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青莲居士李白,爱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李白时代的服装的一般特点
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袭着以往各个朝代的风俗的基础上，也有着不同的创新和发展。唐朝前期的思想控制相对与唐朝而言是较为严格的。唐朝时期在较为松散的思想氛围中，渐渐放弃了正统庄严的服饰，走向了与下层百姓更为融合和亲切的服饰系统。在唐朝的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李白所处的这一时期的服饰基本以常服为主，除非是非常正式的场合如祭祀等等，不再穿戴非常正式的冕服和冕冠等服饰。常服是相对冠服而言的，冠服即指上文提到的诸如冕服和冕冠之类的服饰。总的来说，古代男子的服制大体上就分为常服和冠服这样两类。“隋唐五代的冠服主要是继承了经北魏改革以后的汉式服装，与汉代的冠服衣裳已有所区别；而常服则主要是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缺骻袍。” 可见就唐时的男子常服而言，主要的流行款式还是较为统一的，以圆领缺骻袍居多。隋唐五代的常服较为简易实用。男服为幞头、圆领缺骻袍（系腰带）和靴履；女服为裙、衫、帔。在唐人张文成著名的《游仙窟》小说中，可以看出唐人装束的这种特点。男主人公与崔十娘就寝之前，十娘唤侍女“与少府（即男主人公——引者）脱靴履，叠袍衣，隔幞头，挂腰带。然后自与十娘施绫帔，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 寥寥数语，将这一时期男女穿着风俗的主要特点表露无遗。
华梅的《服饰与中国文化》中也这样介绍道；
“从隋唐时起，服饰制度越来越完备，加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交流活跃、民风奢华，因而服式、服色上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可喜局面。就男装来说，服式相对女装较为单一，但服色上却被赋予很多讲究。男服中最盛行的是圆领袍衫。圆领袍衫亦称团领袍衫，是隋唐时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的服式，当为常服。从大量唐代遗存画迹来观察，圆领袍衫明显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整体各部位变化不大，一般为圆领、右衽，领、袖及襟处有缘边。文官衣略长而至足踝或及地，武官衣略短至膝下。袖有宽窄之分，多随时尚而变异，也有加襕、褾的，其中一些款式延至宋、明。服色上有严格规定，据《唐音癸签》记载：‘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这与前几代只是祭服规定服式服色之说有所不同。”
唐代的人们一般首服幞头，是一种包头的巾帛，这是当时的一种风俗。“一般叙幞头的来源，多引唐人杂说及《新、旧唐书》《车服志》、《舆服志》，认为创始于北周。其实结合壁画和墓俑图像分析，若指广义‘包头巾子’或平帽子而言，商代早已使用，如今还留下许多种不同形象可供比价印证。东汉时期就已经普遍流行这种装束，至魏晋以后，巾裹更加普及，几乎成为男子的主要服饰。到北周武帝时，将这种幅巾做了加工修改，裁出脚，后幞发，故俗称之幞头。” 《隋书•礼仪志》云:
巾,案《方言》云：“巾，赵、魏间通谓承露。”《郭林宗传》曰：“林宗尝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绍战败，幅巾渡河。此则野人及军旅服也。制有二等。令高人道士所着，是林宗折角；庶人农夫常服，是袁绍幅巾。故事，用全幅皂而后幞发，俗人谓之幞头。自周武帝裁为四脚，今通于贵贱矣”。《戏赠郑溧阳》：“漉酒用葛巾”中提到的“葛巾”用的是陶渊明的典故，倨《宋书•陶潜传》载，郡守访陶潜，逢其酒热，郡守取陶潜头上的葛巾滤酒，用毕又戴在他的头上。陶潜亦不以为意。这里写陶潜嗜酒忘情。也证明了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情况。李白借陶潜的崇尚自适的情怀来喻郑晏，表达了对他的生活情趣的赞美，同时也流露出作者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幞头，是唐朝这一时期男子最为普遍的首服。初期以一幅罗帕裹在头上，样式较为低矮。后在幞头之下另加巾子，以桐木、丝葛、藤草、皮革等制成，犹如一个假发套髻，以保证裹出固定的幞头外形。中唐以后，逐渐形成了定型帽子。名称多依其演变式样而定，贞观时顶上低平称“平头小样”，高宗和武则天时加高顶部并分成两瓣，称“武家诸王样”，玄宗时顶部圆大，俯向前额称“开元内样”，皆为柔软纱罗，临时缠裹。幞头两脚，最初似带子，自然垂下，至颈或过肩。后渐渐变短，弯曲朝上插入脑后结内，都属于软脚幞头。中唐以后的幞头之脚，或圆或阔，犹如硬翅而且微微上翘，中间似有丝弦，使之富有弹性，谓之硬脚。 李白在《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访崔四侍御》中写到：“忽忆绣衣人，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被紫绮裘。”其中的乌纱巾便是幞头的一种。
