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包括什麼
九品中正制，孝廉舉薦，科舉
② 西方古代學校課程教育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斯巴達是古希臘最大的農業城邦國家。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通過嚴酷的軍事體育鍛煉，把貴族成員訓練成體格強壯的武士。訓練的內容主要是五項競技——賽跑、跳躍、角力、擲鐵餅和投標槍。同時也重視培養兒童頑強堅忍、絕對服從的品質。
女子教育是斯巴達教育中較有價值的部分，這與斯巴達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有關。斯巴達還保留著原始部落尊重婦女的傳統，女孩並不與世隔絕，從小在家接受與男孩相似的教育，訓練同樣很嚴格，目的是為了將來生育和男子出征時保衛本土。
雅典人的教育突破了斯巴達人對軍事體育訓練和對道德教育的執著。同時也注意到智育和美育在人的和諧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教育體系。雅典「和諧發展」的教育模式對亞里士多德和後來西方資產階級進步教育思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政時期是古羅馬原始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時期，學校尚未出現，家庭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形式。父親在家庭中有著絕對權威，甚至有權決定子女的生存。在兒童的早期教育中，母親扮演了重要角色。七歲以後，女孩繼續跟隨母親學習家務，男孩則跟隨父親學習耕作技術、騎馬、角力、游泳及使用武器等。家庭教育的中心是道德教育，當然也有簡單的讀、寫、算方面的知識，目的是把兒童培養成為一個合格的羅馬公民，忠於國家，為以後的實際生活作準備。
帝國時期統治者在教育上實行了一些變革：在教育目的上，培養效忠帝國的順民和官吏；在教育制度上，加強了對學校的監督和控制；在教師的地位上，改教師私人選聘制為國家委任制，提高了教師的待遇。。
③ 中西方古代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差異表現
從發展的趨勢來看， 教育越來越被人們重視。 中西方教育存在差異是不爭的事實，不同國情呈現出不同的教育特點也毫無非議。
文化傳承和演進方式不同是形成中西方教育的根本原因。
中國教育重道義，西方教育重功利；中國文化崇尚和諧，西方文化崇尚競爭；中國教育注重群體，西方教育注重個體。
有史以來，中國的教學模式以訓導式為主。而西方的教育是平等教育。中國實行的是灌輸、鞭策式的課堂教育，也就是應試型的教學方法。 西方課堂實行的則是素質型的啟發式教育。
表現：中國課堂注重基礎知識、理論知識的傳授；注重對知識的積累和灌輸；注重培養學生對知識和權威的尊重；注重對知識的掌握和繼承；以及知識體系的構建。 知識點是傳遞教學信息的基本單元。 西方的課堂教育崇尚自然，重視教育內容與實踐結合。 更注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重視對知識的靈活運用，教學內容重視廣而博。 老師講解知識也是點到為止。 這樣為學生也留下了很大學習、思考空間，課堂學習內容也得到有效的擴大和延伸。中國家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孩子不僅是自己生命的延續者，更是自己理想和願望的實現者，傾向於鼓勵孩子成為現實主義者。 而西方家長會讓孩子自己選擇人生道路，健康快樂的成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更傾向於鼓勵孩子成為夢想家。
中國家長受傳統封建意識影響，認為孩子生下來是為他們傳承香火，光宗耀祖。 孩子是「自己」的，是家庭的私有財產。西方孩子從出生那天起，父母就認為他是一個社會人，自然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家長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職業。 中國家庭氛和諧而嚴謹，但並不寬松民主，父母是一家之主，絕對的權威。 孩子不能冒犯父母，聽話才是好孩子，這種家庭氛圍造就了很多「乖」孩子，他們學習努力，成績優異，但缺乏獨立、開拓的精神。 西方家庭氛圍平等、友好，成員之間都是一種平等、朋友式的關系。 父母和孩子之間相互尊重，家長認為孩子具有自我反省能力和教育能力，所以，他們很少指責、命令孩子要這樣，不要那樣。 家長很重視與孩子的情感交流，非常在意孩子的心理需求。 孩子在一個平等、快樂的家庭氛圍中健康成長。家庭教育方式常見的有三種：獨裁型、溺愛型和民主型。 中國家庭教育方式基本以家長專制和過度溺愛為主，民主型教育方式在中國家庭中很少見。 家長常常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完全不顧及孩子的心裡需要和喜好；對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大包大攬，過度溺愛，有礙於孩子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的形成；不鼓勵孩子動手、探索、冒險，他們甚至會認為這是「胡鬧」而加以制止，中國父母更喜歡孩子墨守成規。 西方家長基本採用民主型的教育方式：他們會尊重孩子的選擇；生活學習上，鼓勵孩子自己動手；鼓勵他們大膽嘗試創新；贊賞孩子獨立的自我意識。
④ 古代羅馬帝國時期，羅馬帝國的各級學校教育制度發生了哪些變化
