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掉裤子也要造核弹

⑴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

近期，央视1套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尽管该剧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慑于传统框架，未能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客观公正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要意义，但它能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的国际国内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与钱学森、郭永怀、王淦昌、邓稼先、王永志等一大批新中国杰出科学家的不朽功勋。因此，该剧应当说是一部难得、可贵的优秀电视剧。

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告诉人们：

毛泽东时代用短短28年时间让东亚病夫千疮百伤的中国走向了世界民族前列。

那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时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健康向上，百废俱兴的时代；

那是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时代；

那是一个人民领袖大公无私、率先垂范，带领出千百万优秀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清正廉明时代；

那是一个人民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大众衷心拥护共产党和领袖的社会文明时代。

一．毛泽东时代，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世界第一

一是国内人民的凝聚力空前的强大。政治上。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党员和群众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贪污1万就枪毙。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后，地厅级和省、部级以上干部找不到一个经济罪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大干社会主义！建工厂、修水库、育杂交、强国防！劳动者地位上。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日益强大。城镇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的主体地位；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掌握在公众的手中。劳动人民是主人，受尊重；提拔重用、当劳模靠实干；工人、农民不但当干部，还能当国家领导人；干部与群众一样要参加劳动。社会治安上。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不能乱说乱动。城乡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犯罪率很低，卖淫、嫖娼、吸毒、赌博全绝迹；群众不知黑势力啥意思；几乎家家夜不闭户，公众安全！没有妇女被拐卖；人们不知道啥叫防盗门。偶然抓到一个犯罪分子或在干坏事的地富反坏右，吓得向人民群众跪地求饶。人民教育、城镇住房、城乡医疗低收费或免收费。不存在看病难，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公费医疗，没有医院不救人。

二是在国际交往中，没有谁敢欺负中国人。那时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综合国力相比各有上下。既使是与美国处于交战半交战状态，美国最多只敢在我国周边与中国人干，如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人干了两次，而且，最终是以美国人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美国将军承认他们没有打胜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类史上第一次用导弹打下了美国的高空侦察机。为牵制苏联，美国总统跑到中国来与中国建交，并郑重承诺保证限期美国军队和导弹军舰撤出台湾。美国、法国、日本等更是对中国人民“守诚信”，不敢买武器给台湾，不敢接见台湾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回了西沙主岛，保住了珍宝岛，周边国家没人敢侵占中国海域和领土。

二．毛泽东时代，科技原创力强大，有的达到世界一流

一是各级各类工业、农业科研所在全国各地建立。一大批爱国的人民科学家，放弃国海外优厚的经济待遇，毅然决然回祖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大学生包分配、成为祖国建设的中坚。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科学与生产相结合，培养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科技人才。

二是科技原创能力强大。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针刺麻醉手术、针刺治愈聋哑人、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廾十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我们还出口到日本）、（现已经起步的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蚕式导弹、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麦高产等世界闻名。建成下水的高科技的“向阳红”、“远望号”系列船泊技术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导弹驱逐舰（下水真正时间是1969年），各个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

三．毛泽东时代，航空航天工业跃居第三

一是航天工业创奇迹。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卫星回收成功等标志中国的航天工业跃居世界第三。

二是航空工业飞跃发展。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它与我国的航天事业比翼齐飞，迅猛发展，各个系列型号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陆续飞上蓝天，而运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1980年9月运十首次试飞成功后，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至此，我国航空工业的规模和科技水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国。

但是因为保密需要，航空航天工业的许多产值没有计算和公布。

四．毛泽东时代，核工业跃居第三

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制造了强大的核潜艇，中国一跃为主要的核强国。记住，核工业产值等有关数据，也因为保密需要，没有计算或对外公布。

五．毛泽东时代，军民两用的“三线工业”、船泊工业等跃居世界第三

以核潜艇、“向阳红”、“远望号”、导弹驱逐舰的下水为标志中国的船泊工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大量的装甲车、坦克、战术战略导弹、各类兵器、兵车研制成功，标志中国的“三线工业”、船泊工业跃居世界第三。因为保密需要，没有计算工业产值。

