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被扒了裤子

A. 明朝大臣们为何抢着想被打屁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后世学者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明朝的皇帝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奇葩，最主要的原因还要从朱元璋那里讲起，他们认为朱元璋可能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而他的后代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影响。明朝的皇帝奇葩，明朝的大臣也不遑多让，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喜欢被皇帝脱了裤子打板子。

主动找打的人是傻子，但是如果一顿打能换来青史留名，那么被打也是一算一宗划算的买卖。唐朝的魏征就是因为敢谏而闻名于世，唐太宗比较文明，虽然几次三番想要弄死魏征，但最后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善于纳谏的美名。明朝的皇帝残暴的多，一言不合就开打，只要哪一个大臣被皇帝打了，那么这个大臣在民间与官场的声望就会迅速提高“敢于廷争面折”这种良好的名声没有几个官员是不想要的。

所以明朝的官员，不少都有点受虐倾向，皇帝不打吧他们还不乐意了，于是想方设法的激怒皇帝，让自己的屁股开花。明朝的皇帝大多又有点暴虐因子，这样的皇帝遇到这样的大臣，于是明朝朝廷上打屁股的事件从来就没有断过。

B. 朱元璋为什么大杀功臣

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

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猛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

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

C. 他贱视大臣，随意将大臣脱下裤子棍打，为何还能稳坐皇位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皇帝，他并不是皇家出生的，刚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但是他能坐稳皇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很为百姓着想。但是他最终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皇帝，这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对自己的下属是非常的残忍的，甚至为了断了他们的后路，把他们的家人都杀光了。

就像朱元璋，虽然他性格暴躁，但是他体恤民情，这是很多皇帝都无法做到的。所以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来评价朱元璋这个人物，这样才能使他的形象更加的生动，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历史。

D. 古代“仗刑”打屁股有多疼

“杖刑”（题目的“仗”写错了），也就是用棍子打臀部位置，作为中国古代最常见的刑罚，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还有的大臣，如沈思孝是“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敷之尻上，用药冯裹，始得再生，及行戍东粤，徒步过岭，血犹涔涔下也”，意思是这个大臣被打之后，必须把臀部位置上的腐肉挂掉，用黑羊前腿上的肉缝补上去。但是，路走长了，血就不断的往下流。可见其疼痛。

还有大臣如邹元标直接被打成了残疾，每到阴天的时候，骨头就隐隐作痛，导致他晚年都不能给人作揖。从这些被打大臣的结果来看，我们就应该能够想到古代的杖刑，究竟有多恐怖了。