古代羅馬帝國時期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初等教育仍然沒有得到國家的重視，各地學校的辦學設施相當簡陋，學校的教學重點開始由文學的學習轉移到對文法的分析上。
(2)文法學校中非常重視拉丁語的教學，拉丁語文法和羅馬文學在文法學校的教學中逐漸佔主導地位，過於強調思辨使文法學校的教學方式逐漸趨於形式主義。
(3)修辭學校受國家政治影響較大，教育培養目標由培養雄辯家變為為國家培養官吏，學習內容主要是修辭學，但「修辭學已蛻變為粹純外表的『雄辯』」，學習方式也變得更加形式主義；為了適應羅馬帝國政治、經濟的需要，統治者在羅馬創辦了教授法律、醫學和哲學的專門學校。
(4)這一時期，羅馬的統治者對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基督教逐漸演變成統治階級可以接受的宗教形態，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它開始在各級學校的教育教學中發揮重要的影響，並逐漸占統治地位。
⑤ 請問古代教育制度的發展及其特點,謝謝
張伯苓，是我國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為，給他一個支點——教育，就能救國：「我認定救國在教育」，「解決世界大難題，要在教育」。
當思想界高舉主義大旗，使民主與科學政治化時，他卻在社會化與實業化的教育中將它們坐實，他說：「教育事業，(乃)強國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產業化的，要向社會發行，以實業支撐。向社會發行，使教育社會化；以實業支撐，使教育實業化。社會化，使教育獨立；實業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獨立和自立，就是張伯苓救國的「阿基米德」點。民主與科學，在此「支點」上，方能啟動。南開新私學，便是一次「啟動」的實驗。
「我不是乞丐」
為了使教育獨立，張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紳嚴修(字范孫)、津商王益孫，每月助銀200兩啟動。加以范孫先生的聲望支持，伯苓募捐，較為順利。
邑紳鄭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窪地十餘畝，作建校用，津人稱窪地為「開」，故名「南開」。新校建設費，得前大總統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計銀2.6萬兩(徐世昌與嚴范孫為同科舉人)。袁世凱捐助1萬元建禮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學校擴大，開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銀200兩，嚴修兒女親家、直隸提學使盧木齋撥公款助經常費月銀百兩。不久，徐世昌、王益孫因戰亂停捐。嚴家產業亦受上海「橡膠股票」牽連，停了捐款。提學使傅沅叔(編者註：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將兩所中學，歸並南開，兩校經費，年銀8000兩，亦撥給南開使用，可學校卻要改稱公立南開中學，不過，仍歸私人經營。
當時，公私之分，以「集資公款名為公立中學，一人出資名為私立中學」。伯苓致信范孫先生，言南開中學，因私捐一時斷源，只得暫蔽公款之下。范孫獲悉，遂挪借各種款項，維持南開學校日常費用，留下私學一脈。新私學，雖時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終歸無恙。自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贊助。又擬募集基金130萬元，按月利五厘計，以維持大學每年經常費。嚴、張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以籌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集大洋8.5萬余元，聊敷開辦之用，可大學之經常費用，仍無著落。
於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孫先生，重訪李純。因李純病重，未能謀面。他使人轉告，前所囑籌集基金一事，毋慮，盡可寬心離去，他自有辦法。伯苓返津，不及兩周，李純因病魔自戕。
其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以民國元年公債280萬元兌付，經由財政部抵換六厘公債，實收入87萬元。合計，可得月息6500元，與開辦之初經常費之預算吻合。基金依議啟動，可伯苓未稍懈，又引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該基金會欲捐助我國兩所私立大學，經考察，確定捐資對象為東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捐資數目各25萬元，要以本國配捐一半為條件。
伯苓方為難時，袁世凱的嬸嬸袁太夫人聞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認捐。當年，嚴修為袁世凱抗辯未果，憤而辭官。袁感銘於心，東山再起時，即贈一筆款與嚴修，盛情難卻，嚴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後來袁家敗落，其子女生計多賴此款維持。袁家感激嚴修，大凡南開之事，都積極參與。
