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谈科研帽子问题

① 科研是什么工作

1．总结必须有情况的概述和叙述，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详细。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工作的主客观条件、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工作的环境和基础等进行分析。 2．成绩和缺点。这是总结的中心。总结的目的就是要肯定成绩，找出缺点。成绩有哪些，有多大，表现在哪些方面，是怎样取得的；缺点有多少，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什么性质的，怎样产生的，都应讲清楚。 3．经验和教训。做过一件事，总会有经验和教训。为便于今后的工作，须对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研究、概括、集中，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 今后的打算。根据今后的工作任务和要求，吸取前一时期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提出改进措施等 总结的注意事项 1．一定要实事求是，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这是分析、得出教训的基础。 2．条理要清楚。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 3．要剪裁得体，详略适宜。材料有本质的，有现象的；有重要的，有次要的，写作时要去芜存精。总结中的问题要有主次、详略之分，该详的要详，该略的要略。 总结的基本格式 1、标题 2、正文 开头：概述情况，总体评价；提纲挈领，总括全文。 主体：分析成绩缺憾，总结经验教训。 结尾：分析问题，明确方向。 3、落款 署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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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航天科研人员都穿白大衣戴白帽子

防止灰尘对精密仪器的影响。

③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2022心得感悟

彭士禄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彭士禄院士先进 事迹 2021心得感悟 范文 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1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连日来，彭士禄院士深藏功名、矢志报国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尤其是在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中引发热议。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他“传承红色家风，矢志科技报国”的高尚精神，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吕娜说，作为一名科学史的研究者和彭士禄院士的校友，2011年我承担了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并由此有了与彭士禄院士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在一次次的接触和十年的不断研究中，我逐渐懂得了彭士禄院士面对国家需求时那种奋不顾身的投入，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求实。彭士禄院士与老一辈核动力人一起顶住压力、互教互学，实现中国核潜艇从无到有，他们那一代核潜艇人的垦荒牛精神，必将激励当代科技工作者继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吕娜说。

中国核动力院原科技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明刚说：“彭士禄院士任中国核学会核能动力分会理事长期间，参加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较多，十分关心学术发展。他与人和善，谈吐幽默，没有一点架子，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

中国核动力院员工周茂和邱彦回忆说：“彭士禄院士等创办了一本填补我国核能动力领域空白的学术期刊——《核动力工程》。他在任主编期间不仅明确了办刊宗旨和办刊方针，还不辞劳苦，严谨求实，为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了《核能在我国能源中的地位》等多篇论文，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科研生产和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张威说，彭士禄院士的事迹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从彭院士的身上我们不仅仅应该学到他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品质，更应该学习他淡泊名利、爱党爱国爱民的精神。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我国在科研方面发展迅速，但仍然在很多方面有所局限，我们所能做的、所应该做的依然如同彭院士说的那样，“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

“我们学习彭老，首先学习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一生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奋斗终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宋国杰说，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要以彭士禄前辈为榜样，做热爱党、热爱祖国、充满干劲儿的孺子牛，在教学和科研的本职岗位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院长助理李际鹏说，彭士禄院士坚守初心、对党忠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澎湃动力的核电站，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作为一名高校思政工作者，要把肩负的责任化作进步的动力和奋斗的激情，讲好包括彭士禄校友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 故事 ， 教育 激励新一代哈工大人在新百年新征程中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成为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李际鹏说。

清华大学核研院青年教师周湘文说：“彭士禄院士隐姓埋名30余年，开创了我国的核动力事业，作为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我能够参与到高温气冷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倍感自豪和骄傲，向彭士禄院士学习。”

清华大学核研院博士生高群翔说：“彭士禄院士是核工业领域的前辈，我还记得他希望将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能够永远守望我国的核潜艇事业，他的精神令人为之动容和落泪。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全心全意为推动行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这就是我目前最应该去做的事情，也是最大的心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17级博士生许卓颐说，彭士禄院士身为革命先烈之子，传承红色家风，在选择专业时毅然以国家之需求为己任。在他的眼里，共和国的国防事业重于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生于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正是前辈们无私付出的努力，才给了我们今日安稳无忧的生活，才有了我国今日重新崛起的基础。