唐代男子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下配乌皮六合靴。这一身既洒脱飘逸，又不失英武之气，是汉族与北方民族相融合而产生的一套服饰。 这一时期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交流在李白的诗中也有所体现，有多处写道了关于胡人的情况。如《幽州胡马客歌》：“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诗人对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作了生动刻画。
隋唐五代男服中的鞋类，最重要的是靴。靴与幞头、圆领缺骻袍相配，构成了这一时期男服的最常见的形式。此时已经有了表示鞋子大小的“鞋号”。据记载，薛昭纬为人糊涂、气貌浑浊，但又生性滑稽。在没有登第前，他到鞋店买鞋，店主问：“秀才脚第几？” 薛昭纬调侃说：“与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也。” 所谓”脚第几”,犹现在问“穿多大号鞋”，可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随着鞋子种类的增加和制鞋工艺的复杂化，制鞋已从家庭内部走向了社会。
靴在我国起源甚早，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出现了短靴型的陶器，商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也曾发现过靴或与靴有关的文物。但是由于靴的最大特点是便于骑乘，在农业地区服用较少，所以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被当作最典型的胡服。 进入隋唐以后，乌皮六合靴与折上巾（幞头）一起，成为“贵贱通用”的服装。
靴多为皮革制作，隋唐人穿的靴一般是用六块皮革缝缀而成，看上去有六条缝，所以称作“六合靴”或“六缝靴”。一般来说，北朝的靴可能要靿较长，所以朝廷特别规定不许着靴入殿省。唐太宗时（公元626-649年）马周建议缩短靴靿，并加靴毡，于是作为胡服的靴子就堂皇的进入了庙堂之上。 李白在写作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时，就有让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的故事。显然那时穿靴入宫已经习以为常了。 “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对酒》）的描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时还有女子穿靴的习俗。
李白的一生除了有十年长安这段官宦生涯，其余的时间都处于漫游或归隐的状态中，属于“士”这一阶层。“士”是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李白属于贵族，但是处于最底层的阶级层面。这一身份特点和李白的身世有关。“据最早的文献（唐李阳冰《草堂集序》和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西凉国的创建人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在隋唐末年，李白的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白的父亲才携家族重新返回内地，定居于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时恢复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暠的后裔，所以李白长大以后在社交中常常和唐宗室子弟联宗，以从兄弟、叔侄或祖孙相称谓。” 然而由于当时能证明李白是贵族的资料缺乏，所以李白的身份只能定位为“士”。“士”在后来的演变中也成为了学子的代名词。“士”这一阶层在当时的唐朝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而趋于人数众多，不受上层社会的重视，“士”阶层实与平民阶层十分相近。人们对李白有这样一个称呼：“布衣李白”，布衣在唐朝更为经常性的含义即是称那些没有入仕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个称呼我们可以了解到诗人生活与底层劳动人民的紧密联系，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李白平时的服饰应与唐朝一般的男子相似，即通常所穿的是唐时的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