「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樓下為物理實驗室，中為生物實驗室，上為化學實驗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銀10萬元建築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會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無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務社會之精神，則或為一般婦女所不及。現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機會，既遠多於袁太夫人，苟能獲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則中國將來何患不強？」(《南開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稟慈命，捐了7萬元。此數，雖不及一半，但伯苓終於敢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條件。自洛克菲勒基金進校，校園內，一派建設氣象，各項設施，多於此時興建。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派員來調查，以南開中學成績優異，給予補助1.5萬元，又議決，3年內撥助大學10.5萬元，擴充理科，後又加撥6萬元。
盧木齋個人捐資10萬元，建南開大學圖書館。張學良亦認捐南開大學基金20萬元。原大學公助經費，由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按月付洋2萬元，公署取消後，改由財政部自中央銀行按月撥付，此項經費，亦為學校經常費主要來源。至此，南開系列學校，各部經費來源，基本趨於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對於新私學的支持。教育要獨立，除了爭取國內外各種社會資金的支持，還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或以民主的名義執政時，可以因勢利導之。
學校發展了，經費問題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缽。他說：「余為學校籌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談到「不豫」的尷尬，嘆曰：我不是乞丐。
「糞水」與鮮花
南開，這朵新私學的鮮花，總算綻開了。開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後花園———天津。所謂「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時期，那些來自北京的下野軍閥政客和清朝皇室宗親以及各式各樣的遺老遺少。他們隱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賦閑在家，過著富有而閑淡的生活，暗中卻依舊操縱北京政局，影響天津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他們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著北京。
「寓公」們，與范孫先生人脈很深。伯苓在他們之中募捐，如魚得水。南開大學成立時，江蘇督軍李純的祝詞，就提到了他們：「自兩先生計劃書出，黎前總統、馮前總統、徐大總統、曹督軍、閻督軍、孟督軍、陳督軍、曹省長莫不起而贊成。純亦勉趨其後。」(李純：《南開大學正式成立祝詞》，《校風》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對南開，他們沒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個人傾向，作為交換條件伯苓先生以南開這片凈土，喚醒了他們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責任感。據初步統計，以大洋計，軍閥對南開的捐助，前後有150多萬元。
當許多國立大學和政府機構，都由於缺乏地方和國庫的正常資助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南開卻能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局面。
可青年學子卻不以為然，他們勸張校長「不要軍閥的臭錢」。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說：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培育出來。這比喻，有失公道，卻亦無奈。軍閥的名字，似乎總與戰亂相系，被我們的歷史觀封存起來。今天，我們不妨揭開封條，回顧一下歷史，然後回答：為什麼在北洋政府的治下，興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軍政，軍政沒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黨治，黨治有黨文化，必然要兼並，使文化意識形態化。因此，黨治之下，文化退化。試以蔡元培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當得很大，堪稱黨治要員，可還算個教育家和思想家嗎？
放在這樣的視野里來看北洋時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樣對南開新私學的支持，北洋政府讓南開中學暫蔽於公款之下，條件一成熟，就讓它私有化，而蔣介石卻要將南開大學收歸國有。一是不自覺地支持了教育獨立，而另一卻有意取締之。就像當年請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一樣，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正如當年用黨化手段廢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廢了張伯苓。