六．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实际位居世界第四位

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年出版）提供的资料，1978年棉纱产量跃居第1位；原煤跃居第2位；钢产量第4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8位”。粮食、肉类、食物油产量跃居第1或第2位；棉花产量跃居第3位。

到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为：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煤炭由4292万吨增至6.2亿吨；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自行车由2.1万辆增至1302万辆；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2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化纤由0增至45万吨；缝纫机由0增至768万架； 手表由0增至2216万只。

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动情地说：“毛泽东时代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

综上分析得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世界第一位，中国工业按不完全统计计算是世界第六位，综合上面第3、4、5、6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按完全统计计算应该是世界第四位。中国经济实际排位世界第四位。

七．毛泽东时代，国民财富年均增长6.5％，远高于世界同期增长率

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年出版）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

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

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五六十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毛泽东时代的增长速度低得多。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短短28年时间，把一个极贫极弱、一穷二白、屡遭侵略、满满目疮痍的旧中国，一举建设成为仅次于美苏日的第四大世界强国。

有人说了，那个时代物资匮乏，吃不饱、穿不好，消费水平很低，生活水平不高，这是事实，但你总不能在你吃完第十个烧饼吃饱的情况下、就来否定前九个烧饼垫底吧，做人要有良心。

毛泽东主席带领无数革命先辈打下江山以后的28年，是为了我们日后发展经济打基础的28年。是为了让我们早日过上好日子不顾个人得失、流汗流血的28年。



今天，汉奸资改精英们背叛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经济路线，毁坏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政治制度，侵蚀、掠夺、卖光了毛泽东时代创造下来的国家社会巨大财富，卖光了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资源、换来的却是连垃圾国家菲律宾都敢欺负的东亚懦夫；更为恶劣的是：被新中国所推翻的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资本主义、封建特权主义、官僚买办主义三座大山变本加厉的快速复活，而且还孽生出危及民众老百姓生存的以教育、医疗、住房为枷锁的新三座大山。把一个光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折腾成一个“官员贪污腐化、国民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中国。

⑵ 历史上有哪些不值得尊敬的大人物

PS：乔治六世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王太后因在二次大战中的贡献而在英国有相当高的评价，但“因祸得福”荣登王后及太后宝座、收获国民爱戴的伊丽莎白始终没有原谅爱德华八世不负责任的行径。

⑶ 我要造原子弹，大概要投多少钱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根据最近解秘的资料，为了这枚原子弹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结合早前公布的模糊资料，中国在截止80年代初的整个核计划上（第一代核武器的发展研制与工业体系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个宝钢规模的钢铁厂――据此估计是300亿人民币。

1955年1月15日，中国启动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如果以此计算，十年间平均每年的原子弹发展费用是2.8亿。如果是596工程，即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工程，并于59年作为计算起点，每年的费用是4.7亿。如果极端计算，62年正式启动第一枚原子弹试验计划开始，三年间平均每年是9.3亿元。

根据沈志华的《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一文的说明，“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XX总投资仅62.99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250.26亿元，按1961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22.5亿和56.4亿卢布，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由此可见，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虽然仅仅消耗了28亿人民币，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估计这28亿人民币的代价，需要做一个必要分析。

根据彭德怀1957年发表的《军事建设概况》一文的解密：“一九五六年我国军费的开支是六十一亿一千六百万元，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在这里边，用于吃、穿、训练、装备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了大部分，而用于装备购置费用的只占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想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是很困难的。一九五七年度的军费预算是五十五亿二千三百万元，较一九五六年度减少将近六亿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中，还要准备进一步减少。”

提供一些比较数据：

1．三年朝鲜战争总费用62亿元人民币，其中苏联提供的装备费用是币30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资料是100亿美元，错得离谱。）

