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旗袍

⑴ 現代旗袍是由哪兩個民族的服飾交互交融而成

原問題：現代旗袍是由哪兩個民族的服飾交互交融而成？

感謝提問！

眾所周知，旗袍是中國和世界華人女性最流行的著裝之一，有著其非常特殊的歷史地位。不過旗袍這一華人女性著裝文化，卻在世界上引起了廣大愛好者的研究和推崇。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發展的國家，每個民族的著裝都有著其不同的特色，在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各種文化的融合也是一種進步，那麼著裝文化的融合和演變也是理所當然的。至於旗袍的演變和發展，到底是哪兩個民族的融合，目前還沒有完全的定論，不多作為社會流行的一種服飾之一，也彰顯了中華文化璀璨的一面，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⑵ 旗袍起源於我國那個少數民組

滿族

⑶ 誰給我講講<旗袍>里關萍露的原型人物和她的事跡

《旗袍》關萍露原型黃慕蘭 《旗袍》陸續在全面地面台開播，收視率居高不下，該劇的原型之一黃慕蘭老人，104歲高齡的她至今還生活在杭州。杭州某小區，一條狹長的街道，通往一棟普通的居民樓。連鄰居們也不知道，曾被周恩來總理稱為「我黨一部網路全書」的傳奇湘女的老地下黨員黃慕蘭，現在就和兩位保姆在此「隱居」。這位曾因出色的情報工作救過周恩來、關向應的「女間諜」，今年已經104歲。 《旗袍》在劇本創作初期時，也對黃慕蘭的傳奇經歷進行了深刻研究，把她的特工生涯經過藝術塑造後，才有了關萍露這樣出色的角色，《旗袍》一劇正是意在歌頌和贊揚中共地下黨員的英雄本色。
電視劇《旗袍》中的關萍露，她智勇雙全，用年輕的生命做賭注，她從一個善良單純的女學生，成長為臨危不亂、忍辱負重的中共優秀諜戰人員；她深愛自己的男友，甚至為了他深入虎穴，卻被男友誤認為是賣國求榮的女人，幾次三番要除掉她；面對男友對革命的背叛，她毅然將其帶到當年他們歃血為盟的地方親手槍殺了他…… 根據黃慕蘭老人等多位紅色女特工改編的關萍露，她有著強大的內心力量，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但是除此之外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她也有屬於她的柔情。但在這柔情的外衣下，關萍露必須做到的是忍辱負重，奉獻青春與生命，譜成一典紅色的生命之歌。如此精彩的諜戰人生，也造就了現在《旗袍》的收視率為何會這么高的原因了。
如今的黃慕蘭老人一直低調地生活在杭州，完全看不出這樣一位慈祥的老人當年是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殺漢奸，救周總理性命的女英雄。104歲的黃老現在依舊愛看電視，每天必看《新聞聯播》；愛打麻將，中午必打一小時紙麻將；最大的愛好是照相，與她合影時，她先會捋平衣角，整理好頭發，然後會強有力地握住你的手，並且露出燦爛的笑容。 當問起她是否會看《旗袍》的時候，黃慕蘭老人高興地說，肯定會看，可以看到自己年輕時候的風采，是一件很激動的事情！ 黃慕蘭是一位奇女子。這位出身湘中名門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數的世家小姐一樣，讀一所教會大學，或寫詩，或學藝，相夫教子，悠閑平穩地過日子。可是，她卻選擇了終身以革命為業。作為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領袖和特科重要成員，她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橫跨差不多一個世紀，所接觸的知名人士，所親歷的重大事件，足令後人喟嘆。黃慕蘭 - 人物簡介
20世紀30年代從事地下工作時的黃慕蘭。周南中學校友會 供圖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又名黃淑儀、黃定慧，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領袖和特科重要成員。出身於湘中名門，父親曾任長沙嶽麓書院主任教習，是譚嗣同、黃興、蔡鍔的兒子等的老師。1926年，年僅19歲的黃定慧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北伐前夕在武漢投奔革命。 黃慕蘭天生麗質，長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強，有魄力，曾給不少國共高層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節，武漢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慶祝大遊行，國共兩黨的名流如宋慶齡等全部到場，那年剛20歲的黃慕蘭是大會的主席。黃慕蘭於北伐前夕在武漢投奔革命，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這位不到20歲的婦女運動領袖，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際廣，工作有魄力，活動能力很強。黃慕蘭在武漢工作時，在武漢三鎮很有名。她認識許多社會各界上層人士，特別是婦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慶齡等，黃慕蘭與她們都有過工作關系，曾給不少國共高層人士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一些單身男子常常晚上往她們的宿舍里跑，而且賴著不走。 令人稱奇的是，黃慕蘭還被幾位大文豪作為原型寫進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寫《蝕》借鑒過黃慕蘭。一次黃慕蘭到茅盾家作客，茅盾開玩笑說「聽說你改了名字叫黃定慧了，為什麼取了個尼姑的名字？」黃馬上反正擊道：「你膽敢取笑我，我還要找你算帳呢！你說，你為什麼拿我做模特兒？人家都說《蝕》三部曲中的幾個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國共分流後不久，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並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營救過周恩來、關向應等中央領導人，以一個令人矚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現，周旋於舊上海的各種場合，在隱蔽戰線屢建奇功，演繹了一個紅色特工的人生傳奇。[1]黃慕蘭 - 人物經歷