可伯苓先生卻「厭談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辦實業，後談政治。從實業中拿錢出來，去辦政治，不是從政治中拿錢出來，去買議員。這種先實業而後政治，就是他的政治夢。他拿軍閥的錢，獨立自主為國家培養人才，難道不是政治？
南開的「天之道」
南開學校經費來源，共有10項，其中5項，為自營收入。募捐與自營相結合，造就了教育獨立的實體及其實業化辦學模式。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的趨勢。
1925年，教育部特派員劉百昭到南開視察，結論雲：「就中國公私立學校而論，該校整齊劃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財，求教育獨立，更以自營，謀教育自立。南開第20年度經費收支狀況表，將學校收入款項分為5大項，其中3大項為自營收入，這一年的租息及雜項收入，竟然超過學費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開中學成立之日起，學費就是學校的主要收入。由於生源充足，學費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嘗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但南開兼容貧困學生，以「試讀生」養免費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年，考試及格，轉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費，才能續讀。學費雖高，但南開卻沒有靠學費來贏利，而是使學費收支平衡。
其時，國內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的。如北平民國大學，生源多為投考國立大學的落榜生，人數頗大。還有一些大學，則別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語道破：「大多數乃專為欲分潤各國將退還我國之庚子賠款。」這樣一哄而起辦私學，想發國難財，當然好景不長。教育獨立，此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則為現代化要求。南開新私學，從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適應現代化要求，走了一條實業化的路。
「大工廠」之定位
論中國近現代教育，有兩人並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國傳統教育近代化的轉換，張伯苓則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國近代教育超越了傳統政治文化，張伯苓則為中國現代教育探索了實業化道路。
他們留下了兩筆寶貴遺產：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傳統和張伯苓的實業化的教育路線。
何謂實業化教育路線？伯苓說：外國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學校視社會需要而定教育方針。也就是教育為體，實業為用。
學校管理，採用企業通行的董事會制，九名董事，統管大學、中學兩部，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大學部、中學部各設主任一人，由校長推薦，董事會批准。董事會職權，為籌募經費，議決預算，審查決算。學校章程制定及變更，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發給學生畢業證書及授予學位，也由董事會決定。
以此為模式，南開大學下屬各院、系、所，亦自籌經費，自設董事會。捐資創辦南開者，如嚴范孫、徐世昌、王益孫、范靜生、李秀山等，都做過校董，李組紳、范旭東等大商家，也曾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還有一部分學界和社會名流，以其名望和經驗，任南開校董，如蔣夢麟、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吳達詮等，如企業之獨立董事。
以實學培育國家「財力」
南開大學的學科建設，是實學化的。
南開的「土貨化」思想，除了洋為中用，還有就是實用。實用之學，當然就是「實學」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這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的救國抱負。
大學擴充後，改文、理、商三科為三院，分設歷史、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商學、會計、統計、銀行等11系。不久，原來文學院的經濟系發展為經濟學院。而文學院下，又增設了英文系、政治學系、哲學教育系；經濟學院，則開了農業經濟系、工業管理系、運輸學系、經濟史學系、統計學系、經濟研究所等。理學院也增加了醫學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
這樣的學科設置，偏於實用，培養的人才也趨於實用。伯苓在美國發現：他們最大的發達，就是財力。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財力」。而他的每一個學生，都理應是國家的一份「財力」。
