關系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所以說，宗族文化也會跟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2、家族是一個先祖繁衍下來的血脈。
3、官僚結構是一個理想組織形式，它基於法定權力、邏輯和帶來高效有效性的秩序。通過職務專門化制定製度和規則，以職能部門劃分工作任務。

❻ 中國古代官僚制度

1、察舉制

察舉也就是選舉，是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漢代察舉的標准，大致不出四條，史稱「四科取士」，《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說：

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約起於西漢，下迄東漢未改。不過有時單舉其中的一二科，或全舉四科，均有詔令臨時規定。察舉的標准雖僅有四科，但察舉的具體科目卻很多。

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通常指經學）以及明經、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等臨時規定的特殊科目。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實授官職。

2、徵辟

徵辟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徵聘與公府、州郡辟除兩種方式。皇帝徵聘是採取特徵與聘召的方式，選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學兼優的人士，或備顧問，或委任政事。徵聘之方，由來已久，如秦孝公公開下令求賢即屬徵聘性質。

秦始皇時叔孫通以文學征，王次仲以變倉頡舊文為隸書征，亦皆屬徵召性質。到了漢代，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賢詔，也是繼承了這一方式。以後自西漢武帝以至東漢，相沿成例。對於德高望重的老年學者，且特予優待。

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可謂開了漢代安車蒲輪以迎賢士的先例。皇帝徵聘，為漢代最尊榮的仕途，被征者來去自由，朝廷雖可督促，如堅不應命，亦不能強制；且於既征之後，地位也不同於一般臣僚，大都待以賓禮。

漢代辟除官吏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三公府辟除，試用之後，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薦舉與察舉，可出補朝廷官或外長州郡，故公府掾屬官位雖低，卻易於顯達。一種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資歷、功勞，或試用之後，以有才能被薦舉或被察舉，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長吏。

公府與州郡既有自行選官之權，而被辟除的屬吏又不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應辟，也不能加以強迫；否則，要受到輿論的非議。尤其是州郡辟召是當時比較自由的仕宦途徑，而且既辟除之後，主官即當加以重用；否則，氣節志行之士就要辭去。

3、九品中正制

在漢末軍閥混戰的沖擊之下，鄉里組織遭到破壞，「鄉舉里選」的傳統做法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三國時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

在朝官中推選有聲望的人擔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士人，按其才德聲望評定九個等級，然後根據士人的品級，向吏部舉薦。吏部依據中正的報告，按品級授官。

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

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

此後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

4、科舉制

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門第高低分配權力，不能滿足數量眾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門第高的士族腐敗，因而加劇了當時的政治腐敗和地方割據分裂的傾向，說明士族制度已經腐朽。

同時封建經濟有所發展，尤其是均田制實行後，中小地主勢力增長，非常渴望進入統治階層。隋唐時期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為革新政治、鞏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在選官上實行了科舉制。

隋文帝廢除維護門閥貴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587年）設「志行修謹」、「清平干濟」兩科。隋煬帝時始置進士科，因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為「科舉」。

王朝開始用公開考試的方法來甄別人才高下，從而量才錄用，這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為以後歷代所沿用。

唐代科舉有常舉和制舉兩類。常舉每年舉行，於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經、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種。學館的生徒可以直接報考，不在學的自行向州、縣報考，合格後再由州縣送中央參加考試，應試者以進士、明經兩科為最多。

考試的內容，進士著重於詩賦和時務策，明經則著重於儒家經典的記誦。主持考試的，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員外郎；以後歸禮部掌管，也有臨時由皇帝委派中書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武則天當政時，還親自主持考試。

考試及格者稱為「及第」。錄取數進士科約為應試者的1-2%，明經科為1-2/10。因為考生投送履歷表，叫做「投狀」，所以進士第一名稱「狀頭」或「狀元」。武則天還增設武舉，由兵部主持。

制舉由皇帝臨時立定名目，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辭清麗科、博學通藝科、武足安邊科、軍謀越眾科、才高未達沉跡下僚科等百十餘種。

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參加考試。考中以後，原是官吏的立即升遷；原來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給予官職。但制舉出身當時並不被視為正途，而看成是「雜色」。

隋唐時期創立的科舉制度有積極意義：剝奪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權，削弱了地方豪強士族的勢力，使封建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權收歸中央，有利於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選官方面的腐敗，改變了自秦漢以來以薦舉為主的官吏選拔制度，是歷史的一大進步。

通過科舉考試，向整個地主階級開放仕途，有利於籠絡人才，緩和了矛盾，擴大了統治階級的基礎。科舉制度把讀書、考試和做官緊密聯系起來，從而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於政局的穩定，推動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發展。

科舉制度為以後歷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時期，專重「四書」「五經」，以八股文取士，禁錮了士人的思想，極大地束縛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的文化因素。

(6)中國官僚制服和宗族制服擴展閱讀：

官僚制度，bureaucracy，按照職能和職位分工、分層管理原則建立起來的行政權力體系。1745年法國學者V.德顧耐首創此詞，以描述普魯士的政府形式。後來被人們理解為具有貶義的官僚組成的行政制度。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M.韋伯把官僚制度作為「合理社會制度」的同義語。

