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招生制服

㈠ 西南政法大学是211大学还是985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不是211大学也不是985大学，是普通重点本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是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政法类高等学府，改革开放后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基地，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自主招生试点高校。学校以法学为主，经济学、文学、管理学、哲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

㈡ 西南联大现在还在吗是一本吗面向广东招生吗详细介绍

我晕呀，这是哪位呀，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混什么呀。西南联大是上世纪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府在昆明设立的联合大学。你说现在还在吗？

㈢ 李政道和杨振宁究竟有哪些恩怨

当年他们那么近，如今他们这样远；当年他们情同手足，如今他们形同陌路。他们创造了科学史上的奇迹，他们也上演了科学史上的悲剧。杨振宁、李政道的恩怨、合作与分裂，让国人关注，并为之叹息。2010年1月，季承的《李政道传》披露两人恩怨的内幕；2011年5月，江才健（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主笔）的《杨振宁传》揭秘两人的分合。 讲杨振宁李政道的恩怨，首先要观照他们的来时路。他们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的物理学天才，跻身世界顶级物理学家的行列。 1944年，在西南联大的杨振宁考取了庚款留美资格，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凌宁（动物学）、沈申甫（航空工程）、洪朝生（无线电学）和钟开莱（数学）。优秀的人才总会在考试时脱颖而出，1938年西南联大招生，杨振宁读完高二参加考试，在两万名考生中，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初读化学系，后转入物理系。 在等庚款留美通知的时候，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杨振宁教的学生中有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雕，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还有他未来的妻子杜致礼、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女儿。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7年，形成了他个人对于物理科学的一种品位和喜好，而且也奠定了他以后学术道路上成功的基础，甚至他以后的人际交往，也打上了西南联大的印记。杨振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 与杨振宁一生的成就紧密相关的李政道，于1945年春天，在吴大猷的介绍下，进入联大物理系攻读。李政道曾在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的物理系。吴大猷敏锐地发现，这个不到20岁的胖胖的大男孩，思维敏捷，大二的物理课程，对他是小菜一碟。吴大猷找出更多的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以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在吴大猷的介绍下，李政道找过一次杨振宁。但杨振宁出去了，两人没有见面。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是黄昆和张守廉，他们三人经常在昆明的茶馆谈学论道，被人称为联大三剑客，后来这个朋友小圈子，又来了凌宁，从重庆中央大学转到西南联大。 杨振宁李政道首次见面，是在1946年的秋天，芝加哥大学校园。 此时的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声名鹊起，他对待李政道，自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兄长。杨振宁对李政道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帮助，凌宁也认为杨振宁是兄长。 两人决裂后，杨振宁回忆起两人初识的情形说，事实上，自己是李政道的物理老师。李政道对老师之说予以否认：“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两人从此结缘，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开创了在物理学史上一连串的炫目多彩的合作，署名杨和李的论文，屡屡震惊美国物理学界。两人合作的两篇论文发表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约见两人。同时都得到奥本海默、费米的青睐。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1957年，两人合写的宇称不守恒论文，让他们成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两个华裔。此后，两人亦有一些物理学上的合作。但是，因为署名孰先孰后的问题，两人渐渐心生罅隙，关系紧张。1962年，两人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两人的决裂，震惊美国物理学界，很多科学家表示遗憾。奥本海默得知后，很尖锐地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李政道不要再做高能物理。 杨振宁谈到他和李政道不和时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因为通过学术讨论，我们可以摸索彼此的性格、彼此的想法，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在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 两人合作破裂，《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归结为，获诺贝尔奖后，李政道想摆脱杨振宁的影响。 另有一种说法，两人之间的合作出现不协调的音符，可能与杨振宁的太太杜致礼有关。季承的《李政道传》披露： 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出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典礼。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风波由此而起，直至1962年的决裂。杨振宁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后来，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再后来，杨振宁在一次世界物理学大会上演讲，打出一张两人合作时期李政道的手绘图的幻灯片，进行讲解时，李政道在台下打断：这个事情与你无关。 杨李不和，引起中美科学界的关注。周光召说，中国政府和科学界都很关注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切此事，并交代希望调和二人。周光召表示，他私下和两人谈过，当然是无可挽回。 当年杨振宁曾引苏轼的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形容两人合作时的情感。兄弟最终反目，形同陌路，奈何？杨振宁于上世纪80年代回顾两人的科学上的合作和友谊的机缘时说：“总的来说，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回顾的篇章。一点不错，这中间有着痛苦，但是人生中与人相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少有是全无痛楚的。” 1989年7月14日，吴大猷给杨振宁的信中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 但两人的恩怨仍在延续，各执一词。江才健的《杨振宁传》和季承的《李政道传》两本传记结合着看，也许能更客观一个钱币的两面就都看清楚了。 杨李之争，在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所有得主中，在科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为什么是杨李获得诺贝尔，一点都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是他们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为什么原来情同手足合作结出硕果，后来又争论不休、斤斤计较？两人在荣誉的光环下，为何不能像爱因斯坦那般淡定？两人的分合与恩怨，难道是宿命般的不可避免？ 这一切不能像科学那样精确分析，给出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人的悲剧，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性格有关系。当然不是“窝里斗”“不团结”所能概括的。我们看惯了许多夫妻共患难却不能共享福的中国式离婚，看惯了不少家族企业同创业却不能同抗风险的中国式分裂。杨振宁李政道将这一幕悲剧，搬到了美国上演。破解并疗救中国人骨子里的积习、心理的阴暗面、性格中的不阳光，也许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难。 季承的《李政道传》说，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杨李的分合与恩怨，又怎样影响世道人心？曾经有过“规范与对称之美”，但又留下巨大的不可弥补的遗憾，破坏的对称，真是令人伤感……

