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課題怎麼取名好

① 高中生研究性學習課題

研究性學習是以「培養學生具有永不滿足、追求卓越的態度，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從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基本目標；以學生從學習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獲得的各種課題或項目設計、作品的設計與製作等為基本的學習載體；以在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全過程中學習到的科學研究方法、獲得的豐富且多方面的體驗和獲得的科學文化知識為基本內容；以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自主採用研究性學習方式開展研究為基本的教學形式的課程。

方法如下：

（1）澄清或識別問題。通過討論和提問，學生識別問題，找到問題的症結之所在，並清晰而明確地陳述問題。
（2）針對問題提出假設，或者提出解決問題的想法或思路。
（3）圍繞問題的解決，制定一個初步的研究計劃。一般來講，學生可以根據以下幾個問題來制訂研究計劃：「問題是什麼？」「你對這個問題已經了解多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你還需要了解什麼？」「為了得到你所需要的信息，你將要做什麼？」當然，這個研究計劃還會隨著後來新想法、新信息的出現，而加以適時調整與修訂。
（4）按計劃採取行動，通過諸如問卷、觀察、訪談、查閱文獻資料、搜集事物作品等形式，去獲取解決問題所需要的資料信息。
（5）對搜集到的資料信息進行組織和加工處理，或者對原有假設進行檢驗、得出結論，或者提出解決問題的初步方案，或者對各種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案進行比較，選擇一個最佳的答案。

② 中國近代史風俗習慣的變遷如何

社會文化史是個大而不確定的概念，在人說不一的情況下，我們選擇這一課題，化費五年的時間，經過四個人的集體努力，寫出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實來說話，這比概念之爭具體、詳實，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說服力。

我們想說的社會文化這一概念，並不著眼於對社會文化作如何解釋，社會文化是個新型的知識系統，不長的歷史，跨學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領域，發展並不成熟，有關社會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不論是外國或中國學者都可以沿襲前人或發揮創造，進行長久的討論。但是歷史學在當代的發展卻亟需要從社會文化的大視野，開拓自己的新領域。

記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為一門學科在中斷30年後復興，1982年12月在上海召開建國以來第一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與會者面對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問，困惑於文化的多義多解，莫衷一是，史學界的前輩周谷城先生作了一個絕妙的比喻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一言解惑，釋放了各自的能量。隨著文化熱的興起，文化史的著述層出不窮，成為二十世紀末中國一大顯學。

社會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與文化史有相似的命運，不相同的背景和起點。中國文化素以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從未中斷的傳統聞名於世，不論是先秦儒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以鴻儒碩學各領風騷，這是中國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這些學人提煉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統性、主導性和穩定性，是謂主流文化或大傳統。豐富的文化遺存，燦若群星的文化精英，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礎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眾在生活方式，情感行為，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中所表現的種種形態和文化意識，因為自發性，多樣性和易變性又與主流文化或大傳統有一定的間矩，成為非主流文化或小傳統。由於資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社會文化史是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那也就從這一單薄的基礎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時候，它固然被人們遺忘，在文化史興旺以後，它仍然舉步遲緩。

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領域尤其突出，它不僅有許多空缺，更無前人的成果可資借鑒。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西方文化的涌進，猛烈地沖擊傳統的社會生活，肇成幾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這種急劇的變化絕不限於社會形態的轉化和大事變。在世界進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國是被迫而後發近代化的國家，伴隨小農社會艱難地發展工業的進程，中國又從獨立的封建國家蛻變為不完全獨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雙重轉變帶來的震撼和陣痛，是整體性的變動，觸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多年來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關注的是上層、是精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而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是怎樣生息、活動和喜怒哀樂，上層和下層又是怎樣互相滲化和制動，很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因此，探討百年來人民大眾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關注熱點和價值觀念的演變和時尚，成為我們這一著作的宗旨。

選擇這一薄弱領域作為主攻方向，是因為經過多年的學科考察，使我們確信歷史學的發展和大眾文化在當代的崛起，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必將成為21世紀史學研究的熱點課題，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紀初，「歷史飢餓」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啟超就說過這樣的話:「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飢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⑴