2．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中，国防费58亿元；债务支出11亿元；对外援助支出6亿元；其他支出2.7亿元。

3．大跃进较普遍的估计损失为1200亿。

4．偿还苏联债务总额是59亿，每年10亿。

5．1956年，周恩来宣布无偿赠送越南8亿人民币。

6．中国免除了朝鲜战争中对朝鲜援助的14.5亿卢布（折算）债务，54－57年援助16亿卢布。

中国的核计划在58年全面展开，到了62年，经过是否下马的讨论以后，转入决战阶段。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目标是小而全，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前基本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设。第一枚原子弹动员了20个部（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根据另外的资料，从铀勘探到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约107亿元人民币，按1981年的价格计算，约128.6亿元人民币。如果这份资料可靠的话（孤证），每年耗资10.7亿元。

毛泽东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说过：“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句话含义应该是核试验的费用很少，核工业建设应该不属于核试验范畴以内。在军事系统内的投资属于国防开支的一部分，而周边建设，如用于铁路等的建设属于国家基础投资，按正常估计不在核计划费用计算之列。同样，中国科学院等非军事系统的原子能单位应该也不在核计划开支中被计算，但是核工厂等直接隶属于军事系统。总体来说，虽然核计划项目庞大，主要费用在国防开支中列出，一些基础建设则是XX的投资。中国当时的原子能计划绝大部分在军事系统内进行的，这对评估提供了便利。可以认为除了核计划的直接开支以外，XX在三年恢复时期每年的基础投资只有21亿人民币，不可能给与核计划更多的周边资金。另一个证据是：当年核计划的科学家与建设者们依然吃不饱，以至于要国务院与军队特调粮食供应。在军事体系以外，XX能够给与核计划的可调用资源没有通常想象中的那么多。

但是不管是按照哪一种估计，原子弹试验是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为此挤占了其他装备的费用是明显的，海军甚至为此砍掉必须的装备计划，并包括下马核潜艇计划，以便集中力量完成596。

根据以上资料综合估算，中国的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在数十亿人民币，最多达到80亿的规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装等其他开支，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总额是建设一个宝钢的代价。这是一个虽然沉重，却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不是真的“当掉裤子”了。最大的估计是：为了核计划，中国在十年间等于又打了两场朝鲜战争，然而却不再有数十万生命的牺牲，并让中华民族永免外敌的大规模侵略！

⑷ 中国核武器研究史

在纪念中国核试验成功50年之际，人人总会想起“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50年来，尽管西方一些舆论常常对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武器指指点点，但中国始终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有中国战略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而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看来，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去威胁世界、获取地区利益，中国所表现的姿态，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

“中国拥有了原子弹，却没有引发世界核战争”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时任美国总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这是1964年10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重要文章中的一段话，体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国家立场，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回想那段重要历史，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承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试验成功原子弹，当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鲜明提出中国的核政策是‘不首先使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这篇社论所提出的重要思想，我国至今仍在沿用，已成为我们坚定的基本国策”。他披露，社论中的很多用语都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撰写修改的，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用词精准、立场鲜明、大气磅礴。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迫使美国陷于不能无视中国的状态。”“中国核试验是对以美苏为中心的、固定化的国际关系的决定性破坏，把世界大快步推向多极化。”这些是半个世纪前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主调。即使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核试验有不少“抗议”声，甚至刚举行一周的东京奥运会增添了一层“紧迫感”，但共同社1964年10月18日的电文同样认为：“中国的核试验，不亚于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局面的苏联核试验，它对世界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外务省官员承认，进入排外的核“俱乐部”使中国获得“亚洲第一大国”的称号，很难再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出国际大家庭。《读卖新闻》在题为“激动的世界和日本”的社论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的核试验、英国工党的胜利，这些相继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是战后国际政治划时代的重要事件。”《瑞典日报》说：“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立刻爆炸原子弹是一个讽刺。”合众国际社称：“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非白人的国家第一次打开军事技术中最深奥的秘密。中国人已插足于一个过去只有西方民族才能进入的领域。”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1964年10月31日在谈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时表示：“中国此举不仅是警告华盛顿，也是警告东京，“东京正在美国的压力下成为美国空军和潜艇的正式核基地，在苏联和中国现在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日本只有至少严守核中立政策才能有把握逃避核战火。”“俄罗斯之声”2012年2月进行过“美国上世纪60年代曾想把中国核武器项目扼杀在摇篮里，但怕引发世界大战最终放弃”的报道。文章最后说，“果不其然，中国虽然拥有了原子弹，却没有引发世界核战争”。

