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古代建立监察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我国政府的监督体系与古代的监察制度最本质的区别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古代监察体系基于所统属的上官发出的指令来监视敌对阵营的.不是服务于平民百姓的，而现在的监督体系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的.不受任何人或单位的压制的.一个为大众服务的机构.监督对象不光是机关,单位,任何事务都在此监督范围内，现今监督体系是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古代监察体系是处于封建主义制度下的。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权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而我国现今检察体制下的检察官的地位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没有特殊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顾虑重重。
（二）古代御使监察机构都是垂直管理，有效排除了上级、同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
（三）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比较重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御使监察机构的设置也往往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这就对加强中央集权，制约地方权力起到了有效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
（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御使监察制度，御使监察官的选任有一套极其严格和完备的制度，监察官员必须具备很高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进一步提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
（五）古代御使监察官有着广泛的监督权，甚至还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实践中，由于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致使检察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发挥，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检察机关的监督基本局限在诉讼监督狭窄领域内，并且基本上事后的监督，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
（六）古代御使监察机构内部监督相对比较完善，而现今检察体制，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
B. 概括古代中国和古代雅典监督制度的基本特征
既然是要根据材料做题，那么一般把材料概括即可，（1）中国古代政府重视监察制度（2）监察制度可以起到传达民意，辅助政事的作用（3）但检查制度并未真正起到监督皇帝，限制皇权的效果
C. 古代中国和古代雅典监督制度的影响
1、古代中国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君主专制下,监察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监察官不过是皇帝的耳目,只对皇帝负责。因此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又以皇帝的开明与昏聩为转移。一般说来,在皇帝贤明、重视法治的情况下,监察作用往往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对抑制官吏的贪赃枉法、澄清吏治、行使调节职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古代雅典
古典时期，雅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员监督机制，任期前的任职资格审查和任期内的信任投票和告发程序，以及卸任前的账目审计，从选人、用人、问责和追责环节遏制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一定程度上实现制度反腐，并维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主要通过民众和陪审法庭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
D. 古代雅典对官员监察的目的是什么
古代雅典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1、公民大会，是权力机关，公民通过这一机构对官员进行监督；
2、五百人会议，监督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的执行；
3、陪审法庭(或民众法庭)，具有监察职能。
E. 古代雅典公民如何行使监督权
在雅典，公民握有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在公民大会上每位公民都有权听取负责人的报告；在十将军委员会中各个将军要想公民大会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公民大会还需审查陪审法庭的讼事等等，同时, 独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即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这一制度使雅典公民可以制服任何声望和权势都很大的领袖人物, 使政治领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特殊公民, 其伟大意义在于: 公民不仅不能因为畏惧而屈服于强权, 让僭主乃至专制剥夺公民的权利～
F. 古雅典民主政治的作用
它的形成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氏族贵族与平民斗争和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产物。早在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氏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贵族制与君主制不同，贵族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实行平等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法治原则。
公元前594年由双方共同选出的仲裁人梭伦实行改革,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即以城邦公民人身抵押的所有债务），以财产多寡为标准重新划分城邦公民的等级，提高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且设立了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作为最高行政和司法机关，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7世纪末---公元前527年）及其后裔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60年－--公元前510年，中有两次间断）客观上打击了氏族贵族，改善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促进了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前509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行政单位，以五百人会议取代了四百人会议且权限有所扩大，创设五十人团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创立十将军委员会，这次改革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彻底扫除了氏族制度的障碍，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克里斯提尼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确立了“陶片放逐法”。
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大大促进了雅典奴隶占有制经济的发展，引起雅典公民内部不同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公元前462年（或公元前441年）的厄菲阿尔特和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的改革。这些改革剥夺了由御任的执政官组成的贵族会议的权力，将其权力分别交给公民大会、民众法庭和五百人议事会，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军事殖民制度、各种社会公益捐献和对公民发放津贴以及大兴土木，使占公民多数的小生产者享有得到一定保障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公元前443年---公元前429年）雅典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达到极盛，成为左右希腊世界局势的霸国和主要的文化中心。
伯里克利当政期间的雅典民主政治特点：
1、各级官职（除十将军外）以抽签方式向国民开放；
2、五百人会议由民众陪审团掌权，贵族会议丧失一切政治权利；
3、为担任公职或城邦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或补贴。（以前贵族执政无工资，平民很难在有收入的情况下担任公职。
