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海南周刊｜抗战时期，中共琼崖组织想尽办法解决伙食难题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琼崖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斗族环境极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日军在占领区经常进行大规模武装抢劫，对货币、金银、林木、食盐、文物、牲畜、粮食等大肆搜刮，造成物资普遍匮乏。中共琼崖特委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大多身处敌后，直接面对日伪军事力量的摧残，影响尤为巨大。民以食为天，抗日战士吃隐销汪不饱，自然无法拿枪抗日，日军不断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摧残和封锁，企图把抗日战士困死、饿死。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坚持长期抗战，中共琼崖组织想尽各种办法解决伙食难题。
独立总队战士用过的锅。
独立总队战士用过的椰壳碗和竹筷子。
独立总队战士自制的竹口杯。
冯白驹“请客”吃猪肉
官兵生活标准一致
1940年，“符韦血案”发生后，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处境异常困难，服务团总团长符思之派张奋到美合根据地会见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队长兼政委冯白驹，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张奋日夜兼程，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跋涉，终于到了琼山、澄迈、白沙交界的美合山区。
会谈结束后，冯白驹请张奋吃饭。这顿“宴请”只有4个饭团、3块猪肉、一盘番薯叶和一碗竹笋汤。当时独立总队生活标准官兵一致，上至总队长，下至炊事员，每人每日两角生活费。为了招待张奋，冯白驹特地加了菜，增加了当时很难吃到的猪肉。冯白驹把两个饭团递给张奋，还向张奋椰壳碗中夹了两块猪肉，他自己只吃一块。这次简陋的晚饭，展现了冯白驹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给张奋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抗战学校学员们的伙食
艰难时一天只吃半碗稀饭
抗战时灶仔期，各级抗战学校的学员，由于不在一线战斗，享受的待遇稍微好一些。1940年7月，琼崖特委在澄迈县的美合创办琼崖抗日公学，特委通知各县县委和独立总队，保送县、区、乡中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和部队中的优秀战士入学。学员们抱着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共同志愿，翻山越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琼崖抗日公学这所革命大熔炉里，接受锻炼，争取做救国救民的先锋。学员先后入学，总计有300多人。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与封锁，根据地又处于初建阶段，物资的供应十分困难，学校纸张和油墨都很缺乏，但最缺乏的还是粮食。大批学员集中在一起，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师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主副食品的来源一靠向群众征集，二靠自己劳动生产。环境差的时候每人每餐只吃一二勺盐水稀饭，有时还要掺进一半“革命菜”（一种野菜），虽然大家吃不饱，但从来没有人吐露过半句怨言。
1941年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在琼山县咸来乡举办民众武装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全体学员60多人，也经常遭受饿肚子的艰难境况。前线队伍打胜仗时，学校环境稍好，早餐有时吃盐粥，有时吃番薯，中餐、晚餐都吃米饭，有时还有一小块肥猪肉和一些菜汤。环境恶劣的时候，训练班就撤到山里。学员有时只能吃一两个由米和番薯混捏成的饭团，有时一天只吃一碗或半碗稀粥，有时甚至整天都没有吃的。在这样危险、艰苦、困难的环境下，学员们还是咬紧牙，坚持发奋学习。