「歷史飢餓」這一句話，在二十初葉的中國學界，不啻是驚世駭俗之語。

中國史學在傳統文化中本是一門發達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學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巴比倫的《創世紀詩》，都以耳傳口授的神話傳說作為史學的發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國卻以實實在在的文字記錄，開其史學的濫觴。成書在三千多年前的《尚書. 盤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書，以可靠的信史為世界文明古國所罕見。甲骨文中的「史」字，是執掌文書的官員，這表明從有文字以來就有歷史的筆錄者，記下的是確鑿存在的人和事，後人從地下發掘的文物，往往能證實當初的文字記載，很少被推翻。中華民族就以這樣清明的頭腦和篤實的態度認識自身的歷程，在史學中表現出理性早啟，為其他國家難以企及。

然而成熟並非完備。古代中國史學的資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記載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統治者的政績訓令，文治武功，禮儀大典，星變災異，生產經濟和征伐邊務等國家和皇家大事。史書的編篡者是最高統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這樣的史官實際上是國家的職能機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興廢，只要有國家體制的賡續，史官的設置就相沿不變，代代相承，文獻檔案累積數千年不斷。但也由於這一點，資政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把這意圖說得最徹底而又作出範本的是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他強調闡明歷史是為了「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這一思想事實上已成為官修史書的總綱，貫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啟超憤而指斥這不是國民的歷史，是「帝王家譜」。同時，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⑵

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的論斷雖不失有偏激之處，但要求歷史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卻是至理名言，然而這又是中國史學最為薄弱之處。人們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會經濟的演變，國家的興亡衰敗，都可以在文獻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資料，要想知道當時民眾的感受，生活形態和行為方式，在正史中所見廖廖。被目為野史稗乘的筆記、小說，為後世保存了社會文化的大量資料，但由於正統史學的偏見和此類著作的良莠並存，雜亂無序，至今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農夫村婦、販夫走卒、傭工小吏，是怎樣在中華大地上生息，創造出燦爛的文明? 又從哪裡一瞥他們的生活風貌，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各類專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啟超正是為了探求歷史上的全部真相，發出了「歷史飢餓」的呼聲。

歷史是發生在過去的人和事，這是已經消失，永不復現的人情世態，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頗，古人留下的史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事態的全貌，史學研究就是要充分發掘和運用已有的資料，恢復它的原來面貌，探究它的來龍去脈和發展的規律。梁啟超呼籲建立各門專史，正是為了從各個側面探求歷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國後，巨大的空白正在從考古發掘中得到填補，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說明中華文明的源頭並不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是重要的發源地，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齊魯、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區文化的新發現，也正在改變以往史書的定見。因此學術界的前輩有人提出重寫中國歷史⑶，得到許多同行的認同。

引起歷史重寫的，不只是文物的新發現，某些思想觀念的變化和視角的下移也會引起歷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改變了以封建統治者立場闡述歷史的舊史學，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這是歷史著述的大改觀，各門專業史的出版，使「歷史飢餓」得到充實。然而，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階級斗爭的絕對化，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又變成人與人的斗爭史。打開歷史讀物，只見風雲變幻，制度消長，政權更迭，人民大眾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消閑娛樂，交際應酬是什麼樣子，有什麼追求和時尚? 對於種種大事變、大人物，他們又有什麼想法? 諸多貼近民眾生活和社會文化的課題，又淪為無足輕重或視而不見，往往模糊不清或語焉不詳。在這樣的歷史著述中，穿梭來往的歷史過客，沒有生活，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個性，千篇一律，形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樣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態或經濟規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尚且如此，無名無姓的民眾群體，又哪有他們的蹤跡，這是史學最大的空白。有些耽於古人的記載不詳，可能留下永遠不解之謎。《禮記. 曲禮》一句「庶人無故不食珍」，從古到今，閱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雖然事關禮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愛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遺留資料的殘缺，後人不能苛求。在報紙、出版傳媒事業已經相當發達的近代，報刊雜志，出版讀物，有相當大部分的內容已面向新興的市民社會，此類記載不可謂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們的生態和意願? 所以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沒有進行這樣的搜索、發掘和思考，觀念的改變至關重要。