学习了彭士禄院士的先进事迹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核物理专业2018级本科生杨泽楷表示，面对争议与困难，彭士禄院士挺身而出，保持纯粹的科研态度，展示出老一辈科学家的担当与毅力。“作为一名北航核物理专业本科生，我将接过时代重任，努力学习，认真科研，继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拓荒牛的精神，为国家的核物理事业添砖加瓦。”杨泽楷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2018级学生常宁说，彭士禄院士用一生践行着爱国奉献，让我国的核潜艇事业从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一个玩具模型开始，一步步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 方法 ，成功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最终实现我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突破。当代中国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将彭士禄院士的精神融入学习和工作中，坚持与时代同向同行，不畏艰难挑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传统，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2017级本科生吕传翰说，彭士禄院士的事迹是老一代科学家赤心报国的最真实写照，“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这是彭士禄院士对祖国立下的誓言，也是对我们年轻学子的鞭策。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2

彭士禄，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因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等巨大贡献，曾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完成人)、全国科学大会奖、“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状、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

今天，彭士禄又荣获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该奖项自1996年设立以来，仅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钱正英、钟南山、徐匡迪七位科学大家获此殊荣。

一片丹心图报国

海丰县，取义于“南海物丰”，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不仅历史悠久，更是一片红色故土。

1925年，彭士禄出生于此，是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次子。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1928年9月，海丰县一片血雨腥风，母亲被捕后英勇就义;不到一年，父亲又在上海慷慨赴死。

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被先后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童年时期，他曾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磨难。1940年，周恩来派人辗转找到了15岁的彭士禄，一句“孩子啊，终于找到你了!”让颠沛流离的彭士禄泪流满面。

1940年底，彭士禄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他不怕艰险的性格。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获得 留学 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期间问彭士禄：“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吃百家饭长大的彭士禄，忘不了几十位“母亲”对他的抚养，也忘不了父母为革命牺牲生命，这些都让彭士禄坚定了“愿将此生长报国”的信念!

甘做核动力领域“垦荒牛”

20世纪50年代， 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缺乏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

但是，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在这种状况下，彭士禄深知，需要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他带领团队恶补英语，经过两年努力，基本上过了 英语阅读 关，并且了解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为了核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模式堆进行模拟实验。1965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千军民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的密林深处。

彼时，彭士禄告别妻子儿女，隐姓埋名，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命名其为“长征一号”，舷号为“401”，被授予军旗。

多年来，彭士禄被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垦荒牛”。他还推进了我国核动力民用发展，开创了我国核电站自主设计与建设，为我国核电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力推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采用压水堆路线;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建造我国第一座商用大型核电站——秦山二期，其设计标准、计算程序、研制能力等成功 经验 ，对我国后续核能核动力的设计和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朴实无华真性情

彭士禄个性质朴无华，做科研非常严谨，但性格却举手投足真性情!

他有一个绰号是“彭大胆”“彭拍板”，身边的同事经常这样称呼他。

我国建造核潜艇的过程几乎从零开始，科研团队中有学化工的、有学物理的，还有学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研究人员常常为一些工程问题陷入激烈争论。因为时间太紧张，争论不休的问题总是由彭士禄来拍板、签字。

于是，“彭大胆”“彭拍板”的外号渐渐被人叫响。那是因为，彭士禄心里牢牢地掌握着实验数据，这是他大胆作决定的重要依据。

在彭士禄的朋友间，还流传着“三个夫人”的趣事。毕生挚爱的核动力事业，被彭士禄称为“第一夫人”。而“烟酒茶”则被彭士禄笑称为“第二夫人”，夫人马淑英被他称为“第三夫人”。