1907年，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字淑儀）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開明之家，12歲被父母送進長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當時培養了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學生，如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黃慕蘭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包辦婚姻，「丈夫」是抽鴉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黃慕蘭逃婚後在漢口投奔宋慶齡、何香凝領導下的婦女運動，19歲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她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際廣，有魄力，在武漢三鎮很出名。很多優秀男士都對她展開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據說茅盾寫《蝕》也借鑒過她的故事。 1927年三八節當天，黃慕蘭與中共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主編、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衛團政治指導員宛希儼結婚。國共分裂之後，宛、黃夫婦被命令轉入地下工作，用米湯在《聖經》中密寫文件、去小旅館對接頭暗號……至此，黃慕蘭開始了「潛伏」人生。 1928年，兒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儼就被調往贛西南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4個月後犧牲。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地下黨組織調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員會機要秘書，成為中央特科成員。赴命前，她強忍著喪夫別子的巨大哀傷，把剛斷奶的兒子送回宛希儼的父母家撫養。 在中央機關工作時，黃慕蘭遇見了在武漢時就認識的賀昌。賀昌在中共六大上和關向應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日久生情，黃慕蘭開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賀昌主動申請獨自秘密前往蘇區斗爭，黃慕蘭再次面臨離別。黃慕蘭後來才聽到傳達的消息：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他跟項英、陳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堅持游擊戰爭，一次率領部隊向粵北邊區轉移時，在江西會昌河遭敵伏擊，被包圍了7天7夜，最後因糧盡彈絕腿部負傷而壯烈犧牲。陳毅曾寫有悼念其犧牲的《哭阮嘯仙、賀昌同志》。 1931年1月，黨組織看中了黃慕蘭的活動能力和社會關系，委命她為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與潘漢年單線聯系，承擔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2] 黃慕蘭 - 智救關向應
黃慕蘭還曾智救我黨早期傑出領導人關向應。
1931年4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上海領導全國工聯工作的關向應在閘北他的寓所被捕。關向應當時化名李世珍，被捕時身份沒有暴露。
幸好關向應被捕時，當時負責中共地下黨保衛工作的顧順章正在漢口，對之並不知曉。4月21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這個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不僅供出了中共地下黨中央幾乎所有的機關以及領導人的地址，還將關押在國民黨監獄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領導人都逐個指認了出來，當時在獄中的惲代英就是被他指認出來而犧牲的。
營救迫在眉睫，情況非常危急。周恩來找到黃慕蘭，要她不惜一切代價盡快救出關向應。
黃慕蘭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師、她的密友陳志皋提出，要求會會陳志皋的父親陳其壽。這個陳其壽可不簡單，他在法租界會審公廨當了18年的刑庭庭長，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當見到黃淑儀後，陳其壽對她很有好感，主動提出要收她為「過房女兒」，並要她擔任自己幾個女兒的家庭教師。
隨著交往的加深，黃淑儀取得了陳其壽的信任，於是陳志皋便向父親提出了請求，說是黃小姐有一個遠房親戚叫李世珍，被當局誤抓了進去，現關在龍華監獄，是否能通融一下。陳其壽一聽，很爽快地答應幫忙。
數天後，陳其壽讓陳志皋出面請龍華監獄的典獄長到陳家吃飯，同時將黃淑儀也叫了來。就在飯桌上，陳其壽將這件事講了，並在介紹黃淑儀的身份時，稱她為自己的「過房女兒」。典獄長將放人的事一口答應了下來。
但此後，關向應卻遲遲未能被放出。這時黨內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發的叛變。好在他還沒來得及把關向應招出來，就被蔣介石槍斃了。雖說有驚無險，但周恩來擔心夜長夢多，再次要黃淑儀加緊辦理。黃淑儀只好又一次來到陳其壽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聽說自己乾女兒的事遲遲拖著未辦，陳其壽非常生氣，於是又把典獄長找來質問，典獄長說是姓李的書記官不肯放人。陳其壽非常了解此人愛好，讓陳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煙土去找李書記官。於是在龍華監獄關了近半年的關向應終於被放了出來。
營救成功後，欣喜不已的黃淑儀和陳志皋一道，親自駕車到龍華將關向應接了出來，並在東方旅館包了房間替他接風洗塵。不久關向應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蘇區，擔任了湘鄂西蘇區的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治委員，後任紅二方面軍總政委、八路軍120師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等職。