經典作家對有關社會生活的論述, 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馬克思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⑷馬克思對深入社會生活的歷史著述的價值，給予這樣高的評價，是因為他一貫強調有關生產方式、生產關繫上的改變，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又推動社會關系的變化。所以生活方式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又是促使社會關系變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質力量。⑸李大釗說得好:「歷史這樣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⑹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學不僅不能淡化社會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學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現。但是建國後，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會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遲了40年。這批著作的問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學著作貼近了人民，使人們看到歷史的價值就在於使人類了解自己的過去，認識現代社會、國民性格與既往和未來息息相關。

社會生活是社會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人類來到這個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這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只是在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的方面表現出種種差別，發展自己的智慧，從而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復原前人生活的本來面貌，是社會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對社會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這一步。社會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中來考察，通過生活方式的變遷認識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歷程。

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淀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一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一句罵人話，要說一句「你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盪。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一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范，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一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徵，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一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麼，不穿什麼是個人行為，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慾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一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一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一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社會文化史的內容並不限於社會生活，大眾文化和社會風尚都是研究的大宗，這在90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後，學科的主題愈來愈加明確。

二、廿世紀末，大眾文化崛起的呼喚

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出現持續的文化熱，這是從文化反思發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滲入各門學科，成為社會變革思潮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文化史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因素。更確切地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開始於對十年浩劫和建國以來「左傾」錯誤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隨著經濟改革的全面推開，突出了觀念變革的問題，文化研討與社會改革意識融為一體，推動了社會史的復興。從社會史領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發展和改造，觸動觀念變革的深層結構，也是文化史進一步深化的趨勢。人們從傳統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發掘有利於現代化的因素，摒棄舊觀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和心態，貫串文化熱。濃厚的意識形態與強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思想解放意義更甚於學術意義。

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與市場經濟的導向，使得人們的社會心理從關心意識形態向關注經濟生活轉化，文化熱有所降溫，文化人邊緣化。其實這種降溫只是從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視點的多元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崛起，那種憑借現代傳媒技術，為大眾消費而製造的文化產品，一改傳統的說教面孔，走向商業化和娛樂化，對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沖擊。本來，哪個時代都有大小傳統、雅俗文化和主亞文化之分，大眾文化即是小傳統和通俗文化，並不始於現代。但是大眾文化真正顯示它重要的社會價值，令人刮目相看，卻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這在中國學術界有個適應和調整的過程。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對幾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各自領域，缺少對這兩者相互影響、制約、滲透的綜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數精英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這是主導大傳統的精神資源，一部文化史實際上是思想文化學術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為一代文化之精華，但又往往高於民眾，未必被民眾所理解，甚至不能流傳，到後世才被人發現，這在文化史上屢見不鮮。自古以來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視俗文化的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脫俗，與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離，有識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態度，居高臨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態，看待俗文化。思想家們的智慧言論和提煉的思想命題，蘊藏深刻的文化內涵，但這是經過舍棄大量的生龍活虎的具體現象而後抽象的思維成果。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樹，這灰色意味著高度凝煉的理論形態有相當簡約的程式，僅僅靠理論的演繹和表述，難以充分反映豐富多採的實際生活，對一般民眾來說，只能仰視，可望而不可及。大小傳統之間的隔膜，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距離，在精英文化為主流的文化結構中是慣常的，也是難以避免的現象。社會主義文化面向勞動人民，大大縮小了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論是封建主義傳統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雖然有根本性質的不同，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一元化的結構，卻沒有多少變化，這大約是前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九十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勢態，改變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傳統定勢。以信息高科技為生產和傳播的新興文化產業，以大量的影視、音響、多媒體和電子讀物湧向市場，與此同時，學術成果通俗化蔚為潮流，把少數人享用的專業知識，變成大眾欣賞的讀物。文化消費不再是精英的特權，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廣大的市民消費階層，他們的選擇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取向。面對這一變化，現代學者有高度的評價。有的說:「崛起於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於以前的那種市井文化或鄉俗文化，而是一種與城市生活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只要現代化進程不發生逆轉，在相當一個時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難以動搖的。」⑻有的認為: 「大眾文化反映著普通群眾的精神要求，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現實的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⑼有的強調:「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發展，在一定限度內體現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利。它在文化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從而給人民提供了選擇的條件」⑽