对于彭士禄付出一生心血的核动力事业，夫人表示理解，笑着作出让步，但调侃地说，自己应该在“三个夫人”中排“第二”。彭士禄则幸福地对相濡以沫多年的夫人作出了妥协。

由于彭士禄在核动力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之父”，但彭士禄宁谢纷华甘淡泊，“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对我来说，只有尽全力把它做好，没有什么‘之父’之说。”

还有10天，彭老就要过95岁生日了!祝福彭老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3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

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的彭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经常“敢于拍板”，他引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他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有人叫他“中国核潜艇之父”，被他严词拒绝：“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干部、工人集体努力的结晶。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两次被捕入狱……这让彭士禄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5岁辗转来到延安后，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后又因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彭士禄和同事们“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他们就自己动手挖野菜、白菜根吃。为了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他“打起背包就走”，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他说：“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49岁时，彭士禄就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 属牛 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4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时间,上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正在前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前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等重大技术关键问题。

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他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人生“三张牌”

在工作、生活中,彭士禄擅长打“三张牌”。

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却很糊涂。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如今,86岁高龄的彭士禄虽然行动不便,却依旧神态安详,谈吐风趣。“我要感谢玛莎(夫人的俄文名字)对我的爱。她比我小9岁,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在家里,夫人排老大,女儿老二,然后是外孙女、女婿、保姆,我排老六。”言语中透出幽默。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5

就在5月24日，“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及彭士禄等4位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与406艇的珍贵合影。

青年赴苏联留学，为国家毅然改行

南都注意到，彭士禄院士在展览的第一单元“肩负历史重任”中，作为奠定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元老级科学家一员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彭士禄的父亲是我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他还不到五岁时，母亲和父亲就相继牺牲，童年时辗转多户百姓家，受到不少照顾。他曾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此次展览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这是张黑白图片，年轻的彭士禄背后就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红场。

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在红场留影。

展览文字介绍，1940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彭士禄被送到延安青年干部学院就读，后经蔡畅同志安排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也就是在留学苏联期间，他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

1956年，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的彭士禄正准备回国，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大将访苏，他召集彭士禄这一批即将 毕业 的留学生到驻苏使馆参加座谈，表示希望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和核动力专业。

陈赓问刚毕业的彭士禄：“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就这样，彭士禄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直到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南都注意到，现场还展出了一张合影。1985年9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和黄旭华并排站在406艇前，对着镜头面露笑容，意气风发。

1985年9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和黄旭华(从左到右)在406艇前合影。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研发，面对的则是苏联拒绝援助而导致的“三无”窘境——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报道披露，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

从1967年夏天开始，他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代号为“909”的基地，指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工作。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而这背后，正是彭士禄等核潜艇研究人员数十年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成果。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组织引进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1988年，他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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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院士林宁贪污案的背后，科研经费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动手脚

历时五年中国“最年轻院士”的贪污案终于告一段落，审判结束之后，案件过程和结果不禁让人深思，科研经费的使用到底该如何规范？

归根结底，国家大力发展科研的大前提下，经费的充足和正确的使用，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合理合规使用经费，是能在极大程度下促进科研项目的进行。同时科研人员也应树立制度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持科教领域的清风正气。

⑤ 地方引进人才应注意哪些问题

地方政府和高校院所引进人才，要么是为了提高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么是为了提升学科水平、更好培养人才、产出更多优秀成果，因此坚持什么样的标准至关重要。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方政府和高校院所应当牢记引进人才的初衷，坚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引进创新能力强、创新潜力大的真正人才。来源：人民日报

⑥ 浅谈国内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几个弊端

一、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存在问题
（一）科研评价机制不够成熟
1.科学研究考核评价分类不够明确，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科研活动。
2.科研评价重形式走过场，重量轻质。
3.专家评议制度和信誉制度不完善，在评议活动中存在重人情跑关系和本位主义等现象。
（二）科研管理权限划分不科学，管理权过分集中
二、高校科研管理工作者任务繁重
三、高校科研管理经费使用效率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科学
（二）高校缺乏统一成熟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
（三）经费预算执行额度难以控制