1931年，黃慕蘭調任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1933年奉命脫黨，先後以銀行家、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特殊身份為中共工作，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解放前夕，她還在上海組建過渡性統戰組織「牛尾聚餐會」，這個組織曾爭取與勸說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反正，可惜沒有成功。
建國之後的黃慕蘭命運十分坎坷。建國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從事里弄居民工作，當她因黨籍問題去找當年暗戀自己的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求助時，卻被他一頓奚落。1955年，黃慕蘭涉入「潘楊案」之中，於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後二十多年，她數入秦城，出獄後又多次上訴，一直沒有結果。直到1980年，在老戰友鄧穎超的幫助下，她的冤獄才得以平反。她著有《黃慕蘭自傳》，記述了黨史上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黃慕蘭 - 密報向忠發叛變
鮮為人知的是，黃慕蘭是第一個將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的消息傳遞給中央的人，使周恩來等得以及時的轉移，使當時的黨中央機構避免了無法估量的損失。黃定慧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師陳志皋與熱戀之中的黃慕蘭一起去看電影，因時間尚早，便找了一個咖啡館坐了下來。兩人剛剛坐定，又有一人推門而入。來者叫曹炳生，租界當局的法語翻譯。他和陳志皋是同學，一見碰到了熟人，便徑直走了過來。
老同學相見，聊天的內容自然很隨意。曹炳生感慨地說：「志皋兄，我哪有你這么清閑，陪女朋友出來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齒，一隻手只有4個手指頭。這個人架子蠻大，但一點沒骨氣，還沒用刑就什麼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沒聊幾句，就站起來說：「我要走了，當局馬上要派人來巡捕房，辦理引渡手續。」說罷，向黃慕蘭笑了笑擺擺手，便匆匆離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在他們說話的時候，黃慕蘭一直低著頭，喝著咖啡，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但腦子里卻在緊張地思索著：50多歲的湖北人，他會是誰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頭疼，電影不看了，讓陳志皋將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電話通知了剛剛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不一會兒，潘漢年就走了過來。兩人關起門來將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個個排起隊來……
「會不會是總書記向忠發？」話一出口，黃慕蘭自己也嚇了一跳。
「對，是他。」潘漢年站了起來，「他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指砍去了一個。那我就走了！」說罷，潘漢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來接到潘漢年的密報之後，立即搬家，住進了四馬路上的都城旅館。中共地下黨的其他成員也紛紛轉移了。
曹炳生說的那個叛徒確實是向忠發。自從1931年4月擔任中央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叛變以後，形勢變得非常嚴峻。經中央決定，擔任總書記一職的向忠發要到江西中央蘇區去工作，為了安全，臨走以前周恩來特別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時一再關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過夜。誰知6月21日夜裡，向忠發從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來，到姘婦楊秀貞處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順風車行要車，被人認了出來，剛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恥的叛徒……
為了查實向忠發的叛變，周恩來一面派內線進一步打聽，一面派特科紅隊的隊員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偵察。當晚，只見一隊特務，押了一個人用鑰匙打開了他的寓所進行搜查……周恩來的住所只有三把鑰匙，除了周恩來與鄧穎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發的手裡……一場巨大的災難，就在黃慕蘭的機警報信後化解了。 黃慕蘭 - 感情生活
黃慕蘭一生結過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屬於典型的「革命聯姻」。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親包辦配給了她父親朋友的兒子，這個人又吃又喝又賭又嫖，她很痛苦，結婚一年不到就逃出來了。在武漢時期，黃慕蘭結識了《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市黨部宣傳部長的共產黨員宛希儼，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黃淑儀與宛希儼於1927年「三八婦女節」登報結婚。1927年三八節，武漢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慶祝大遊行，國共兩黨的名流，象宋慶齡、柳亞子全部到場，那年19歲的黃慕蘭是大會的主席。國共分裂後，她就開始轉為地下，去了江西南昌當交通員。不久，生了個兒子，兒子生出來剛三天，黃慕蘭還在醫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擊了，1928年宛希儼在贛南領導暴動時犧牲，她把兒子送到男家，前往上海。 1928年底，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並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周恩來、康生、陳賡、潘漢年、李強的領導下工作。黃慕蘭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員賀昌，很快便產生革命情誼，經周恩來批准，兩人正式結婚。不久，賀昌調往中央蘇區，後擔任了中央紅軍的總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犧牲。 在營救關向應期間，陳志皋對美貌智慧的黃慕蘭展開追求。 《黃慕蘭自傳》記載：1930年6月的一個下午，她和陳志皋在咖啡館閑談，偶遇陳在法租界巡捕房當翻譯的同學曹炳生，曹談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個共產黨頭頭，說此人是湖北人，60歲左右，酒糟鼻子，鑲一口金牙，9個指頭，是懸賞10萬元才抓到的。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黃慕蘭一邊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邊緊張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誰？突然，一個符合描述特點的人物闖進了她的腦海里：這個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發！這個人要是叛變就不得了！ 短短兩小時之內，這個消息便由黃慕蘭傳給了潘漢年，周恩來迅速組織中央的李富春、蔡暢等人轉移。果然，當天晚上，向忠發帶著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鑰匙開門闖進了周恩來轉移前的住所……向忠發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又是特科領導成員，掌握的情報非比尋常，若不是黃慕蘭的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樞機構完全有可能在瞬間垮掉。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黨組織認為，在當時復雜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合，很可能會打開新的工作局面，黃慕蘭於是聽取了組織的意見。 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婚以後，1933年奉命脫黨，先後以銀行家、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特殊身份為中共工作，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期間再次遭受國民黨的牢獄之災。黃慕蘭 - 建國後的生活
黃定慧老人建國之後的黃慕蘭命運十分坎坷。黃陳二人均未獲工作安排，黃曾去找當年的同事——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卻被他一頓奚落。其實饒乃是由愛生恨，現在當然要看黃的笑話。當時為打破經濟封鎖，決定派一批人去國外搞貿易，陳積極要求前往，實則他與初戀情人已在外同居，至此恰好可以一走了之。黃無可奈何，只好希望陳繼續為黨做貢獻。陳表示國內一切由黃處理，並決不離婚。陳此去再也沒有回來，給黃心靈造成巨大的創傷。 黃此後結束了通易公司，參加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從事居委會工作和救濟總會的工作。1955年，黃慕蘭涉入「潘楊案」之中，於6月初在上海被捕，後被關入秦城監獄。63年，宣判她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同年被和宛希儼的長子接出監獄。黃的老同事吳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訴，期間陳從海外託人帶信要黃去香港，黃未去。67年，黃再次被押入秦城，75年釋放，黃表示要繼續上訴，一直沒有結果，連在地下工作時指導過她的工作的高級領導人，也無能為力，不能過問。直到1980年，得蒙鄧穎超召見，她的冤獄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
黃慕蘭 - 評價
黃慕蘭雖然出身名門小姐，但是沒有絲毫豪門小姐的嬌弱，而是一個有主見、敢作為、大膽潑辣的奇女子，特別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許多重大的成績，真是巾幗不讓須眉。尤其是在感情問題上能夠服從大局，為了工作需要，放棄自己真愛的男人，而與陳志皋結婚，這種犧牲精神是非常可貴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才皆可拋。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黃慕蘭做到了，她奇就奇在這里。中共特科元勛陳賡大將曾說：「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 周恩來稱黃慕蘭為「我黨網路全書」