大眾文化由小傳統、亞文化一躍而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構成，史學也失去神聖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變成茶餘飯後消閑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聖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興亡盛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那種大抱負、大事變、大業跡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之學向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人從未涉獵的歷史荒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閑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還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項目。從文化史與社會史交差的邊緣而萌生的社會文化史，因為視角下移到人民大眾，開辟新的領域，給歷史學的建設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文化史和社會史本是近代新史學起飛的雙翼，建國後雙雙中斷，肇致史學建設的失調。它們命運相濟，盛衰相連，是這兩們學科發展的共同趨勢。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史的繁榮往往以文化論爭為先導，文化史的深入有待從社會史領域內發展。二十世紀初社會學的引進和社會史研究的開拓，得力於十九世紀末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之爭；三十年代社會史的興旺，又導源於二十年代文化論戰開其先河；八十年代後期社會史的復興，直接受益於文化熱的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反復說明，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不能脫離對傳統文化的反省，變革中國的社會又必然從文化變革發端。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交錯、重疊、伴生是常見的普遍現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會史又是相鄰、相交而不相屬的獨立學科。文化史的研究廣涉物質、精神和制度的各個層面，外延可跨入哲經文史各個部門，但並非是網路全書，從各個側面探索傳統文化特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是中心內容。因此偏重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發展的脈絡，也是當然之義。由於無視下層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的影響和制約，以及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成為一大缺失。這種文化史只能是上揚的文化專史，而不是中華文化的全史。社會史以社會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通過具體、詳實的研究，復原已經消失的社會形態，務實、求真，描述性的寫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揚的需要下移，從社會史的領域考察中國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對社會史的內容進行闡釋。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學科的一片沃土。大眾文化入主文化結構的態勢，呼喚創生自己的理論和學術系統，盡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會學、社會文化史和公共史學的成就。但是，中國社會文化史將以自己的特色和傳統有別於其他國別的社會文化史，開出新的天地。

這在中國又是一個待採的富礦。這不僅因為浩瀚的史書和數不盡的文物遺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還因為中國人有濃厚的歷史意識，看問題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們重視歷史經驗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筆記。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資料，最為豐富、生動，有待人們去整理、發掘。大眾文化薈萃的近代報刊，百餘年來累計資料數額驚人，薄弱的研究與豐富的資源形成極大的反差。一旦打開這個寶庫，會使人們眼界大開，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歷史的改寫。所以，中國社會文化史是最有發展潛力的陣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會化

在我們設計課題的時候，視線是向下看，著眼於小傳統，可是作為精英文化的大傳統又是怎樣影響和制約小傳統的發展，這是理解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互動關系中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沿著文化傳統的脈絡，揭示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和特點是我們的思路。