坚持斗争在“无人区”
部队夜间筹粮和开伙
后方的吃饭问题尚且如此困难，在前线坚持对日武装斗争的战士更是直接面临饥饿的威胁。1942年，日军为了强化治安，维持其血腥统治，在琼文抗日根据地大肆修建据点，对抗日民主地区反复扫荡，对群众实行“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企图断绝群众与我军的联系，使我军失去粮食供给，从而消灭我军。
1943年2月后，琼文边界树德、南阳的全部和大昌、中税的部分村庄，这块纵横四五十里的地方，变成了“无人区”，不仅没有群众，连禽畜也荡然无存。一时间，村无炊烟、路断行人，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焦梁残墙、满目疮痍，惨不忍睹。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中共琼崖特委吸取了血的教训，提出“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正确方针，采取避实击虚的对策，以适应残酷的斗争。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二支队第二大队的200多名战士就在“无人区”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坚持反“蚕食”的斗争。“无人区”里没有群众，部队没有群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部队要在此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部队白天不能公开行动，就昼伏夜行，夜间出发去筹粮。每个中队派出四五十人，分头警戒，去沦陷区和国统区收集粮食，每夜都得往返三四十里甚至五六十里，而且必须在天亮前返回营地，否则就会遇到危险。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生产停滞，群众粮食不多，一个中等村庄只能供给一个中队两三天的粮食，多了群众支持不了。群众自己要吃饭，又受敌人剥夺、控制，大多数群众支持抗日部队，把粮食留给部队。部队没有钱，便写下公购粮的收据，买猪同样也打欠账白条作为日后归还的凭据。
为了避免日军偷袭，部队都是夜间开伙，上半夜一顿，下半夜一顿，两头见黑，白天不能生火冒烟，要坚持静默，防止暴露。战士不能吃饱，只能大家匀着粮食吃，每人一顿两个小饭团，一小块咸菜，不用碗筷，拿在手里就吃。偶尔分得一块一二指大小的猪肉，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有的馋极了，一口吞了下去；有的一点一点地咬，像品尝山珍海味。菠萝密、荔枝、龙眼、芭蕉等成熟后，部队也采集来补充粮食的不足。有时情况严重，不能出发筹粮，果子也没有了，就只好采集一些野菜煮熟来吃。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全队非战斗减员大大超过了战斗减员，但为了牵制日军主力，第二大队的战士在“无人区”坚持了8个多月的斗争，一直到1943年11月胜利完成任务。
自力更生解决温饱
外运贸易换取物资
1942年后，为解决根据地军民吃饭穿衣问题，琼崖特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响应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救。在根据地里，冯白驹等领导同志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开荒种稻、种菜、养猪，组织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帮助群众调剂种子，解决耕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农忙季节，部队和机关人员，一面保卫生产，一面帮助农民抢收、抢种，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农民互耕协作，进行生产互助。琼山县的大坡、树德、咸来、道崇、苏寻三、云龙等乡普遍开展了互耕协作和代耕，村里的田地统一犁耙、插秧、收割，分户收藏，劳力交换，劳力少者则付报酬。对军烈属家庭的田地则由村里包种包收给予优待。当日军蓄意破坏生产时，地方党组织与琼总（纵）部队组织武装帮耕帮收，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这样基本保证抗日军民的吃饭问题，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有力地支持部队的抗日斗争。