⑷ 20世紀至21世紀中國的服飾變化

最大的變化是越來越時尚了，與國際接軌更加緊密。比如由原來的長袍到現在的西裝。特別是女裝由旗袍到現在女式服裝的多樣話。

⑸ 司藤：女王的旗袍衣櫃，是如何打造出來的

在第一集「司藤」中，女主司藤強烈認可男主秦放成為「僕人」，GB黨的高點一開就被女主生動地樹立起來。當然，女王也會在危難之際善保護「弱小、可憐、無助」的男主，懷疑這部劇的男女主角是不是把劇本拿反了。女主司藤是民國時期的外星生物。她因為一次意外睡了很多年，直到2020年才被男主秦放喚醒。穿越主題最大的吸引力是古今碰撞。如果你不小心，你會被逗笑的。「司藤」也貢獻了很多搞笑的鏡頭-秦放只是在說了壞事之後才司藤同意去戶口。

雙排扣大衣也是司藤。與披肩相比，有著成熟溫柔的女性氣質。這件牡丹圖案的雙排扣大衣是江南古建築的最佳搭配。小姐司藤，穿著鏤空拼接外套讀練字，氣質極佳。在這樣安靜的畫風下，她甚至生出一種讓陌生人遠離的警示意味，豪華而強烈。