㈣ 民国时大学怎样招生

民国时考大学与现在一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民国时，也有全国统一高考，也是按计划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过全国统考的时间较短，只有几年。民国时，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时间，自1938年始，到1941年停止。之后因为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全国性统考无法组织。为了全国统考，1938年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录取标准；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决定及分配录取学生。同时还负责研究招生制度的改进及其它相关事宜。
但是，民国时全国统考，考生仍须和前清时一样，要赶考。因为并不是象现在这样，每个县都设有考点。可能是考生也不多吧，当时全国仅设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福州等十二个招生区。像南京、上海、北京都让日寇占领了，无法设点。当然这些地方的大学，由日伪政府组织，各校各招。

全国统考的效果和社会反响非常好，因为它相对公平，可以减少各校招生时的“走后门现象”。1940年，教育部将这一统考形式固定了下来。但因时局变化，次年就不成了，抗战更紧张民。自1941年，一直到1949年，民国政府都无法组织起全国统一高考。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如果国共建立起联合政府，很可能会再次恢复全国统考，但很快国共双方又进行国内战争。最后国民党的全国统考，只能带到台湾去搞了，大陆的全国统考由共和国来做了。

民国全国统考时，也采取有灵活的招生办法，有“保送免试”，现在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国时学的。那时也有高中会考，会考成绩优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说来，会考生中有15％的人有保送的机会，也就是冰，免试保送生的比例占当年大学招生总人数的15％。但保送生的成绩要求不低于80分（满分100）。另外，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中有50％的学生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

从上面可以看出，民国时上考大学比现在要轻松一些。除了保送生比例多外，当时的考试科目虽然不少，但题目不复杂。如，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

文科（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

理科（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医、农科：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没有全国统考，民国时怎么上大学？在停止全国统考后，教育部根据时势，制订和推广了现在仍受不少教育人士青睐的“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由教育部划分出相应考区，指定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设一家召集今大学组织牵头，联合招生。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如昆明区，有2所大学，由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

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一般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审核，不是想招多少就招多少的。如果招生不足时，可组织第二次考试。这个联合招生制度确实招出了不少人才，如共和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就是1941年在联合招生中，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的。