E. 明朝士大夫与皇帝“争国本”是怎么回事

崇祯和他哥哥天启的爷爷，就是明朝第十四代皇帝、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万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均。
他们的父亲，则是老太子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为恭妃王氏所生，因当时中宫王皇后无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然而，最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却于万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万历因此有意改立常洵为太子，导致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
此传闻一出，朝野舆论顿时一片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难，要求万历“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1），结果被贬为广昌典史，随后同因此事被贬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此后，六部和首辅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斥。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年正月，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耍了个滑头，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至万历二十九（公元1601年）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预下，虚龄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神宗同时也封了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终于之封国。此次立储风波，最终以朝臣们表面上大获全胜而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政治纷争，由于牵涉到未来的皇帝人选——太子，即所谓的“天下之本”和“国本”，因此又被称为“争国本”。在这场皇帝、后宫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中，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了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
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那张由大臣们千辛万苦为他争来的皇帝龙椅。
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是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谕册立东宫，准备于次月九日举行仪式。二十九日，病甚，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供服食。
九月初一日，光宗朱常洛一命呜呼。
他的年号“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开始，今年依然是万历四十八年。这位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时间仅一月而已。
由于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后暴毙，所以当时的朝臣和后来的史家们，均认为这其中有明显的宫廷斗争迹象，光宗之死极为可疑，所以此事又被称为“红丸案”。
“红丸”与朱常洛登基前发生的“梃击”两案，貌似尘埃落定其实悬而未破，又可说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两件疑点多多的疑案，这两案与另外一件事件脉络均十分清楚但却没有确凿证据的“移宫”案，并称明代宫廷三大案，这三大案和之前的“争国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关，且对后来明季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对抗神宗谋立朱常洵这长长十五年的“争国本”过程中，为了阻止神宗废长立幼的企图，明廷的大臣士大夫们轻者辞职还乡以示不满，中者因上书抗争而被斥责、杖打、罢官、降职、削籍，重者则被下狱问罪。
然而他们还是一拨接一拨持之以恒地与万历抗争，其抗争之烈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仅见的。
那些书呆子士大夫们此种前赴后继，看起来好象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一传统手段终于使得神宗不胜其烦，可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干脆一赌气对此事一概不理睬，同时也不上朝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们争了，皇上我罢工了。
后世人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此言固为是，但是他不上朝罢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宫门这等做法，其实不是他首创，那是学他爷爷明世宗朱厚骢的，也就是嘉靖皇帝。罢工这事，嘉靖早就干过了，他在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只上过四次朝。而外边那些大臣前赴后继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也一样不是首创，同样是学自他爷爷手上的那些大臣们。
嘉靖帝登基的时候是十六岁，他是因为正德皇帝没儿子才做了皇帝的。他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立他做皇帝。
但是，就因为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辈兄弟身份登基，乃是庶出旁支继任大统，于是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其实这事要搁到现在说，真是一点没什么大不了，但在那时节，简直是天都要塌下来了，于是酿出了一件大案。
当时的朝臣士大夫们，说他们食古不化也好，说他们有原则也好，总之，他们认为“为人子者为人后”，所以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孝宗为父，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叫皇叔父。
嘉靖当然不愿意了。我做了皇上，却居然连亲生父母都不可以认了，那还了得？当下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嘉靖皇帝这句话，着实是有为人子的道理的，可大臣们认为这不是做皇上的道理。
于是，当嘉靖在即位的六天，说要为他的亲生父母上“皇帝”“皇太后”尊号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臣们的强硬反对，随后就发生了明代著名的宫廷事件“议大礼”。