由于坚持自力更生的正确道路，琼崖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给逐渐好转，甚至能够外运出一些换取紧急物资。1944年，琼崖特委还专门成立了贸易科，组织人员经常往返湛江、澳门等地，购买急需物资。贸易科成员先是在文昌各地收购椰子、椰油、猪油等货物，而后用船运到湛江、澳门出售，再从湛江、澳门购回药品、布匹、纸张等供应我党政军机关使用，进一步缓解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困难。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原标题：抗战时期，中共琼崖组织想尽办法解决伙食难题 吃饱肚子打日寇
⑵ 东北大蚕蛹的前世今生
很多外地人对东北蚕蛹都敬而远之，视为黑暗食品。
但多数东北人却把它看做天赐美味，煮、炸、烤那都太平常，吃过蚕蛹糖葫芦吗？
东北蚕蛹原本的使命也是生产蚕丝，只是到了近几十年才主要作为食材。
东北蚕学名叫柞蚕，它产的蚕丝叫柞蚕丝，上世纪20至40年代，是东北柞蚕业的第一个高峰期，东北柞蚕丝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主要用于出口，出口额超过煤炭，成为东北仅次于大豆的第二大出口产品。
在没有化纤的时代，蚕丝强度在天然纤维中属于上乘，相同纤度的蚕丝抗拉强度不比钢丝低，特别是柞蚕丝在遇水后强度反而上升，南方的桑蚕丝遇水后强度则下降。柞蚕丝独有的特性使它除了作为一般纺织品使用外，其中的优质品还作为特种材料用于军工，制作降落伞、特种索具和飞机机翼蒙皮，因此在东北日据时期，柞蚕丝属于统制产雀源品。
本文简单讲讲"东北大蚕蛹"的前世今生。
东北有柞蚕应该很早，但形成规模大约开始于清代中期。"奉省昔无所谓蚕利，前清嘉、道间，由鲁人流落于奉，窥见林中有柞，遂仿照齐鲁之法，放蚕多种，生息之繁，不减齐鲁。由此转相效法，渐次推广，竟开一亘古未有之绝大利源。"
东北柞蚕业最初的产业化客观上得益档毕于晚清的开放政策，1858年牛庄（营口）开埠，从此闭塞的东北和世界发生了联系。1877年起法国人开始投资辽南的柞蚕市场，大规模教授推广饲育法和手挽法，并收购蚕丝出口。
新技术使辽南的柞蚕生产得到快速发展，1884年后辽宁超过山东，成为中国最大的柞蚕丝产地，法国资本和法国洋行成了东北柞蚕丝出口最早的受益者和垄断者。
丝业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产区日益扩大，由最初的盖县，延伸到宽甸、海城、辽阳、复县、凤凰，丹东。
这一时期，东北的柞蚕丝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用来制造高档夏服、窗帘和地毯。
日俄战争后，日本据有南满地区，法国资本陆续退出了东北。
清末民初，是东北柞蚕业又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柞蚕山场数和柞蚕养殖户都高速增加。
柞蚕又名山蚕，当年采用的是放养方式，东北"山峦重复，树多柞栎，实为天然最好之蚕场，与家蚕（桑蚕）相比，工省利厚"，养蚕收益高，是辽南农民最大的副业，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源。
柞蚕的成功，吸引了吉林和黑龙江也开始引种，1907年，吉林商人许鹏翊投资1万两白银，在吉林城附近买下大片山场，从海城引种，聘请技师放养柞蚕，开吉林养蚕之先。同年吉林省成立山蚕局。1909年吉林已有山蚕场16处，其后逐年增加。
1908年，黑龙江省也在绥化设蚕业公所，辟山场饲养山蚕，并拨公款以资提倡，后陆续扩大到甘南、呼兰、海伦、木兰试养。
但是由于气候寒冷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柞蚕放养进展缓慢，东北的柞蚕业还是以辽宁为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调查，奉天有十二县放养柞蚕， 到民国六年（1917年）已增加至十七县。据地方志统计，辽宁省 1905年，柞蚕茧产量平年可达 10亿粒，丰年 15亿粒。
日本人编纂的《满蒙经济大观》中记录：上 世纪 20 年代， 辽宁柞蚕茧年产量稳定在约1亿斤，占中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成为当时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柞蚕茧产地。
小小柞蚕是当年辽南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治安和教育经费，全部出自山蚕。
柞蚕业也推动了以缫丝、织绸为业的城镇走向近代化。安东（丹东）原本是一个边境小镇， 1914年出现最早的柞蚕丝厂，至 20年代年达到 37 家。