联合招生考试和全国统考一样，也有“保送免试”，总比例亦很高，如1942年，这年考试入学人数和免试生比例为85:15，即100个新生中，有15人是免试保送的。保送生的要求比现在宽松多了，首要条件当然是优秀生，但不会太呆板。各大学也招先修班生，这部分学生免试上大学的比例高达50%。进入先修班的条件并不高，所修各科成绩及格，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均应70分以上，就符合条件了
在1938年之前，民国考大学则没有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一说，都是各个院校自行招生，但会受到教育部的管理。

1933年之前各校虽然分文理科（理科当时叫“实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没有规定，考生想报什么就什么，对什么有兴趣就学什么。如192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25198人，文科生占73%；193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37566人，文科生占75%。这比例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显然是极不对称的。从1933年起，教育部开始被告“比例招生法”，强行规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生。1935年起的更有针对性，直接给各校下达文理两科生招生人数。这也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此法一直到现场，还在使用。

在1937之前，即1912年到1937年之间，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考大学属于“一张纸时代”，或者说“一篇作文时代”。这是我的说法，意思是当年考试极为简单，科目少，题数也少。需要注意的是，在1927年之前，民国高考前后是有不同的。这里，主要说1927年-1937年，这11年间考大学的事情。

如1929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入学仅考：国文、英文（或德文、法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也有的大学要考八门，如武汉大学文科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连现在必考的英语都不考；理科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试卷出的极为简单。如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就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一篇作文就行了——

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我，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

乙部试题：“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

当时，北大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蔡之后的1930年10月起，由蒋梦麟任校长，一直到1945年10月。蔡之后，北大试卷的内容多了，但与现在相比，也不算复杂。如，1932年北大的国文试卷分六部分（见附文），内容就比1929年一道作文丰富多了，也像一张试卷了。

对面如此简单的试卷，恐怕现在80％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北大的。或许有人有疑问，国民时考大学这么简单，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吗？这是不用多说的，看看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考大学“一张纸时代”涌现的人才，甚至比现在“精选时代”考出来的人才还多，还厉害——

著名“汉园三诗人”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1929年考入北大；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29年考入北大（理科预科）；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钱学森，1929年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㈤ 西南联大是怎么招生的那时有高考吗

通过考试。且那时考上很不易，很多考生都是徒步数千里赶到昆明应考的。
有高考，但不是全国统一的，而是几个学校联合招生（在合并前），一般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合并后，全国也仅有数所大学，且处于抗战时期联系不便，一般自主招生。