從理學院到工學院，理科教育越來越「財力」化。從文學院到經濟學院，文科教育也趨於「財力」化。那時，我國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對於實業化教育路線，批評者多。有人說，「南開大學有文科而無中文系」，是因為「張伯苓自己文筆不通」，南開「不注重中文」，使得「整個學校鄙俗不堪」，沒有文化。有人說，「張伯苓以實用為科學的重點，是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張伯苓只配做一個職業中學的校長，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校長。」
果真如此嗎？顯然有誤解。南開欲立「東方文化研究所」，梁啟超要牽頭，惜未辦成。范孫先生曾訪李叔同，請他主講國學，亦終未出山。至於所言「科學」者，就更是「不見泰山了」。我國私立大學，辦理科者本不多，因為理科「不經濟」。可伯苓先生卻認為，理科是基礎，不僅科學思想的興起，對傳統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將科學思想轉化為「財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財力」這一點上，民主與科學思想被他坐實了。
南開「貨」
南開最大的「財力」，還是學生。
伯苓戲稱學生為「貨」，對南開「貨」，他有信心：南開「工廠」造人才，在社會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鹼公司)、久大(久大鹽業公司)已經承認我們的貨了。」「我們南開工廠造人才，本地銷路少，別處多銷也好。」「充實我們的工廠，造就學生到各處去。」
為此，他親自推銷，為他的「貨」開拓市場。華西公司聘他為董事，他欣然同意，「為的是銷銷大學、中學的貨」。他的「貨」有成長性：「若干年後長起來，我們的貨更容易銷。」他呼籲：「造就學生到各處去，特別是西南！」
在一次開學典禮上，他說：新來的學生很多，為什麼來？不是要點什麼嘛。要什麼？要職業，南開「貨」，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業了。化工系學生，畢業時，「每人皆有選擇兩三個職業的機會」。而商科畢業生，因南開對「工商以及銀行界之貢獻，可謂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畢業生，特別是商科的，在畢業前，即已應聘一空」。這樣緊俏的南開「貨」，質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說，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民國中央研究院選舉中國第一屆院士，81人中就有南開9人：姜立夫、陳省身(數學)，吳大猷、饒毓泰(物理學)，殷宏章(經濟學)，湯用彤(哲學)，李濟(考古學)，蕭公權(歷史學)，陶孟和(社會學)。後來在台灣被選為院士的又有梅貽琦等人。這樣的「貨」，豈止是「財力」？簡直就是國寶。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後能復起也」。
「復起」靠什麼？靠民主。訪美時，他發現教育的第一要義，是民主。遂與范孫先生一起，於南開內部，行股東民主制。南開以私立興學，投資者為股東，而有南開「人民」資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雖為總統，終為本校舊校董，亦系一人民資格。」「人民」，在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無窮大」了。
南開新私學，即從股東民主制入手，行漸進之民主。先行股東議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繼而行學生自治之民主，待學校民主制建設完成，再從學校擴大到社會各界，推進至國家政府。此為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實用主義的實驗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導的股東制的「民」，首先是投資者。他歡迎這樣的「人民」，成為南開的「民主」———「東家」。那時，私立學校紛紛落馬，而南開不倒，就在於民主化。他希望南開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舉「私立民有」的旗幟，每遇危機，都以民主化險為夷。當范孫先生以一人之財力私立南開時，就從未將南開據為私有，當伯苓先生恭稱范孫為「南開校父」時，不僅以創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校。」此語，不僅發自他們內心，而且立為南開新私學的宗旨。(附註：據陳明遠先生研究：1900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70元；1911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50元；192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3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30元。)(P1156591)
嚴修