他提出統治人類社會有三種權威：傳統權威、超凡魅力權威、法律與理性權威，並認為後兩種權威都是以官僚制度為基礎的。在現代行政學中，也有人認為官僚制度是科層組織化了的正規行政制度。

官僚制度一般分為早期的官僚制度和發展了的官僚制度。前者以秦始皇時的中國、新王國時的埃及和後期的羅馬帝國為代表。這個時期超凡魅力的權威是統治社會的基礎，法制卻很不完備。

後者始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西方國家法制逐漸完備，科層組織日益嚴密，並建立起正式的文官制度，這時充分發展的官僚制度已成為維持現實社會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

❼ 什麼是我國古代的官僚制度

中國古代的封建官制，是指在皇帝之下設置的中央官制與地方官制上下兩級官僚機構。中央政府作為皇帝的輔政機構，主要設置宰輔、宰相及負責各方面事務的政務機構。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由中央層層統攝的嚴密的地方統治機構。同時，為保證各級官僚機構有充分的人選及各級官員對皇帝盡忠盡責，還配備了一套比較系統、完備的官吏選拔及職官管理制度。官制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統治支柱。

封建國家的政治制度使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只憑皇帝一個人的力量是難以實現對國家的統治的。因此，設官分職，既是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標志，也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需要。於是中國就形成了以皇帝為中心，以地主階級為基礎的封建官僚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各級官吏只對皇帝負責。官吏們依據等級地位的高下，分別成為擁有不同許可權的權貴階層。但他們不得以貴族的身份進行治理，而必須以皇帝的僕役資格行使治理。大小官吏的任免予奪等一切權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

❽ 什麼是我國古代的官僚制度

中國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主要表徵中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結構性缺陷在於：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下，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是一元集權的結構。皇帝在這個結構的最上端，神聖不可侵犯。對於其下行政官員的官僚機構也是在皇帝的領導下，因而無法形成建立在權力分立基礎上的多元權力結構。1、以皇權為核心，由專職官吏組成。在整個封建社會，官僚制度終究是建立在一個至高無上的王權基礎上的，最終目標是為了維護皇權的權威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機構、職官的設置，官吏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要圍繞鞏固皇權這個核心。皇帝之下的官僚和各種機關，都不過是為皇權服務的工具。在初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人身依附和僱傭關系的基礎上的。君主運用禮法、刑德、賞罰、爵祿和誅殺來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雖然還是按等級劃分，還是擁有不同特權的大小貴族，但他們已經不再是以貴族身份來行使權力，而是以君主臣僕的資格來進行治理。隨著社會的發展，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專門的管理集團，演變成為國家行政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官僚集團內部，按等級嚴格劃分官職。古代官僚制度不僅是一種行政管理體制，它還反映著一定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級官僚本身雖然不是一個階級，但他們附屬於國家機器，是一定社會形態下國家機器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本身具有強烈的階級屬性。官僚制的設官分職，運行方向等無不體現著一定階級的利益。在官僚等級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襲之外，還可能隨時受到升遷或罷免。例如：在隋唐時期的官僚機構中，官品最高的是所謂的「三師」與「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三師與三公都是名位高而無實權的虛職，不置僚屬。宰相是從貴族制度時期君主的家臣發展而為君主專制時期的最高執政官的，在官僚機構中地位最為重要。3、封建官僚按官階高低享有特權，特權成為官僚制度的核心。古代官僚制中的官僚權力的擁有，是社會等級的標志。政權力的等級隸屬往往體現著人身關系的依附。經濟地位、文化地位、封號爵位的世襲性佔有，也有力地促進著官僚對政治權力世襲化的渴望。官僚的世襲化、貴族化傾向廣泛存在於古代官僚制國家中。但是，封建時代的古代官僚制國家中皇權是唯一的正統權威，官僚政治權力直接來源於皇權，官職一般是非世襲的，權力也往往只是及身而止。四、中國封建官僚制度對後世的影響 綜觀中國古代歷史長河，封建官僚制度經歷了不斷的發展與變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世界古代官僚制政治體制中也佔有重要地位。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形成、發展及強盛時期，它都發揮了應有的功能。對維護地主階級封建統治，促進封建社會向前發展都曾起過巨大的作用，主要起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對後世影響深遠。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政治制度的發展，其消極作用也越來越大，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造成了生產力的停滯，這是中國長期滯留於封建社會的政治原因。同時，由於官僚政治具有明顯的特權性和嚴密的等級性，造成了嚴重的官民對立現象，多次導致爆發農民戰爭。再者，長期實行官僚制度，「官本位」意識使一些人產生了權力的異位，正是在這種落後的封建意識支配下，一些人為謀官、保官、陞官，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弄虛作假，甚至不顧人格，喪盡廉恥。這些消極影響至今還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以史為鑒，可明得失。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