⑦ 邢其毅的悼念文章

作者：张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邢其毅教授从苏北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我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海外归来，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得到一个教授有机化学的职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2年提出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仿照前苏联把工程学科和文理法学科分别组成工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校的化学系合而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与邢其毅教授有幸相识并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同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邢其毅教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这是一所德国教会建立和资助的综合性大学，有着多年历史。其后去美国的伊利诺（Illinois）大学，师从R．Adams教授研读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去德国的慕尼黑（Munich）大学，在H．Wieland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于1937年回国，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就在同年7月，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引发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出于爱国热忱，邢先生偕夫人参加苏北新四军，从事战地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邢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他对有机化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发展态势都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教学上，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独立承担了基础有机化学的教学和指导工作以及教研室的事务和规划工作，受到同学和教师的普遍爱戴。与此同时，他还受教育部的委托，编著了国内首部百万字的大学有机化学教材。他为了繁重的教学和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常因劳累过度而不时发作胃溃疡病，最终施行了切除手术。
1953年，教育部为开展基础研究，分配来若干位研究生。当时教研室的3位教授各配备4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解放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9年初，邢其毅教授迎来了一项研究任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提出全合成胰岛素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项目，并邀请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参加协作。邢先生接受了这一任务，先后和几位青年教师远赴上海，与两所通力合作。当时美国和德国已各有一个研究组从事这一课题，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势头。结果是美、德、中3组分别在1963、1964和1965年报导了合成的完成。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德两家的合成是通过监测生理活性证实的，而我国的合成则是以得到胰岛素晶体完成的。这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是建国以来一项出色的基础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的奖励。
邢其毅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50多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培养的新一代学者遍布国内外。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为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版个人论文集。在《邢其毅论文集》中收录了60多篇中英文论述，从中可以窥见邢其毅教授在教学、科研以及化学教育各个方面的贡献。在这里，我要补充两个遗缺：其一是他非常关注有机化学和化合物的命名，当我被中国化学会派任为有机化学命名评审小组成员时，他一再嘱托在开会时要通知他参加，在会上他经常积极地提供可贵的意见；另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翻译了J．W．Baker所著的《有机化学电子理论》以飨读者，这是一册首次介绍英国物理有机化学Ingold学派学术成果的专著。另外，在期刊上也常能见到邢先生有关国际有机化学学术进展的评述。
邢其毅教授生于1911年，比我年长6岁。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他是我的前辈。我们共事了半个世纪，他的为人宽厚、勤于所学、献身于师道的精神，是我的榜样，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怀念难忘。极大的不幸是邢其毅教授因病在2002年11月4日离开了我们，我将永远怀念他。 痛悼邢其毅先生（作者：郭保章）
邢其毅教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有机化学家，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他的逝世引起了我们无尽的思念。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就认识邢其毅先生。他是我老师钱思亮先生的同学，关系十分密切，他常到北大化学系（景山东街）去。北平解放前夕，钱先生举家乘飞机出走，唯独把箱子托付给邢先生保管。不过，这时我跟邢先生充其量只是师生关系，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