中國古代社會的大傳統表現為禮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備的社會規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國的准則，不論哪個學派都在這一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認同，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傳統在古代表述為「俗」，所謂俗者「習也」。鄭玄在《周禮》注中說:「土地所生，習也。」這是從生活經驗中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具有地方性和多樣性。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所以俗先於禮，禮本於俗。俗一旦形成為禮，上升為典章制度，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從《周禮》成書就強調「禮俗，以其馭民」。以禮化俗即為禮俗，這是馭民的統治方略，也是對民眾生活的調適。禮作為觀念形態，以高踞主導地位的優勢滲進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傳統對同一的大傳統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古人說:「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滲進世俗生活，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過以禮化俗的過程推向下層民眾，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結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國社會文化顯著的特點是，倫理觀念和文化意識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為我們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飯，這一最尋常的行為來說，倫理意識滲入飲食活動的傾向隨處可見，從熟食的發明、原料的調配、烹飪的技巧、食具的選擇、節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審美，無一不受倫理的濡染，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視為國家重器的鼎來說，本是飯鍋，它鼓腹，容量大；兩耳，便於移動；三足鼎立，方便燃燒。炊具和餐具合而為一，比釜、鑊、豆、簋更為實用。《說文解字》說他是「調和五味之寶器」。用這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行施重大禮儀，這就使日用飯鍋蒙上神秘的色彩，尊為禮器。傳說黃帝鑄造三隻鼎，象徵天地人。夏禹鑄九鼎，作為傳國之寶。周滅商後，移九鼎於鎬京，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自此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遷鼎則指國家的滅亡，問鼎乃是窺視政權的行為，由此演繹出許多歷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權力是以權杖和連枷為代表，這是從生產工具和武器演化而來，比較直觀好理解，在中國則以飯鍋作為權力的象徵，這在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從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為權」，飲食與權力、天理連為一體，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為意識形態。作為飯鍋的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其實用價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倫理意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積淀在民族心理中源遠流長。當代中國送給聯合國的世紀寶鼎，紀念香港回歸的盛和寶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得到海內外的認同。由食器到寶器，表現了由俗物而成為禮器和以禮化俗的過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為「道」，

古人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這是觀念；形而下者謂之器，這是百姓日用。作為日用器物可以變化更新，貫串其中的觀念一旦與倫理掛勾就經久不變。在西方商品大潮洶涌輸入的清末，即使反對洋務的頑固派也不反對日用器物的引進

③ 你喜歡旗袍嗎為什麼

喜歡啊,和日本的和服一樣!旗袍也是中國的一種文化和象徵...
就像去國外,很多地方把紅色,稱之為"中國紅",旗袍也是,看到旗袍就能感覺到中國!

④ 為什麼不同工作需要不同的工作服課題研究

說起工作服，還真不是中國特有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其實早在以前就有了工作服這一產品。而且國外的工業發展早於國內，所以國外的工作服其實比起國內還要早。

在工作服的早期，工作服更多的是作為工廠的配備。在當時的工廠負責人看來，工作服的作用是為了區分是否是本工廠的員工，以及在工作中起到方便性的作用，對於性能要求和款式要求方面並沒有太多的意識，再加上以前設計人員的審美意識、設計出發點現在大不相同，所以現在回頭去看以前的工作服，會覺得比較單板和不夠美觀。

發展到現在，隨著工作服開始成為各企業的標配，工作服已經不僅僅是工人們身上的那一套，上至企業高管，下至銷售人員、行政人員、服務人員，都開始配備工作服。崗位不同，所接觸到的人員也不同，工作服的要求自然也不相同。以前工人們的那一套工作服，穿在行政人員和銷售人員身上顯然也是不合適的。再加上現在人們在審美上的變化，工作服已經有了很大的創新。這些創新，無疑給職業裝帶來了新的活力。

款式創新。現在的工作服，尤其是女性的工作服，多半注重款式和面料，在款式上能夠很好的體現出女性的職業以及形態美。部分面向高端人群的工作服在設計上更是講究，甚至以前大家閨秀身上的旗袍也變成了新的一種職業裝。

面料創新。以前更多的是使用棉、麻、尼龍等面料製成的工作服，現在則開始廣泛的採用更多的新式面料。而新式面料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以往的設計。根據不同面料的特性，所設計出的工作服也更加具有新的活力。

其次是社會大形勢的變化。企業給員工配備的工作服也開始改變以往固有的刻板印象。從軍隊到普通企業，都開始更加創新。軍隊配備的軍鞋已經從以前的解放鞋變成了更加帥氣的新式軍鞋；海空軍將換發夾克工作服及棒球帽；企業給員工發放西裝或者旗袍也很正常；甚至有企業讓員工自己做主去采購工作服，這樣的企業，顯然對於員工更加的放權。