"安东所产柞蚕丝，销售本地者少，绝大部分输出于日本。 "，至1926 年，"自安东向我国（日本）输出柞蚕丝， 为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一担…… 计有六百九十五万九千五十八海关两之多。"
安东仅蚕丝一项出口额就超过同年度烟台海关出口总数，安东在柞蚕和木材两大产业的支撑下，跃升为和沈阳、大连、营口齐名的繁荣城市，上世纪3，40年代成为省会城市。
日资很早就进入了东北柞蚕业，在日俄战争后对柞蚕业的投资更是快速增加。
在南满日本柞蚕移民设立了社团法人满洲养蚕会（旅顺）和养蚕会（下设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支部），除此普兰店、鞍山、公主岭等地也成立了养蚕组合等合作机构，这些日人合作社统一包租购买山场，统一放养和收购，蚕茧大部由日资缫丝厂加顷蠢态工。在9.18事变前，日资在东北柞蚕总产量中大约占10%，但作为一个有组织有协调的产业团体，它的力量不可小视。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内阁确立了"日满经济一体化 ，日本工业、满洲原料"的产业政策，日伪政权相继颁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最终目的是对经济全面统制。
柞蚕业作为满洲纤维工业的重要组成，日伪对其管制分为几个阶段，随着形势恶化逐步严厉，直至杀鸡取卵。
最初柞蚕业的指导方针为，"满洲国倾主力改良品种而增产，任其自然发展的农产品"。
丝织业是当年日本的重要创汇产业，日本依靠出口丝织品，换回急需的工业原料，因此日本希望满洲扩大柞蚕产能，成为日本丝织业稳定的原料基地。
早在1927年，满铁在熊岳的万家岭试验地就开始了柞蚕的试验研究，伪满后又在大学专设蚕科，重点在4个方向：
1、柞蚕病害的预防。
2、选育优良蚕种，曾委托九州大学教授田中义，培育了出丝率更高的优良品种'万家'。
3、柞蚕北限地区的饲养试验，延伸了柞蚕饲养范围。
4、柞蚕加工，为解决柞蚕丝舒展困难，委托日本蚕业专家井上教授，设计出柞蚕茧专用的织纺法。
同时，伪满政府为了保障柞蚕丝的品质和柞蚕交易的顺利进行，还制定了《柞蚕纤维检查法》、《柞蚕纤维检查法施行规则》, 并在柞蚕主产区安东等地设有柞蚕丝检查所。
这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促进了东北柞蚕业的发展， 至 1936 年，柞蚕产额已稳定在 100 亿
粒左右，39年达到130亿粒，大部分出口日本，少量出口至北美和东南亚。
而内地柞蚕传统产地山东河南，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受战火摧残，丝业凋敝。这一增一减，使东北的柞蚕业在39年至42年，一度占全国总产量的98%以上。
1941年， 伪满政府颁布《纤维及纤维制品统制法》和《纤维及纤维制品统制法施行规则》 ，规定买卖纤维(毛麻丝棉)要先向政府申请。
1942年，柞蚕收购由商业交易形式，变为"柞蚕出荷"强制措施，强迫农民交蚕，以保证军需供应。"满洲纤维公社" 为纤维政策的执行机关。负责纤维及纤维制品（含柞蚕）的收买、 出售、生产、委托加工、进出口。
1944年更是实施了纤维制品配给制，掠夺式的管理政策，使包括柞蚕在内的东北纺织业进入了大萧条。
解放后，东北（主要是辽宁）的柞蚕业作为传统特色产业， 一直受到国家重视。在上世纪7,80年代的鼎盛期，每年创汇几千万美元，在中国加入WTO之前，这是一个很辉煌的成绩。
进入90年代后，东北蚕丝业逐渐走入低迷，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柞蚕丝本身固有的一些缺点局限，在现代消费者有了众多选择后，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另一方面辽宁丝绸企业自身不适应市场变化也应该是重要的因素。
但柞蚕丝的失落，却让乐观的东北人把柞蚕的食用价值发扬到了极致，大蚕蛹渐渐成了名扬全国的东北特色 美食 。
2015年，辽宁产5.5万吨蚕蛹，只有10%用于丝织，其余都成了各式美味，据说还供不应求。
蚕蛹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近年来用柞蚕蛹开发的北冬虫夏草、蛋白酶、核苷酸酶等高级保健品，使柞蚕蛹的附加价值大为提高，柞蚕开发依然还是非常前途的。
柞蚕，3000年前最早由中国人驯化的昆虫，多数人只是在餐桌上见过它，却不知道它曾给东北带来"亘古未有之绝大利源"，也记录了东北一段 历史 风云。
它曾创造了辉煌的过去，也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