提出“为所后者为父母”“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主张的，是以首辅杨延和等人为首的一大批朝臣，人数占了绝对优势。而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思虑很长时间之后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认为可以“继统不继嗣”，可以尊兴献王为“皇考”，并把他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号睿宗，这一系以南直隶的张骢等人为代表。说老实话，这个主张确实相当不错，一下解决了所有的不合理问题。显然，张骢的主张一定会受到嘉靖的支持。
但是那些有原则的士大夫们显然也不愿意妥协，于是这“议大礼”一议就足足议了三年，不但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还把事越闹越大，朝廷内外的派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嘉靖皇帝自然也越来越恼火。
那些朝臣在这个时候，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嘉靖皇帝长大了，快二十岁了，已经会有自己的手段了。于是，杨廷和几个反对力量骨干被罢免，张骢进入内阁，嘉靖帝正式下诏，宣布采用张骢的建议。
这一下，大明朝头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来了。
虽然皇上的爹不是大家的爹，可皇上要认自己亲生父亲为父亲这一行为，却让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们个个如丧考妣，痛不欲生。
一日早朝罢，吏部侍郎何孟春对大家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他刚说完，被罢免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又对百官振臂呼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而另有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几个人，却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听起来可是很有些威胁的意味，似乎有点像在耍黑社会。不过，这也是有“传统”可循的。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把闹事的地点选在左顺门，可不是随便选的。
正统末年，朝中的大臣们正是在这里，将奸宦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堵住群殴，将那几人生生打死当场，连当时的代理皇帝都弹压不住。而支持嘉靖皇帝主张的张璁和桂萼两人，在奉诏进京的时候，也曾差点被以杨慎为首的一群人设计，在左顺门前打死。幸亏这二人一个谨慎，躲了几日悄悄地进宫去了，另一人则得人指点躲进了武定候郭勋府中，这才幸免于难。杨慎等人敢于如此设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于皇宫内群殴杀人，正是因为此地有此先例可循，所以才会放胆而为。到时候即使他们打死了这二人，有司也未必能定他们的罪。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王元正、张翀两人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了，这也一样是有光辉传统的。
明代的士人们，真是聪明。事事都可以找到传统和先例，只要有传统，什么事都可以那么地理直气壮，包括在紫禁城内群殴杀人，乃至强迫当今皇上不许认自己亲爹而去改认伯父为父亲之类，都是那么地符合祖制礼仪和大义凛然。
不知道是因为被“仗节死义”的理想所驱使，还是为王元正、张翀他们“不力争者必共击之”的话语所威胁，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当时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们一起跪在左顺门外，齐齐放声号啕大哭。
一时间皇极殿上只听得外边传来震天哭声，把个紫禁城内搞得有如正在办丧事一般。
嘉靖皇帝听见哭声，自然龙颜震怒，当即下旨令众大臣退去，那知道这些大臣们抱定了今天要“仗节死义”的念头，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们退，他们还是不退。于是这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拉锯，双方就对峙到了中午。
嘉靖皇帝终于真的火大了。
已经十九岁的嘉靖帝，下令将这些大臣们就地执行廷杖，以示惩戒。
关于廷杖这一处罚手段，《明史》《刑法志》说：“……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可见这廷杖，正是大明太祖武皇帝重八和尚引入朝堂的，也是大明朝的传统之一，而且这还不是纯粹的惩戒手段，还是一种含有羞辱意味、专门用来对付朝廷大臣的传统刑罚。
嘉靖皇帝的此令一下，但见左顺门外，大批精壮锦衣卫蜂拥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扑将上去，摁住一个大臣就开始扒裤子，刹那间，百数十名大臣的下身被扒了个精光。
在明晃晃的正午太阳照耀下，广场上那几百瓣白花花的屁股分外地耀眼夺目。
锦衣卫们抡起棍杖，呼啸而下，一时间血肉和板子共舞，惨叫与报数声齐飞。
就在这劈啪声中，大明朝读书人的斯文和尊严，再次被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彻底剥了个干净。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打大臣的屁股事件，这通板子一共打死了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当场下狱。
此后，嘉靖皇帝对打板子这办法上了瘾。因为他发现，对那些读书人，砍他们脑袋反而成全了他们忠臣和诤臣的名节，还杀他们不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什么道理，先拉下去扒了裤子打一通屁股再说，舍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既可以泄愤又不让他们得名声的法子，因此嘉靖一朝廷杖大臣数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
等到了万历朝，由于神宗皇帝的罢工罢得比较彻底，压根就不搭理大臣，所以竟然是大明朝打大臣屁股最少的一朝，几乎没什么人挨过他的板子。
而最让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终结廷杖这个极具羞辱性质的刑罚，从此保全了大明朝朝臣和士大夫们体面的，却是这些士大夫恨之入骨的魏忠贤（3）。不过魏忠贤虽然替他们保全了尊严，但却会剥夺他们的性命，不知此为幸耶亦或为祸耶？
且先按下打屁股这节不表，再来说皇上罢工的事。
皇上罢工这等做法，对庙堂社稷危害之严重已无需多说，单说因此出现的其他各种情形，就足够令人匪夷所思，其荒唐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礼部尚书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4），因此愤而辞职。不过这位尚书大人其实脑筋是不大灵光的，因为他自己都说了：“诸司章奏并寝不行”，那么他就应该想到，这封辞职信肯定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呈上去之后必然是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影。
神宗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零部件乃至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神宗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
看看，内阁和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不过，即便是光杆司令，也没几个了，南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作？