工作服的創新已經是一種潮流，尤其在企業定製工作服這塊。訂做工作服/職業裝由於需求方的行業不一樣，需求不一樣，功能不一樣，企業文化也不一樣，需要根據這些要素去設計新的工作服。這些都是現在的工作服廠家所面臨的新的課題。而且，生產工作服、職業裝不僅要懂服裝，還要懂設計，懂文化，懂潮流，懂專業知識。不再是以前單純的來樣加工、模仿生產的階段，還停留在這個階段的廠家只會被慢慢淘汰。

職道工裝以職業工裝為市場定位的全新專業工裝，以展示企業形象、彰顯員工豐彩為設計理念，全面幫助客戶提升企業員工形象，豐富和完善VI內涵。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創新，給職業裝帶來了新的活力。

⑤ 請問穿旗袍的人越來越少的原因是什麼

旗袍要面料好
你看禮儀小姐穿得那種很垃圾面料 感覺人的檔次很低 一般要高級面料才能做出高雅氣質的旗袍 而這種旗袍價格就非常高
普通家庭對花幾千乃至幾萬買一件旗袍感覺太奢侈了 所以很少有人買
旗袍的場合不明確
比如你要參加高級宴會 看到服務生穿的旗袍 那你也穿旗袍肯定不會高興 而旗袍服務生打扮很多 所以為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肯定也不願意穿旗袍
穿大街上 會引來怪異的目光 中國人中庸文化的體現 穿得和別人不一樣 自己心裡也不舒服。。。。。。
其實這種情況和旗袍的設計單一有關
歷史文化的矛盾
現在出現兩種極端 一個是極端追求漢文化 就是反對旗袍轉穿漢服 一個是對傳統文化的極端不追求（這個很主流。。。曾經有一MM穿漢服上街 居然有人說她穿的和服 那叫氣死人啊）舉例：日本韓國的孩子的成人禮要穿傳統服飾 而中國絕大部分人根本不重視這個 （你看中國的校服 大街上亂穿衣服的人。。。就知道形象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了）再加上傳統文化的淪喪。。。。
所以旗袍越來越少有人穿