4、扩大陪审法庭的规模及权限，使之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
制度特点
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2]
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征的充分体现。
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审议且决定一切国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参与权、知情权、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雄辩的演说有赖于丰厚的学养，激烈的辩论促进了对知识的崇尚与演述说的发展。
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附属机构，负责为大会准备提案并主持大会，在公民大会休息期间，议事会是大会最高权力的代表，负责监督行政官员落实大会决议。
民众法庭是日常司法机关，高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是民众法庭终审。
雅典人民主权的特征也体现在众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上。
G.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监督权力机制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中国古代是中央集权统治，一切机构都对皇帝负责；古代雅典是民主政治，国家机构对民众负责;
中国古代是地域广阔的大国，需要通过有效的监察来维护政治统治；古代雅典是小国寡民，能够实行全体公民的监察体制。
H. 古代雅典陶片放逐制度反映了什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你认为雅典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么说明你的理由
“陶片放逐”之制度，古代雅典之民主
“陶片放逐”制度是指，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若干古希腊城邦所实施的一项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每年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第6次常务委员会（亦称为主席团，为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的常设机构）会议期间（12月），常务委员会会询问公民大会是否需要进行陶片放逐投票，以使城邦摆脱影响力太大的人士（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放逐有恢复僭（jiàn，）主野心的雅典政治家，所谓僭主是指那些未经过当时合法的政治推选程序而进行统治的人。如果大会表决通过该提案，则于翌年的2月或3月间实施放逐投票，地点在雅典的阿哥拉(Agora)。但放逐投票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放逐，因为雅典法律规定放逐投票须达到6000人的法定人数。投票当日，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选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如果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一说为5年，但都可以为城邦的需要而随时被召回）。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离开城邦。放逐期间，被放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权被保留，回到城邦后自动恢复。
陶片放逐法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两个月时间空档所出现的变数、被放逐者无权申诉等。
考古资料印证了文献记载：放逐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雅典城邦的领导者，这对那些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和城邦安全的人来说，的确起到了一种巨大的威慑作用。
像地米斯托克利这样一位对雅典有功的将军，因其之过，也不能逃避惩罚。说明陶片放逐法具备了制度的基本特点，即公平、公正、强制性等。
阿里斯提德与这位公民的对话表明，在雅典有相当多的公民不识字，也不大了解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同时，也存在着这次公民投票被人操纵的可能。
陶片放逐法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它已成了雅典城邦某些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陶片放逐制遭到了亵渎，就连公民的民主权利也被玩弄了”。如果继续执行陶片放逐法必将使雅典城邦付出更大的代价。至此，陶片放逐法的运行已经违背了制订者的初衷，最终被废除。
I.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
1、实行直接民主制
在雅典,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其权力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和管理城邦事务的方式来实现.公民参政的最高民主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次～4次,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平等享有立法权、选举权、监督权.公民大会上,公民对城邦大事的议案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采取投票或举手的方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决议一旦形成,不能随意更改.这种简朴的参政方式鲜明地表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1]
2、主权在民、轮番为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伯里克里著名的《丧礼演说词》宣称：“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城邦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这是对“主权在民”的十分明确的表述.公民大会对国家事务拥有最高的决策仅是“主权在民”的集中表现.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主要职权是选举政府官员.决定宣战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等,包揽了邦内一切政事.“一切政事”的决策不以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由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群体的意志所左右,这表明城邦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手中.“主权在民”不但体现在公民的决策权,而且体现公民的管理权.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城邦的公职者,如执政官、将军、议员、陪审员等,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公职的取得有赖于公民权利的赋予,而非君王之类权势者的任命和恩赐.[1]
3、崇尚法治、绝禁人治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其产生、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无不充满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政治原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情形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伯里克里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官员必须依法行事,一旦触犯法律,便要受到惩处.位高权重的伯里克里在首席将军任上就曾被控渎职而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处以罚金.雅典公民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法律的格式均以‘会议与民众决定’的字样开头”,以显示其威严和庄重.每位公民被授予公民权或公职者就职的时候,都要宣誓“保护法律,忠于法律”.这反映了法律在雅典公民心中神圣的地位.法律是不可随意更改的,若新法有害于民主,有害于城邦,任何公民可依“不法申述权”对新法提案人进行控告.控告成立的话,提案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陪审法庭还有一项权力,对违宪新法可宣布将其撤消,所以雅典的法律是相对稳定的,不存在“朝令夕改”的任意性.[1]
4、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
雅典国家权力的运行中存在着民主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以国家机构权限的交叉为特色.雅典权力制约机制自梭伦改革始,为使各阶层在城邦中协调地生活,梭伦以“仲裁者”的姿态力主对立的双方以一定权力范围为“界限”,实行权力相互制约,以图达到“权力和谐”.为此梭伦开始赋予公民大会以立法权,陪审法庭以司法权,五百人会议以行政权,并使之互相制约.
J. 古代雅典监督制度的特点和目的
特点：公民监督（自下而上）；定期投票；预防为主。（4分，答出其中两点即可）
目的：维护民主政治。（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