神宗罢工时间有多长不大好计算，据《明实录》说，万历四十三年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道，皇上您老人家不见我们大臣已经二十五年了。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罢工了二十六年。
说老实话，翟凤翀这话是有点冤枉神宗了。
其实神宗皇帝还是在接见大臣的。
虽然他闹罢工不上朝办公了，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是可以去皇宫见他的，譬如大学士叶向高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可以见上一面，不过就是难度大些而已。神宗罢工不上朝，大臣有什么事得跑去神宗的住处等接见，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神宗立福王为太子呢？
万历是抱定了你不让我舒服，我也不会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咱们就这么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于是这一耗就是二十六年，神宗终于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也不老少，多少也算出了口气。不过因此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道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
其实，神宗这么做也很有他自己的道理。御史乃是言官，干的是纠察风纪的工作，例如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就是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上班考勤打卡这件事上来了，难道神宗还会和自己过不去，再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显然不可能，门都没有。
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但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和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由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十多人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二年后姗姗来迟。
其实为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还还不算是多的，为同一事上奏章的最高记录，大约也是由叶向高创造的。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他和神宗两人的这份执着劲，都很令人叹为观止。
神宗此种对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空缺职位的的做法，除了严重影响国家机器运转危害国计民生之外，还使得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言官们安然无事没有挨板子不说，有的还会继续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例如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神宗“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据说神宗见了之后大怒，但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就是不搭理，让大臣无可奈何。
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他骂得更凶了，这份骂皇帝的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曰：
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是骂神宗率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后来干脆说他无一念及民，大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位暴君、昏君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通常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见到。譬如讨伐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而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的，这大约在中国历史上可算绝无仅有了。
但是，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长，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6）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说神宗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所以将奏章留中不发。至于他的后一道奏章，有可能神宗没见到，可即使如此，这田大益的免祸，似乎就不能说全因神宗不看奏章之故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一批名儒士大夫，后来大多成了东林党人，并且成为了中坚分子。
明季的东林党起自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当时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修复了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聚集在一起，其中又以江南士人为多，渐渐成为了一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引起了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7）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身边的宦官们和依附于其的齐、楚、浙党，由于这个集团的主力是宦官，所以又被称为“阉党”。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阉党”的激烈反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获取了天启的宠信，形成了继奸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也争相依附。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开始从朝议疏章之争一变为生死之争，达到了斗争的顶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则乘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上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党羽又做《东林点将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为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中的重中之重。