50年后，外电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德国全球新闻网10月15日在评论“中国首次核弹试爆成功50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说，核武器只是远东崛起大国的一个发展成就，现在中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成为制造手机、智能电视、高铁、汽车的大国。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0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的核战略：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章称，自1964年中国进行首次核武器试验，50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研发了一定数量的新型核武器和多次进行试验。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发展核武器库的唯一目的是避免核讹诈”

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被外界议论得最多。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项目主任顾克冈(Gregory Kulacki)近日撰文说：“10月16日，中国将纪念其首次成功核试验50周年。1964年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过去50年来，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该声明，最近一次是今年4月。”他认为，该声明似乎是一种道德宣言或象征性举动，但也反映出中国的现实考量，即对中国而言，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场景都会对中国造成不利结果。因此，避免遭受核讹诈是中国发展核武器库的唯一目的。印度Zeenew网站今年4月刊文表示：“中国是世界上首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但巴基斯坦并未如此承诺。”实际上，印度也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到，中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对外表明爱好和平的立场。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但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对外界来说一直是个秘密。中国表示，其核武器数量没有超过英国，这样可以预计，中国核武器数量为200多枚。中国明白，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对某些国家实施核遏制。

预计在2021年前，中国核战略力量在数量上不会发生大变化，中国仍将保护数量不多的核盾牌，但能够对某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核反击。俄《独立军事评论》今年5月评论说，尽管中国的核力量远远落后于俄美两国，但它在所有核国家中是唯一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的原则是拥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

还有国际学者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库相比美俄来说，太小太单一，警戒状态过低”，但事实证明，中国的核政策非常有效和巧妙。日本“海国防卫日志”网站去年3月5日称，近20年来，中国战略级弹道导弹的制造尚未达到量产，而且一直控制核武数量的增加，“中国的核武器之所以未对美国的大城市构成核报复攻击能力，是因为中国一直将核武能力控制在最低程度”。

即使如此，中国核武力量发展仍令美国一些人疑神疑鬼。美国“自由灯塔网站”10月13日报道称，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的年度报告草案表示，中国的核打击力量依然不为人知，是有意保持“战略模糊性”。美国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副教授罗伯特·法利今年经常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刊文谈论“美国是否该担心中国的核武器”“美国要当心中国五大军事‘撒手锏’”的话题。法利认为，中国正在改进和重组核武库，比如研制的“东风-41”洲际导弹表明，中国不再强调“最低威慑”，而是向保证二次打击的转变。西方一些文章还谈论，相比拥有比较丰富的陆基导弹发射经验，中国过去还缺乏指挥和控制核潜艇的经验，但中国正不断增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还有俄媒渲染中国第一枚能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东风-31B”射程上万公里，能抵达美国或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而且很难让人捕捉到它的发射信息。

“中国核武器试验成功后，西方曾蔓延‘黄祸论’，但历史证实，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并没有威胁世界和其他国家。”德国柏林中国问题专家夫罗里扬·卢佩16日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中国在核裁军等方面做出表率，维护了世界和平。