有時候我會厭倦穿旗袍。司藤我還會考慮仿古風格的長衫長裙，淺藍色質地的綉花真絲紗布+白色真絲藤條喬其紗內袍，古典美女可以輕松畫圖。蕾絲雪紡荷葉領連衣裙，充滿仙氣，輕料特別適合「飛行戰斗」。打贏仗很重要，打贏好看更重要。

⑹ 旗袍怎麼理解都有那些品類啊

論旗袍的流行起源
世界服裝網 www.csfz.cn 2005-10-09 16:00:25.0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學術界抑或設計界，旗袍在很多人看來屬中國傳統服裝的當然代表，甚至已經成為中國服裝傳統的代名詞。但是，站在21世紀的高處回首中國悠久的服裝歷史，旗袍真就那麼傳統嗎？從某種意義上說,旗袍從流行之初就註定了它是拖著西化影子的中華國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於澄清中國的服裝及設計史實，亦為中國現代服裝設計如何將民族傳統與國際流行交融提供一個生動的範例。

一、旗袍風尚的基本特徵

所謂「旗袍」，指衣裳連屬的一件制服裝（One-piece Dress），同時，它必須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觀表徵：右衽大襟的開襟或半開襟形式，立領盤紐、擺側開衩的細節布置，單片衣料、衣身連袖的平面裁剪等。盡管有觀點認為旗袍包含清代旗裝的袍和民國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義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紀民國以後的一種女裝式樣。而所謂「旗袍風尚」則更多是從裝扮行為模式和社會群體角度考慮，其基本特徵為：以旗袍為基本品類，在配伍上則具有一件制服裝的特點，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長褲，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風行一時。

二、旗袍風行的起始時間、地點和人群

論及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通常認為在20世紀民國時期，鄭逸梅先生即稱「原來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國後始御之」。至於具體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對比較含糊。周錫保先生和張愛玲女士均以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後，周氏還以1923年的畫報等資料推斷所謂旗袍在其時的上海數十人中不過一二。事實上，以當時上海的新聞界對社會現象敏感程度，一種新式樣的風行必然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報》等報紙上很難查到有關於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資料為旗袍在1925年的出現提供了佐證。在作為舊帝都的北京，也有記載表明旗袍時尚始於1925年。因此，將旗袍流行的起始時間視為1925年當為合理。

至於旗袍風尚的始發地，應在其時對中國服裝流行影響最為廣泛的上海或北京。盡管旗袍從名稱上望文生義應與滿族人有必然的聯系，而北京的滿族人非但在數量遠多於上海，還在衣著上保持有本族旗裝(Qi Style,也稱滿裝Manchu Style)傳統，且兩地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也較為一致，但是，旗袍在當時是一種新派的時興，它與滿族人舊時的袍在穿法上有諸多不同，但卻和西式裙裝頗為類似，以上海在中國唯一的時尚中心地位、西風東漸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著時興的城市特徵而言，1948年屠詩聘先生斷言旗袍「開始流行於上海，逐漸流入內地」並非虛妄，而許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過類似論述。

關於旗袍風尚的始發群體，有諸多原始記載和研究結論表明為上海的女學生群體。以當時其「女界領袖」的衣著引領地位和對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論，也只有她們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

三、旗袍式樣的起源分析

關於旗袍的式樣起源已經有諸多的研究。很多結論認為民國旗袍是清代旗裝中的袍的延續，其主要依據為兩者之間形的類似和名的聯想，國外也有將其稱為「Mandarin Dress」。但是，此類推論很難解讀旗袍風尚中棄裙褲而穿襪甚至裸腿的迥異於此前中國傳統的裝扮特徵。事實上，服裝歷史中很多款式的類似純屬巧合，斷言其承襲卻又不盡然。在清代，女式旗裝袍一般稱為襯衣或氅衣,卻很少有旗袍之說。盡管沈從文先生在論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時曾談到其中兩件長袍「已經具有後來旗袍規模」，但本意應該是求得對研究主體的形象說明而非指兩者之間的因襲必然。張愛玲曾將最早的旗袍解釋為1921年女學生對男裝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論證。還有境外研究認為旗袍的起源是漢裝、旗裝和西方服裝的元素結合，卻又語焉不詳。

作者無意否認旗袍與中國傳統服裝的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仔細考察旗袍的早期時尚，我們會發現它盡管具有中國傳統服裝的部分款式特徵，但並非清代旗裝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國粹的旗袍從風行之初就脫不了西化的胎記。