嚴修，字范孫，津籍，光緒十年(1884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清末憲政失敗後，辭官，不再從政。他以為，新政難以治國，不妨先做「齊家」實驗，南開新私學由此一念誕生。經「庚子事變」，新政又起，袁世凱受其影響，聯絡張之洞等，請廢科舉制，而終於成功，遂請他督學直隸，適逢袁、張二人入閣，欲行君主立憲於中國，故請嚴修署理學部。嚴修借鑒日本經驗，立學制，建學校，編教科書，定教育方針，為我國近代教育開山。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幾番請其襄助國事，尤以教育部長一職相請，以取代蔡元培，為嚴修婉拒。五四運動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長，又拒。
嚴家南北兩支，北支在京東行鹽，南支在寧波、上海開錢庄。嚴家錢庄崩潰後，波及鹽業，嚴修整頓家族產業，使之向近代工業轉型，此後嚴家投資，多轉向實業。故其辦學之宗旨，倡導實業化之實學。
張伯苓
張伯苓，名壽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學於北洋水師學堂。肄業後，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適逢甲午海戰，親歷戰敗，屈辱之餘，決定退役。很多年以後，他還在慶幸：真萬幸遇到嚴(范孫)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聖人。他決定追隨范孫先生，創辦新私學。畢其一生，先後創辦了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和南開小學等，任南開中學、大學校長44年。
為籌辦南開大學，伯苓先生親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同胡適一樣，他有幸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適把實用主義用於學術研究，他把實用主義用於辦學。實用主義的精髓，其實就是胡適的那句話：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這是針對做學問而言的，而對於做事的人來說，多研究問題是不夠的，還要能解決問題，張伯苓就是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談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⑥ 古羅馬的教育制度有幾個階段
古代羅馬教育制度的發展演變和本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根據古代羅馬社會發展變革的特徵，可以把其教育制度的發展演變劃分為前希臘時期的教育、共和時期的教育和帝國時期的教育三個既相對獨立、又密切聯系的階段。
⑦ 古羅馬帝國時期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公元30年，羅馬進入帝國時期。羅馬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地位，加緊了對統治區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控制，也按照統治階級的要求對教育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教育目的上，把向國民傳授基本的文化知識和培養雄辯家改變為培養忠誠於帝國的順民和官吏；在學校的管理巾，加大了國家對各級學校的干預力度，對初等學校實行國家監督，把部分文法學校和修辭學校改為國立，以有利於國家對學校的直接控制；提高學校教師的待遇，加強對教師的控制，把教師由私人聘任改為由國家教育機關直接委派。
這一時期羅馬帝國的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初等教育仍然沒有得到國家的重視，各地學校的辦學設施相當簡陋，學校的教學重點開始由文學的學習轉移到對文法的分析上。
（2）文法學校中非常重視拉丁語的教學，拉丁語文法和羅馬文學在文法學校的教學中逐漸佔主導地位，過於強調思辨使文法學校的教學方式逐漸趨於形式主義。
（3）修辭學校受國家政治影響較大，教育培養目標由培養雄辯家變為為國家培養官吏，學習內容主要是修辭學，但「修辭學已蛻變為粹純外表的『雄辯』」，學習方式也變得更加形式主義；為了適應羅馬帝國政治、經濟的需要，統治者在羅馬創辦了教授法律、醫學和哲學的專門學校。
(4)這一時期，羅馬的統治者對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基督教逐漸演變成統治階級可以接受的宗教形態，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它開始在各級學校的教育教學中發揮重要的影響，並逐漸占統治地位。
從古代羅馬教育制度的歷史變遷中可以看出：古代羅馬的教育制度是隨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個時期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的變化皆說明了這一點；古代羅馬的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就是廣泛吸收希臘先進教育經驗和思想，並使其與羅馬的實際結合的過程，「羅馬遠不止是希臘文化的傳播者，她也是一種文化的創造者。……按照自己的方式，她留給了後人很多東西，這些東西足以影響他們的過去和現在」。
⑧ 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樣發展演變的。
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是隨著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發展變化著，因為其是為統治階級培養人才，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以任何一個歷史階段都其深深的階級烙印。