F.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用什么样的方式羞辱大臣

因为明世宗不是孝宗皇帝的亲儿子，因此他刚刚登上皇位之时，当朝首辅杨廷和就上奏章说，世宗“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也就是说，世宗要过继给孝宗皇帝为子，要管孝宗皇帝叫爹，而要管自己的亲爹兴献王叫叔父了，但是，由于世宗是兴献王唯一的儿子，杨廷和就建议把益王的二儿子再过继给兴献王。
这样把儿子换来换去的奏章，使世宗感到十分不满，认为父母怎么可以如此地颠倒，他从湖北安陆接母亲蒋氏入都，蒋氏听说了朝臣们的这个决定，也特别地生气，道是自己的儿子怎么一下子成了别人的，于是留在通州，拒不入京，于是，世宗就坚决不批杨廷和的奏章。
世宗皇帝的态度如此强硬，朝臣们却也是毫不相让，或许他们吃够了那个把礼仪规矩当狗屁的武宗的苦头，所以对于这个新皇帝，就一定要对他确立起礼仪的权威来，于是朝臣们统一口径，献上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一定要皇帝管自己的亲爹叫叔父。
但有个小臣张璁，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意，就上书一篇，引经据典地给皇帝找出可以管自己的爹叫爹的理论根据，皇帝很高兴，可朝臣们一致认为这家伙是大大的奸邪，把他赶出了京城，这时宫里恰巧发生了火灾，于是首辅杨廷和便上纲上线，说这是老天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惩罚，只有世宗管爹叫叔父，才能得到老天爷的宽恕，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毕竟只是“天子”，上天发了话，不敢不听，只先好向朝臣们妥协。
但是，皇帝的妥协只是暂时的，火灾一过，他又旧事重提，还是坚持要管自己的亲爹叫爹，由于那个小臣张璁，朝臣们的统一战线维持不下去了，根据世宗是否该管他亲爹叫爹，出现了两大派别，一派反对，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一派拥护，以张璁为代表。
这个张璁由于合了世宗的心意，已经被擢升为翰林学士，两派争得热火朝天，个个引经据典，理论充足，皇帝于是听得晕头转向，不过按他的心意，肯定还是要叫自己的亲爹为爹的，所以，就把反对的最厉害的首辅杨廷和罢免，一时间很多朝臣纷纷辞职，但皇帝铁了心要管亲爹叫爹，对此也听之任之，君臣争执不断升级，最终酿成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
嘉靖三年，即公元1524年，这年七月，坚持皇帝应该管亲爹叫伯父的朝臣，一起聚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不停地大喊着“太祖皇帝，孝宗皇帝”，放声大哭，声势之大，连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要是皇帝不管亲爹叫叔父，就一直跪着哭下去。
百官如此大哭，自然惊动了紫禁城里的皇帝，他看到如此闹法，也很心烦，就叫了个太监出去，劝那些大臣散去，但这些大臣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定要世宗叫自己的亲爹为叔父，一来二去，终于把世宗惹恼了，他下令让锦衣卫把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统统抓起来投入诏狱。
第二天，又把剩下的90来个人也抓了进去，并且做出决定，对这些大臣统统扒掉裤子打屁股。
扒掉裤子打屁股是有明一代刑罚的特色，但是这种刑罚只是针对那些平民百姓的，世宗认为既可以被打屁股于公堂之上，那么大臣安得不能被打屁股于朝堂之上，于是，在皇宫左顺门哭谏大臣134人统统被拔掉了裤子打屁股，一时放眼望去，只见阳光下一片白花花的屁股，倒也景象壮观。
行刑官一声令下，打屁股开始，顿时响起一阵噼里啪啦之声，那些挨打的大臣们，起初还要坚持一下，后来也就忍不住疼痛而大声呻吟起来，一时间此起彼伏的呻吟之声，和打屁股的噼啪之声相汇集，弄得好像人间地狱，世宗还不解恨，第二天又命令把那哭得最凶的带头7人再打一遍，两次廷杖，共打死17人，这场让大臣“扒掉裤子打屁股”的事件被称作明朝的“大礼仪”。
嘉靖七年六月，已经编纂成书的《明伦大典》对这场扒掉裤子打屁股的“大礼议”作了权威的总结，并给那些反对他管亲爹叫爹的大臣们统统治罪，开始上奏章的当朝首辅杨廷和被革职为民。
嘉靖十七年，朝廷追认兴献王的庙号为“睿宗”，供奉于太庙，地位在明孝宗之下，明武宗之上，至此，明世宗的亲爹完全等同于先代正式皇帝，这场惊心动魄的“大礼议”，以明世宗全家的全面胜利告终。

G. “狗官”的由来：侮辱大臣最有创意的3个皇帝都是谁呢

在中国的帝王史上，曾出现许多明君英主，他们不仅知人善用，而且对朝中大臣都十分推重，从不侮辱属下的大臣。但是也有不少庸帝昏君，不仅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穷奢极欲，而且随意侮辱朝中大臣，或开心取乐，或发泄怨气。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帝王史，可以看出有三个皇帝侮辱大臣最有创意。第一个创意皇帝是西汉时期的汉灵帝，他发明了称呼大臣为“狗官”的创意。汉灵帝喜欢养狗，把狗唤作“爱卿”，久而久之，狗官就开始在大臣中慢慢传开了。

很多人认为皇帝就是权威，在封建年代就是最高的存在，其实也不尽然，有些皇帝就因为说错话或者做错事而被大臣惩罚，轻的关进小黑屋子反省，重的当场就殴打起来，皇帝也很无奈，又能怪得了谁呢？

要说史上第一个敢对皇帝动手的人那就是伊尹了，作为商初的重臣，他掌握着政府实际的权利，在当时，他的命令没人敢违背。后来年轻的太宗继位，反对伊尹，想给他点苦头吃吃，于是整天嬉戏作乐，流连于酒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