首先，必須看到傳統的袍在中國女性中的普遍使用曾出現斷層。清代的滿族女性穿袍，漢族女子則主要為褂、襖配裙和褲。盡管滿漢服裝間的區別到清末已很模糊，但民國初年女性穿袍者「極不普遍」。其次，從歷史的沿革角度考慮，自19世紀末起包括服裝在內的部分舊傳統習俗就被有識之士當作妨礙中國進步的障礙，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廢除了清代的服裝禮儀制度，還發生了短暫的排滿風潮，其後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受西方文明影響最早也最大的上海，復制清代旗裝袍的社會條件似不充分。再從旗袍的使用群體角度分析，旗袍初始的穿用者和最早的倡導者是都市中受西學影響較深的學生等社會群體，她(他)們絕大多數是漢族人，她(他)們的祖先在清初經過流血抗爭才為漢族婦女取得不穿滿式服裝的權利，服裝史上由此有了清代女裝的「漢裝(Han Style或Chinese Style)」和「旗裝」之分，盡管自清末起上海女裝就是西洋東洋、漢裝滿裝兼而有之，但要讓其照搬曾為之唾棄的舊傳統服裝少有可能。由此可見，旗袍與清代旗裝中的袍應該不會有直接的淵源關系。

任何新流行的興起在其偶發性的背後都有必然性。聯系1925年前後的上海女裝時尚，可以對旗袍式樣的誕生作如下解釋：自20世紀10年代起，傳自留學東洋女學生的少有紋飾短衣長裙的「文明新裝」成為新派女性的時髦；馬甲原本是清代以來上海婦女的常用衣類，短可及腰長可至膝，20世紀20年代初時興一種長至小腿的大馬甲，類似旗裝式樣的袍而無袖，有人為求區別也為標榜新奇將它稱為「旗袍馬甲」；至旗袍風行之前，開始有將旗袍馬甲著於褂襖之外而取代裙和褲的穿法，部分研究認為旗袍即脫胎於此；再將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馬甲加上文明新裝中風行的及肘喇叭袖（時稱倒大袖），構成了旗袍最早的流行式樣。

但是，如此僅說明了旗袍本身的形的由來，卻無法解釋旗袍風尚中與舊傳統完全不同的服裝配伍方法，而這恰恰是民國的旗袍和以往傳統衣著習俗之最大區別所在：自清代至旗袍風行之前，無論是漢族還是滿族女性均通過與袍服或上裝相配的裙和長褲將下肢基本遮蓋。而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褲的記載外,其時尚主流基本為旗袍內不著可能外露的裙及長褲，而是配穿合體的襪，甚至不著襪而裸露小腿。

作者注意到，旗袍與當時的連衣裙等西式裙裝在衣裳連屬的制式和衣裝搭配上均有出奇的相似，包銘新先生也曾將旗袍比喻為中國的One-piece Dress。早在20世紀初，上海已經於華洋雜處中見識並開始寬容地接納了包括西式裙裝在內的西方服裝體系；10年代中期後上海流行跳交際舞（時稱「交際茶舞」），摩登女子穿用的「茶舞服」中就有西式連衣裙；對於部分受西方文明影響較大的女性群體而言，西式裙裝也常為其所用；而且作為旗袍母體之一的文明新裝亦不同於日本和中國傳統服裝，它是西方服裝體系通過日本再迂迴傳到中國的結果，裙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的圍系式而改為西式套穿，裙內也不再穿著長褲；加之上海「時髦機器」的城市特性對服裝流行求新求變的訴求，在上海的西式學堂的女學生群體中最早出現了融旗袍馬甲、文明新裝和西式裙的諸多特性於一體的旗袍新流行也就不難理解。旗袍之所以「只不過略仿旗裝，和真正滿人的袍，相去很遠」，其根本原因應在於此，而這又是過去的某些研究較為忽略之處。