夏朝時期，傳說中國就有了學校。據甲骨文和古書上記載，商朝時已經有了正式學校。到西周時，學校分為「國學」、「鄉學」兩種。學校主要是「國家大事惟祀與戎」，即傳授祭祀知識和作戰的技能經驗。商周時代，貴族子弟必修的科目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
春秋時期，教育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中國封建制度的確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革，原來「學在官府」的教育壟斷層面逐漸被打破，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聚眾講學，發表政見，產生了所謂的「私學」。這一時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影響最大。孔子一生學而不厭，經過長期的教學實踐，總結了不少教學經驗，如「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等。其為中國古代的文化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許多教學經驗至今仍在延用。
西漢時期，教育制度逐漸完善。西漢時，學校類型主要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為適應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開始成為統治階級培養人才的必學課程，學習科目是五經(�0�0周易�0�3、�0�0禮記�0�3、�0�0春秋�0�3、�0�0尚書�0�3、�0�0詩經�0�3)，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教育系統。
隋朝時期，中國教育制度達到了世界水平。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興起，推動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唐代學校制度完備，有國子學、太學等，在地方有州學、縣學和鄉學等。教學內容以�0�0五經正義�0�3為統一教材，命天下傳習，同時還有了專業教育，如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等。安史之亂後，唐朝的私人辦學多了起來，大文學家韓愈、柳宗元都辦過學，為教育增加了新特色。
宋代教育在唐代基礎上更加完備。在中央有太學、國子學、律學、算學、書學、畫學等，以太子學和國子學最重要。尤其是王安石變法改革學校和科舉，使官辦學校非常興盛。另外，私人講學的書院在北宋時興起，成為傳播理學的基地，學習風氣十分活躍，石鼓、白鹿洞、應天、嵩山書院都很有名。宋朝以後，理學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並統治了學校教育。
明清時期，教育制度在前代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中央學校有國子學和宗學，地方學校也發達，各級都有普通學校和專科學校。考試制度採用八股取士的科舉制。教學內容主要是「四書」(�0�0大學�0�3、�0�0中庸�0�3、�0�0論語�0�3、�0�0孟子�0�3)五經，還學習�0�0御制大誥�0�3、�0�0大明律令�0�3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種。明朝中期以來，書院比較興盛，最負盛名的是東林書院，書院也發展成為官辦的學校。
明清時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時期，為強化專制統治，教育的專制非常嚴重，束縛了人們思想的發揮，隨著社會的發展，科舉制越來越不適應需要了，到1905年，清朝廢除了科舉制，但科舉制中公平選拔人才的方法卻被保留下來，至今仍有活力。
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發展，是社會不斷進步的表現。歷史雖然已成為過去，但其功績不可磨滅。許多寶貴的經驗至今仍值得借鑒。而中國現代的教育制度也必將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趨向完善。
⑨ 為什麼西方在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基礎上實行現代文官教育
對於習慣官爵被分封和世襲的西方人來說，中國科舉制無疑是一種充滿了智慧的制度設計。科舉制通過公開報考、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選拔人才，被譽為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為西方文官制度樹立了相對公平、公正的競爭原則。
⑩ 古代希臘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在古希臘的氏族國家中，最有實力的是斯巴達和雅典，這兩個國家的教育制度也最有代表性。
1.斯巴達的教育制度
在斯巴達，幾乎所有重大的事務都是由國家操辦和直接管理的，教育當然也不例外。為了維護斯巴達人的國家權利和社會政治制度，統治階級對教育非常重視，「國家追求的直接目標在把斯巴達人培養成戰土，培養成堅強的、受過鍛煉的、未來的奴隸主。斯巴達的一切教育也都服從於這個任務」。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所有的斯巴達人從小就要接受軍事教育訓練，為保衛國家的安全服務。