何兆武《上学记》、汪曾祺《人间草木》中都有描述，可参看。

㈥ 听说在以前浙江大学是和西南联大一个等级的 对吗

那时候的浙大是东方剑桥啊。
学期规模其实也没比现在的浙大小多少，所谓的四校合并不过是恢复了原来的规模罢了。（所谓四校合并就是当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合并，其实后面三个学校以前是从浙江大学分离出去的，史料如下）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中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校长竺可桢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 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之江大学前身为建于1897年的育英书院；浙江省立医学院前身为建于1912年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㈦ 黄培云的无悔人生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97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黄色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建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人，我们就在长沙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找几个能干的。”黄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学冶金的佘思明。他负责木工，完全是是从头开始学，边学边干。他们是从学行话开始的。哪些木头耐用，哪些木头会长虫，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先对学校的桌椅板凳、实验台需要多少木头进行估算，然后再去买，他们总能买到最好的木头。“那木头真是好啊，我家里现在还有几把那样的黑漆木头椅子，结实极了。”黄培云感叹地说。赵新那在一旁补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们又买了马达和锯片，自己装了锯木头的机器，很快，木工厂建起来了。说是木工厂，实际上除了那台锯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学生们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几所学校的师生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从四面八方到长沙来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连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都没有。从清华大学秘书长职位抽调来筹建学校的陈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艰苦奋斗，团结建校”。
黄培云记得，在修整校舍的过程中，实在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砖，他们就自己建窑、自己压胚、自己烧砖。
还有水的问题，学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带缺水严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条件差，逼得学校只能自己解决用水问题。学校师生自己设计、自己装管子……靠自己的力量办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
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问题。建校时，左家垅一带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过单车的羊肠小道，其中还有一两处连单车都很难通过。学校师生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把路铲平、开通，使大批建校物资运往新校区成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开学，教材问题迫在眉睫。6所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范围差别很大，急需在开学前把各个学科的内涵，范围等规定好。
黄培云回忆道：“我们把6个学校的教材摆在一块儿，强中选优，最后确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材为主。当时没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就用蜡纸和油印机。”但这套综合几所大学教材临时编写的教材没用多久，就依据教育部的规定，统一用苏联教材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团结一致，以必胜的信念迎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如期开学。1952年11月，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陈新民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首任院长，黄培云和顾凌申任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严”作风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方面不断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大力培养师资。学院成立时基建只有两万多平方米，实验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时间，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
从1954年开始，学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改组了院务会议，调整教研组，修订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对教学法展开研究。
包括黄培云在内的学院领导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研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积极利用行政管理优势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谈及粉末治金学科，黄培云感到无比亲切：“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冶金部把培养生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
唐院长说：“好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一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我们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员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黄培云说。
在第一班中有个学生叫吕海波，他毕业后由一名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黄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合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了。”
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断。1978年，黄培云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他培养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
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培养人才之外，黄培云领导的粉末冶金专业还接受完成国防部门下达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没停过。
从新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数百项，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之后，黄培云和学生们合作扩大了研究领域。与吕海波合作开展了粉末压制和粉末动压成形的应变行为研究，与曾德麟合作开展了水静压制研究，还与杨守植等人合作开展了粉末振动热压研究。
黄培云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黄培云评价自己“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当学生时老师的教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教师节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了。”
当时的科研条件差，黄培云就拿郑板桥那首《竹石》诗勉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学黄山的松树，要学石头缝中生长的竹子……
“黄院长指导研究生相当具体，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的。要求学生看的参考文献，他自己也看过。”金展鹏说。
事实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黄培云身上仍保持着这种求真务实、向善向美的品性。《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作者郑艳每次去黄老家里访谈，“都见到他坚持学习，见到他拒绝空泛议论，见到他谈起古典音乐时轻弹节奏的手指……正是这些，形成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种困扰，保护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事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学术”。 “我们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国以前，清华当时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先生跟我们反复讲，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从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那一批学生后来都回来了。1973年赵新那的父母回国探亲，在北京，吴有训先生对老朋友赵元任夫妇说：‘你们的二女儿、二女婿回国来，是对的。’”
黄培云从不怀疑自己作出的归国决定的正确性，在他的意识里，这几乎无需讨论。回国前夕，他的导师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响的武大校长周鲠生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聘书的。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到了武大，当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但珞珈山的风景使他们感受到了家园的美好。
黄培云说：“学校为了减少一点职工的困难，有一部分工资用实物替代。什么实物呢？现在听起来都令人惊异：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工资的数目越来越大，先是几百块，后来又是几千块，几万块，上百万块钱，最多的时候是几亿几亿的工资。后来连金元券也贬值了。买东西经常得骑着自行车，后面是一大捆钞票，加在一起是几个亿去买点东西。”讲起那时候日子的拮据，黄培云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般轻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观，慢慢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有了点名气。
“培云今年87岁了，用英文说：‘pushing 90！’咱们在一起也将近60年了。”2004年，赵新那在给黄培云的生日赠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谈起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快言快语的赵新那说：“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儿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赵新那与黄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礼……
黄培云说：“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想当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时婉拒一切礼物，只在家中请好友和证婚人吃了顿饭，被报纸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来新那和我结婚，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请客。”黄培云说。
黄培云和赵新那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去美国探亲，还专门去了他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黄培云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概括起来就是，志同道合、相依为命、相扶到老。”而赵新那回忆起黄培云70岁生日的情景，只记住了他说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这句话，“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我们真是志同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