四、旗袍稱謂的由來推斷

盡管自清代以來，袍就不是普通漢族女性的日常服裝，在上海只有旗人和少數欲以衣裝獵奇爭艷者穿用，但由於男子的普遍使用，當時的人們對袍並不陌生，而所謂旗袍確實與其在外形上十分類似，將它歸類為「袍」也很合理，何況還有男袍女穿之旗袍起源說。同時，因為漢族男性早在清初就改穿滿式男裝，而旗裝中的男、女袍除大小和裝飾不同外幾乎形出一轍，加上旗袍前身之旗袍馬甲也與旗裝的袍多有相似之處，由此可以理出旗袍與旗裝袍的間接聯系。「旗」字則可從「旗袍馬甲」中得到解讀，「旗袍」稱謂甚至還可能是它的直接衍化。非但如此，較先採納旗袍的又是一個鼓吹男女同權的社會群體，她們不但要通過旗袍摒棄過去婦女上衣下裙兩截穿衣的習俗以改變中國女性的弱勢群體形象，更想無論在稱呼上還是在式樣上都取得和男性一樣使用袍的權利。而且盡管其時的上海已經較為開放，保守思想仍有相當勢力，對西式裝扮和新奇時髦雖然見怪不怪，但在流行的推廣過程中還是阻力重重。新式、樣冠以看似傳統的「旗袍」之名以強調中式模糊西化，也許是為體現五族共和及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更可能是期待以此減輕社會的群體壓力。

五、旗袍流行的美學解讀、消費保證和社會機遇

任何一種式樣要成為時尚，必須為大眾的美學理念所認可、消費相對便利並包容於一定的社會氛圍。風行之始的旗袍是中式表觀下的西化穿用，其既有中國服裝傳統的外觀承襲，但又是西風吹拂下的傳統變異。時尚美好出乎想像的強大力量，渴望和想往包括服裝流行在內的西方文明的社會風氣，加上民眾重視衣飾的習俗和傳統服裝製作業的基礎，以及北伐革命風起雲涌的時代背景，終於成就了旗袍的在中國的全面流行。

對於旗袍時尚的美學解讀，盡管有觀點認為其在於類似西式審美所嘉許的人體曲線顯露，但事實上旗袍風尚仍體現了中國傳統審美的潛意識並構成了具有中國20世紀前期的時代特徵的新的衣飾美學觀⒂。早期的旗袍依然是傳統的平面結構，其連身通袖強調的還是手臂下垂時傳統美人的溜肩，腿也只在袍衩間得到意念上的完整；盡管旗袍在胸臀的最大處是合體的，但由於沒有橫向腰線分割和胸腰省道，腰部雖通過邊縫內收但仍具相當的寬松度，在順暢的廓形下，胸的突顯依然較西式服裝為弱，而東方人種臂的扁平卻被忽略；至於纖腰則是概念想像的必然，身段婀娜者自不必說，即便是腰變粗腹顯贅穿上旗袍仍有臆想中的苗條，最多隻是使袍在腹前有一個不明顯的凸出曲面，反而顯出中國傳統式的「富態」，這使得旗袍無論二八佳麗或六十年紀均相適相宜。如此構成的旗袍非但中國的女人喜歡它，即便男人也欣賞它，老派人物接納它是因為其有傳統的服裝表徵和審美意趣，西式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當時所必需的開明 ；新派人物歡迎它則著眼於其中西交融的衣著方式，還具有緊跟西方的流行感和一個完全中國味道的名字。而旗袍對於服飾配伍的中西包容又體現出不同社會群體的審美偏愛。

由於早期旗袍的結構和傳統服裝脈絡相承並不復雜，同時其簡練的廓型和局部裝飾又對材料具有極大的兼容性，服裝製作因人而異相當便利，這使得旗袍的風行在物質上成為可能。旗袍可以到弄堂口胡同旁的裁縫攤或把裁縫請到家裡量身而制，如果付不起工錢則乾脆自做自穿或請人幫忙，而當時的時裝店通常只賣西式服裝，至多有一兩個櫃面承接那些不滿意江湖裁縫又不願自己動手的富家女子的旗袍定做。盡管其時並沒有設計師的職業分工，但是具有優秀服裝傳統的中國女性特別如上海的時尚民眾，將其流行主張通過裁縫之手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現代概念中的設計行為。正是由於旗袍的這種泛設計性使旗袍看似大同小異但有著豐富的局部變化，進而造就了旗袍個性充沛的風尚流行。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背景為旗袍的風行提供了有利時機。北伐革命的隆隆炮聲和婦女解放的陣陣口號，成了作為新女性的標志之一的旗袍為社會接納乃至贊許的最好理由。社會各界特別是商業功利驅使下的紡織廠、服裝店等則對旗袍時尚的推波助瀾。婦女特別是城市女性的時髦天性也使旗袍加速進入百姓衣裝生活。自1927年以後，旗袍的流行逐漸由城市向鄉村推廣，至20世紀30年代，旗袍已經取代上衣下裙而成為中國女性的主要服裝品類。