在斯巴達，生下來身體發育正常、無疾病或缺陷的嬰兒才能被允許存活下來，由孩子的母親或保姆負責照顧到年滿7歲為止。男孩子要被送到國家的教育機關，常年在那裡接受軍事體育訓練，直到18歲為止。
為了適應未來殘酷戰爭的需要，兒童和少年要把白天絕大部分的時間用於從事軍事體育訓練，練習角力、作戰游戲和球賽；他們在夜間要經常參加捕殺奴隸的實習活動，以訓練他們的膽量和實際能力；為了使未來的戰士養成超人的忍耐力，教育者讓兒童在接受教育訓練的過程中經常面臨各種艱難遭遇，忍受飢渴、寒冷和痛楚的折磨。
斯巴達的統治者重視對未來戰士的軍事體育訓練，也重視培養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對文化知識的學習則嚴重忽視，讀、寫、算都沒有列入學校的必修科目，許多學生在學校學習到18歲，但仍然目不識丁。學生在學校里也要學習音樂和舞蹈，但他們學習這些東西的目的是為了鼓舞勇氣和培養嚴明的紀律。
學生到18歲時進入國家設立的「埃弗比」機構，在軍隊指揮官的指導下經常參加軍事演習和偷襲奴隸的活動，到20歲以後就成為國家軍隊正式的戰士。
斯巴達的女子和男子一樣，也要在國家的監督下接受嚴格的軍事體育訓練，只是可以住在家裡。斯巴達的統治者讓女子接受強制的軍事體育訓練，目的有兩個：「第一是為了生育健壯的兒童，第二是可以在戰爭發生、男子出征的時候，把看守城市的任務交給留在城中的女子。」
從以上簡要的介紹可以看出，斯巴達的教育具有下列特點：
(1)鮮明的階級性。強調受教育是斯巴達人的特權，而奴隸則無權利接受教育。
(2)國家對教育高度重視，並建立公共的教育機構對所有的斯巴達兒童和少年(包括女子)進行嚴格的教育。
(3)重視對青少年學生進行軍事體育訓練，並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於教育的全過程。
(4)忽視對年輕一代的智育，造成他們身心的片面發展。
(5)斯巴達由於重視對年輕一代的教育，把愛國主義教育和軍事體育訓練放在教育工作的中心環節，因而為保衛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勇敢無畏的戰士。但斯巴達的統治者對文化知識的重要性認識嚴重不足，根本不重視對青少年文化知識的教育，結果培養的人素質不高，「斯巴達人性格中保守、狹隘、孤傲的性格，甚至達到無知的程度」。
2.雅典的教育制度
雅典是古希臘的一個實力強大的奴隸主城邦國家，位於阿提卡半島上，三面臨海，一面環山，她的土地不適宜耕種農作物，但有利於種植橄欖、葡萄，她還擁有優良的天然海港，有利於發展貿易往來。雅典工商業的迅猛發展給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發展和繁榮，也加速了奴隸主階級內部的分化，經濟勢力不斷壯大的工商業奴隸主貴族與傳統農業奴隸主貴族的矛盾非常激烈，他們都力圖爭取自由民的支持，這對雅典的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和斯巴達一樣，雅典統治者同樣也高度重視對年輕一代的教育，「把教育兒童當做國家和每個做父親的職責，但它並不幹預整個教育的細節，也不對教育進行絕對地控制。」在雅典，既有國家設立的學校，也有私人創辦的學校。
為了使未來的雅典人更好地適應發展工商業，參與國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保衛國家的需要，雅典的統治者強調教育不僅要培養個人在參與保衛國家、處理個人休閑活動時所需要的忠誠、勇敢、強壯等品質，還要使他們具有多種才能，能言善辯，善於交際，能夠理智、公正、聰慧地處理經商和各種公共事務。
在雅典，兒童出生後也要進行嚴格的體檢，只有身體健康的兒童才能被允許存活下來。出生後到7歲前，兒童在家主要由父母養育。7歲後，女孩子繼續留在家中由母親負責其教育，學習紡織、縫紉和生活起居、飲食等方面的知識技能。7歲後，男孩子則被送到學校接受正規的教育。
在雅典，「初等教育的任務是為兒童打好將來參加公民活動和為國服務的基礎。」男孩子7歲以後，同時在私立的文法學校和音樂學校學習5-6年，前者讓兒童學習閱讀、書寫、計算的知識技能，後者則讓他們掌握音樂、唱歌和朗誦等方面的技能技巧。13歲以後，雅典的兒童一方面繼續在文法學校和音樂學校學習理論知識，同時又要在體操學校接受嚴格的體育訓練，幫助他們具有強健的身體，形成良好的個性。
15-16歲以後，大多數人開始在社會上就業，少數有錢有勢的貴族子弟則進入國家體育館接受2年左右全面的體育、智育和美育。
在雅典，18-20歲的青年，屬於公民預備階段，他們可以到國家舉辦的青年軍事訓練團接受系統的軍事教育。到20歲，經過一定的儀式，他們被正式授予雅典公民的稱號。
從以上簡要的介紹可以看出，雅典的教育具有下列的特點：
(1)鮮明的階級性。在雅典，受教育是貴族和平民子弟的特權，奴隸根本沒有資格接受教育。
(2)注重文化知識在學生成長過程中的作用，強調教育要培養在體力、智力、美感和品德等方面全面和諧發展的雅典人。
(3)雅典的學校有國立和私立兩種。
(4)雅典對女子教育嚴重忽視。
由於雅典的統治者高度重視教育，重視文化知識在學生成長中的作用，關心學生身心的和諧發展，因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多方面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有力地促進了雅典工商業的發展，推動了該國的民主化進程。雅典的教育是世界教育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後世的教育(特別是古羅馬的教育和文藝復興時期西歐的教育)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