回顾这50年，杨承军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有核国家，我们永远不会与核大国在核武器上比数量、比规模，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以“四两拨千斤”；我们使用多种技术和管理手段，做到了核安全；我国庄严承诺并做到了核不扩散，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核大国却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沃尔洪斯基也对美国的做法很不满，他去年曾提到，“美国在针对已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问题上，采用的是令人沮丧的双重标准”，“世界上唯一在现实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针对的是当地的平民”。

“中国没用手中的核武器要挟获取地区利益”

目前，各家智库对全球核武器数量的统计有不少出入，估算约有两万枚。如果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3年年鉴的数据看，全球核弹头总数在减少：其中美国从8000枚减至7700枚，处于实战部署的核弹头1722枚；俄罗斯从1万枚减至8500枚，实战部署约1500枚；法国300枚，英国225枚；“核门槛国家”中，以色列80枚，巴基斯坦120枚，印度90至110枚。

世界保持着“两超多强”的核战略格局，而一些有核国家“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原则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构成较大威胁。俄新社10月13日援引俄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专家卡申的话说，“中国早晚将成为第三大核武国家，打破俄美垄断核威慑力的两极格局，如果中国拥有的核武数量太少，则会面临逐渐增长的核打击威胁”。

展望未来的世界核形势，杨承军表示，当前国际核形势不容乐观，核大国在裁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仍在投入巨资继续提高核武器质量及实战化水平；少数国家仍企图通过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生产和贮存核材料；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核材料。他认为，要真正实现“零核世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及核技术的发展，我国在遏制核武器的发展、使用、扩散、直至最终消灭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凯特·哈德森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去威胁世界，同时中国也没有和其他核国家结成所谓的军事同盟，用手中的核武器去要挟获取地区利益。相反，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却常常面对一些无核国家的挑衅，从道理上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哈德森强调，中国所表现的姿态，恰好是一个核国家所应当具备的。他希望，中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继续发挥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上施加更多压力，让相关国家彻底放弃靠拥有核武器而成为地区强势国家的幻想。

(4)当掉裤子也要造核弹扩展阅读：

核武器是指包括氢弹、原子弹、中子弹、三相弹、反物质弹等在内的与核反应有关的巨大杀伤性武器。

核武器爆炸时释放的能量，比只装化学炸药的常规武器要大得多。例如，1千克铀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约8×10^13焦耳，比1千克TNT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4.19×10^6焦耳约大2000万倍。因此，核武器爆炸释放的总能量，即其威力的大小，常用释放相同能量的TNT炸药量来表示，称为TNT当量。美、俄等国装备的各种核武器的TNT当量，小的仅1000吨，甚至更低，已有微型核武器，爆炸当量在几十吨；大的达1000万吨，前苏联曾试爆过5000万吨当量的氢弹。

⑸ 造一个核武器需要多少人力和财力

美国是第一个造出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当时的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是《曼哈顿计划》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整个工程取得圆满成功。在工程执行过程中，负责人L.R.格罗夫斯和R.奥本海默应用了系统工程的思路和方法，大大缩短了工程所耗时间。这一工程的成功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系统工程的发展。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分裂铀235的3种方法哪种最好，只得用3种方法同时进行裂变工作。这项复杂的工程成了美国科学的熔炉，在 “曼哈顿”工程管理区内，汇集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科学家人数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在某些部门，带博士头衔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员还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曼哈顿”工程在顶峰时期曾经起用了53.9万人，总耗资高达25亿美元。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器实验所无法比拟的。要知道1945年1美元的含金量是0.88867克，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一盎司约是28.35克。当时的30万美金，可兑换8571.5盎司黄金，也就是说70年前的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333.333美元。而中国在1964年1O月16日，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为了这枚原子弹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中国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在数十亿人民币，最多达到80亿的规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装等其它开支，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总额是建设一个宝钢的代价。这是一个虽然沉重、却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不是真的“当掉裤子”了。

⑹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成功都经历了哪些波折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⑺ 脱了裤子当当是什么意思

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是指当掉裤子也要造原子弹。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