六、結論

旗袍風尚是中國服裝傳統的西化變異。它起始於1925年上海的女學生群體，1927年後風行全國。早期旗袍的式樣融合了旗袍馬甲和文明新裝的特點，同時又結合了西式裙裝的配伍形式，構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於中國傳統袍服、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象徵的新的時尚流行和服裝審美，並被現代人視為20世紀中國衣著傳統的代表和中西交融的設計典範。鑒於旗袍風尚與以往袍服的區別，可將「旗袍」作為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全部具備或部分突出如右衽開襟、立領、盤紐、擺側開衩等局部特徵的一件制女裝的專門指稱，而將此前旗裝中的袍稱作「旗裝袍」。同時，由於境外研究以及英文翻譯對旗袍的表述多種多樣，如「Mandarin Dress」、「Ch'ipau」以及「Cheongsam」等，建議統一以「Qi Pao」指代。

⑺ 中國服飾在20世紀初—21世紀初的演變分哪幾個階段

所有這些社會與文化的實踐已經形成了一個「中式服裝」的譜系或家族，這個譜系既包括了中華民國時代的長衫、旗袍和中山裝，也能夠涵蓋現當代的「新唐裝」、「漢服」和各種新近設計的「華服」。中山裝和旗袍、唐裝等並不只是「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44)，在筆者看來，它們確實已經是「中式服裝」的組成部分了。但「中式服裝」還應該對更多的少數民族服裝文化以及對漢族各個不同地域之「民俗服裝」保持開放，在中國日益捲入全球化進程或者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化場景下，「中式服裝」固然需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但卻不應該也不可能只是某種或某套唯一、排他的服裝或款式。中國非常突出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正是促使「中式服裝」的內涵也具有多樣性的重要依據。把中國的服裝文化傳統與國民的現代生活方式、進而與國際性的時裝審美趨勢相結合，從而不斷地豐富「中式服裝」之內涵的社會與文化實踐，相信今後依然可能圍繞著「民族服裝」的創制而有繼續不斷的發展。
在中國，服裝不僅是地域和族群文化的表象，在某個時期，它還曾經是「革命」的表象（中山裝與人民服）。當今中國社會，服裝同時也被用來表現個性（時裝）。顯然，從「民族服裝」和人民的服飾生活這一角度去理解中國社會，確實是值得嘗試的研究思路。對於在二十一世紀初短短幾年內先後出現的「中式服裝」復興、「新唐裝」流行和「漢服運動」興起的社會與文化動向，很遺憾，目前尚較少來自學術界的深入研究。對於中國現當代社會里諸如「新唐裝」和「漢服運動」之類層出不窮的社會文化動向，除了社會學領域的「社會運動學」、「文化研究」、「社會心理學與流行論」、「大眾文化」等角度的探討之外，筆者認為，還特別需要有來自文化人類學的「族群與認同」理論、「文化自覺」理論以及「建構主義」等角度的分析。本文只是嘗試對其作初步的描述性歸納，今後的課題是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參與觀察「新唐裝」、「漢服」、「中華服」等有關的社會文化動向的後續發展，進一步開展必要的田野調查與深入訪談。
注釋：
①本文根據筆者2007年2月9日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共同研究會上的研究發表和3月24日在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講座發表的題為「唐裝、漢服、漢服運動」的講演改寫而成，謹此向共同研究會主持人韓敏博士和學術評議人橫山廣子教授及商務印書館李霞博士致以衷心感謝。
②周星：「中山裝·旗袍·新唐裝——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有關『民族服

⑻ 中國的長袍馬褂和旗袍，怎樣穿出現代時髦感

如今是21世紀，服裝也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叫時裝。巴黎時裝周，紐約時裝周，米蘭時裝周是服裝三劍客，引領時裝的朝流。旗袍馬褂是漢人發明的東西，假託了一個旗字，都是漢人穿，滿人原本是不穿的，本身就是漢服的改良，中華三千年服飾的延續。民國女性最具代表性的服飾，而馬褂雖然一度也有相當的擁躉者，但是日漸沒落。何以出現這種情況？與服飾自身的特點有關。

紅色和黑色搭配大氣又經典，紅色很有過年的氣氛，黑色又非常穩重。像唐嫣這樣配一頂紅帽子，更有潮范兒。中國紅是春節的主打色，很多人也都會選擇在春節把這種顏色穿在身上，更顯喜慶吉祥。只選擇單品紅色外套即可。

⑼ 在太原哪裡可以買到旗袍

在鍾樓街那裡有，質量款色挺好的。好像是原來那個21世紀圖書超市對面的小巷裡面，現在改成蝦米體育城了，呵呵。希望有用~

⑽ 旗袍算華服嗎

絕對不算，那個是滿族的民族服裝。

馬褂、旗袍、長衫等都是滿族的服裝。

華服只有一種，那就是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