钱思亮先生教我们有机化学课时，用的是英文原版教材。解放后改用中文化学名词，大家一时还不习惯。恰在这时，出版了邢先生用中文名词写的《有机化学》，帮了我很大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说是邢先生的未及门弟子。这期间，邢先生还主动为我修改文章。我投到某杂志的稿件发表出来后，不仅原文的语句错误一扫而空，而且还补充进了一大段文字，文章获得了好评。经打听，原来是经过邢其毅先生的大手笔，为之增色不少。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便有了文字的交往。
最近十多年，我跟先生的友情逐渐升温。我搞中国现代化学史研究，邢先生的化学史知识又是异常的丰富，他本身的经历简直可以浓缩成一部生动的化学史。邢其毅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R．Adams为中国培养的7位有机化学博士之一。随后他又到德国读博士后，凡是到过慕尼黑维兰德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的，进修的，读博士的，都能跟先生挂起钩来。先生回国后先到中科院化学所，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故而先生对教育系统和中科院系统的化学家们都是耳熟能详。我写化学史遇有疑难问题请教先生，先生常能一语中的。可以说，先生是我的化学史顾问和不可多得的良师。
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仅限于学术，还涉及时事和政治，经常交流观点和思想。我怕打扰先生，有一个时期没有给先生打电话，先生就开始想我了，问我是何原因。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我向先生提出的问题常是十分敏感或难以回答的。如萨本铁先生何以不随清华南迁而滞留北平？先生说，他的家庭负担重，除了几个儿子外还有一大堆孙子都要他供养。谈到诺贝尔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合成维生素C就是一个能争取诺贝尔奖的科研项目。萨本铁先生合成维生素C的思路跟外国权威科学家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一个用的是酸，一个用的是酯。竞争的结果，人家首先合成了。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行，而是试验条件不行，国力不行。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否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也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从4个人当中挑出3个来推荐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更是敏感话题。对此先生并没有多说，他只是说推荐上去也评不上，因为我们用的是传统方法，没有源头上的创新，真正具有源头创新的梅里菲尔德的固相多肽合成法才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但是不容否认，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仍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化学领域内最重要的成就。邢先生还补充说：“据我所知，建国以后，在大陆惟一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是病毒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在国际上首先分离并培养砂眼病原体成功），可惜此人在1958年去世”。
邢其毅先生不否认连接A、B两条肽链的二硫键拆合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关键，但A、B两条肽链的人工合成也是前无古人，需要斩关夺隘的，否则怎能称“人工合成”呢？更何况怎么能保证所合成的肽链在空间弯到指定的位置？故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结晶”二字必不可少，先生强调说，“要说接肽用的是传统方法，那么二硫键的拆合作用的作法也不是新的，前人已经做过的，只不过我们的反应条件掌握得好，收率比较高而已。因此，我国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是生物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合作的结果。”
邢先生澄清说，“我们跟上海生化所是协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据传由上海某生物化学家任组长之说是不确实的。具体协作分工是，上海生化所搞转肽，我们（北大化学系）搞接肽。最初是两个单位，两个系统（中科院和教育部）之间的协作，中间上海有机所加进来，形成3个单位两个系统之间的协作。后来把实验搬到上海有机所去做是我提议的，因为汪猷所长是我留德时的同学，彼此关系较好。”邢先生继续说：“要说领导嘛，有的，那就是党的领导，以聂荣臻同志为首的国家科委的领导。若是没有聂帅的坚强领导，要想完成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这样跨学科、跨单位，历经数年的巨大科学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每位科学家在其中的贡献，先生谈得不多，只是说“上海生化所投入的力量多些，这也是事实。”关于他自己，他很少谈。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说：“我当时是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教研室的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参加的年轻教师多是我的学生，实验进行中发生的问题及一些事情，我不能不管。”
令人难以置信，先生并不把胰岛素的合成当成他个人成就的高峰，氯霉素的一种合成新方法[科学通报，10．302（1957）]也不是。先生的得意之作是战时在昆明对云南河口地区金鸡纳树皮中奎宁含量的研究。他说，在条件好的地方做出成绩，应该肯定；但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才显出真本事。正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仇方迎写词——调寄《浣溪沙》盛赞先生：
烽火连天动荡时，青春热血赴戎机，也曾孤胆走天池。
药是解民新生曲，书为学子后蒙诗，芬菲成果等身齐。