⑥ 求研究性課題：中國各朝服飾特點及發展的報告

上下五千年，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縱觀古代各朝的服飾，可謂各有特色，秦漢服飾古樸莊重，大唐服飾華貴富麗，宋朝服飾娟秀精巧，明朝服飾高雅堂皇，清朝服飾華美雅緻……一、遠古時期遠古時期，服飾的起源是出於實用。原始人類使用獸皮和樹葉等來遮蓋自己的身體，穿戴動物的皮毛用於保暖。石器時代後期，人類逐漸發明了骨錐和骨針，從而創造了原始服裝。約5000年前，中國產生原始的農業和紡織業，於是人們開始用麻布做衣服。後來人們又發明了養蠶業，絲綢就出現了。二、先秦時期先秦時期是指夏、商、周和戰國時期，即公元前21世紀至前3世紀。先秦時期的服飾實質上是統制者的工具。周朝時期出現了冕服，其制度的確立，是周朝國家意志的具體反映，對中國古代服裝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深衣制」，即上衣下裳連接在一起的形式也出現了，並逐漸普遍地被採用。戰國時婦女普遍穿寬邊纏繞式的肥大麴裾深衣。衣服的左襟展開時呈三角狀，穿時將其環腰部一圈，再用腰帶紮好，配上橫線與斜線並用的鑲邊，總體表現出靜中有動、動中帶靜的裝飾效果。三、秦漢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秦漢時期的服飾日益講究，著裝也漸趨華麗。女裝方面有作為禮服的深衣和日常之用的襦裙。深衣一改戰國時期的肥大，轉而形成瘦且窄的特點。裙裾長可及地，下擺一般呈喇叭狀，行走時不會露出腳裸。衣袖有寬窄兩種形式，袖口大多鑲邊。衣領部分很有特色，通常左右交叉，領口很低，可露出裡衣。勞動女子總是上穿短襦，下著長裙，腰帶長垂。秦漢以黑色為尊貴之色，衣飾也以黑色為時尚顏色。漢武帝時期開辟的「絲綢之路」將秦漢服飾推向了世界，它的意義在於：悠久的中國服飾文化，從此得以在世界各地傳播與擴大。四、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統的深衣制在婦女中間尚有人穿著。與漢代相比，它已有較大的差異。其中「纖髾」是典型的裝飾。「纖」是一種近似三角的飾物，層層相疊，固定在下裙擺部位。而「髾」是指綴在身後飄帶。到南北朝時，這種服飾又變化為飄帶和纖合成一體，纖變得更長。此時寬肥的女子裙衫成為服裝的主流。五、隋唐時期隋唐服裝，無論官服或民服，男裝或女裝，都表現出開放的思想和開拓的精神，充分反映了鮮明的時代性。它的空前繁榮，突出體現在女裝上，其主要特點是服裝款式華貴富麗、開放大度；穿著方式不拘一格、形式多樣；裝扮配飾富麗堂皇、大膽考究。唐朝出現的女官，其身著青色衣裙，圓領、無束腰、下擺襲地；頭戴青帽，兩耳正上方各飾有兩帶。唐代仕女服裝的特點是雲發後攏成髻，低胸裙腰高束，肩披輕紗，曠達而華貴，流露出優雅與飄渺，恢弘與大氣。盛唐以後衣袖變寬，漸流行大袖衫。六、宋元時期宋代婦女開始纏足，長裙之下隱約露出三寸金蓮。此時以嬌小為美，服飾製作都娟秀而精巧。元代婦女分貴族和平民兩種著衣形式。貴族多為蒙古人，以皮衣皮帽為民族裝，材料多為貂鼠皮和羊皮。其式樣多為寬大的袍式，但衣袖形似燈籠，袖口窄小，袖身寬肥。由於衣長拖地，貴夫人行走時必有女僕牽拉。這種袍式肩部裝飾十分華美。面料質地十分考究，採用雲錦、茸類及毛氈織物，顏色多為紅色。七、明朝時期明代時棉花的大量種植使棉製品取代了絲、麻的地位，成為人們服裝的主要原料。明代女裝上衣拉長，露裙縮短，衣領也從宋代的對襟領變為圓領為主。裙邊均有綉邊，起裝飾的作用。那時裙褶十分盛行，有的褶紋細密，有的寬大，有的還將整個裙用手工做成細褶紋，叫做「百褶裙」。明代女子冠服制度更加完備。有一種特殊式樣的帔子，由於其形美如彩霞，故名「霞帔」。它與「鳳冠」一起成為最具代表性的貴婦禮服，即使是一般的平民女子，在出嫁時也穿戴鳳冠霞帔。它所表現的女子形象成為古代婦女的典型，因此它在中國婦女服裝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歷史意義。八、清朝時期清朝入關以後，衣袖短窄，素樸肅穆的滿族旗裝在服飾中取得了統治地位。旗裝的特點為用料節省、製作簡便、穿著便利。滿族女子著旗袍，清朝旗袍多為圓領，衣扣均在右側，一般為五粒。衣袖、衣身平直，在襟邊、領邊和袖邊都飾有寬邊花紋，整體看來較為保守。但不同時期的旗袍個性特徵也是比較鮮明的。現在旗袍幾乎成為中國女性的代表性裝束，它在服裝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總的說來，各朝代的服飾是不斷發展的，它們的特點鮮明各異，體現了不同朝代的文化特點以及人們的審美觀念，也體現出不同時期人類的智慧。由於民族和地域的關系，每一個朝代的服飾都融入不同的特色，所以才使得中國文化如此絢麗多姿、豐富多彩，爭奇斗艷。徜徉在這些千姿百態，美不勝收的中國古代服飾中，我們更加體會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底韻和內涵，博大與精深。真可謂是「此衣只應天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