针对社会上称他为化学家，先生说他是有愧的，解放后真正能让他专心做科研的时间才5年多一点，而站讲台的时间长达15年。从解放后到文革前，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大课全是邢先生主讲的，他热爱教师这个职务，并且是一位称职的化学教师，他乐于人们称他为化学教育家。刘若庄（当过邢先生的助教）先生说，他的讲课之所以旁征博引、挥洒自如，且极具启发性，是由于他对教材有透彻的了解，对有机化学知识熟透了！
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乐于解答听众的问题，无论课上或课下，校内或校外。先生还非常关心教材建设，甚至是中学化学教材建设，他所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上下册）不仅被评为优秀教材，也是他对化学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丰碑。
先生在当选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期间，曾主动提出兼任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不是挂名，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关化学教育的文章：
1．中学化学的任务与要求．化学教育，1988，（6）：1－3．
2．致1987级新同学．大学化学，1987，2（4）：1－2．
3．重视实验工作．光明日报“科学家论坛”，1981－1－16．
4．有机化学的任务与学习．化学通报，1987，（4）：66－67．
5．振兴中华，责无旁贷．北京盟讯，1983，（1）：5．
6．化学教育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化学教育，1989，（4）：5－7．
重视实验工作是其中心思想。为什么邢先生主动请缨要担任化学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且不知疲倦的在各种报刊上，在不同场合里鼓吹化学实验工作的重要性呢？邢先生自己并没有说明，我猜想与那个时候化学界出现的理论风有关。研究化学总是要靠化学实验而不能仅靠解波函数吧！理论固然重要，但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现象的能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邢先生正是担心由于某些化学名家的倡导而把化学教育这本经念歪了。现在看来，今天重温先生的教导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日，一友人问我，何干？答曰：“正在写关于邢其毅先生的追思文章”。他说：“要写出真正的邢其毅。黄万里的‘花丝小语’中的鄄无忌就是以邢其毅为原型的！”黄万里何许人也？他是一位水利专家，因为反对在三门峡上拦黄河水建坝而被错划右派的人。友人的话触动我深思。检索1957年报章，关于党对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问题是1957年上半年，特别是“鸣放”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邢其毅认为，应该把制定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对科学工作的实际领导分别对待。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确定科学发展方向，只能由党和国家来做，而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法途径，要由科学技术人员去做。不管执行具体任务的人是不是党员，他只要遵照既定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不存在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划清范围，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当时强调的是党要领导一切，邢其毅的这番发言为他招来了大祸。据悉，大字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幸亏5月1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提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指示下达以后，救了傅鹰，也救了邢其毅。邢其毅虽免予右冠，但中右的帽子是少不了的。中右者，内部控制使用之谓也！由此，邢其毅也就当不了北大化学系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领导小组组长了，组长就由化学系1955年毕业留校的一位女教师担任。于是就发生了讲师领导教授、学生指挥老师的局面。现在大家认为不可思议，但在1958年却是平常之事。邢其毅正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明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科研不对头，但却无力反对；另一方面，对接肽合成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他又必须负指导责任。这是一个艰难选择，也是始终埋在先生心中的一块疙瘩。幸亏此事在原北京大学总支书记文重临终前说清楚了。邢先生谅解了。邢先生夫妇还主动去探望了文重，此事终于有了了结。笔者本无意在此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借口邢其毅先生不是北大化学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组长而否定先生的学术领导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唐有祺先生说：“邢先生一生，真人真事”。可谓客观评价。在跟邢先生接触中，我感觉到在他身上洋溢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又闪耀着现代科学家理性的光芒，不慕荣华，甘居清流。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如从抗战大后方昆明，再度沿着滇越铁路回到上海，再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片爱国情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放在邢先生身上很适合。还有一事给我印象很深，先生赴九秩寿筵不坐车，坚持跟大家一道爬过街天桥，而且不要人扶。我从这位90岁老人过天桥的过程中，看到他坚毅顽强、奋斗不止的精神。他的形象在我的眼中逐渐高大起来，这就是真正的邢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