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国内大师也难制服他们

⑴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萧杰克：乱世出英雄，乱世出大师

精英不精，平民不平，方今中国之顽疾。此文先谈谈精英不精的问题。

这些年，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开始焦虑：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大师是精英质量的标志。出不了大师也就意味着精英阶层的国内领导力与国际竞争力堪忧，这不吝是一场民族危机。

有没有大师级的精英关系到有没有人能够为这个社会指引方向、树立榜样；关系到有没有人能够为这个国家赢得全球竞争；关系到有没有人能够带领这个民族突破内外局促与困境。精英不精，就难有创新和产业升级；就没有办法“走出去”获得全球影响力与渗透力；就无法引导社会变革，推动国家成功转型；就没有能力守住传统文化和祖宗基业。

精英固然偶尔高傲得可恶，其重要性却毋庸置疑。我们大可在精英鞠躬尽瘁后再收拾他们，就像英国人二战后抛弃丘吉尔一样。过早地淘汰掉他们则有失务实之风。而且，权力若始终掌控在大众手里的话，担心个别精英的狂妄与胡作非为倒不如多关注精英产生之途径是否公平合理。

为什么就是产生不了高品质精英呢？在讨论逆淘汰、体制这些深奥理论之外，或许可以从我们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寻找灵感与答案。

五千年间，中国产生了许多英雄豪杰和圣人，他们都称得上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大师。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大师。然而，有一点很奇怪，中国通常要等“五百年才有圣人出”。与诺贝尔奖年年颁发相比，中国大师们的故事更像一部部断代史，很不连贯。这五百年一出的圣人还大多生在乱世，印证了民间“乱世出英雄”的说法。尤其春秋战国、宋代以及民国，是中国思想界大师云集的时期。中国大陆走出去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都是成长在内忧外患的年代。

传统认为乱世出英雄是因为乱世产生机遇，乱世提供了素材。但无论“国家不幸”的素材还是拨乱反正的机遇，都只是可资精英利用的环境或者对象。对于英雄和大师生成更为关键的因素恐怕是自由。

乱世的中国人会有短暂的自由；

乱世的中国人更能看透生死，拥有一分难得的豁达与超脱；（这是精神自由）

乱世的中国人才可能更懂得宽容，才可能不那么“严于责君子，宽于责小人”，才可能更加珍惜像屈原、商鞅、贾谊、晁错、王安石、岳飞、张居正、袁崇焕和刘少奇这样“木秀于林”的人。（这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自由）

今天，全球“弱肉强食”的竞争已经为中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乱世机遇和素材。与以往略有区别之处在于，这看起来还不是一个生灵涂炭的乱世，而是一个温水煮蛙的太平幻世，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社会一般不再会有乱世的感觉与氛围。

也许缺乏乱世般的自由就是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原因。若此，我们大概只能通过制度、社会、文化变革来模拟和重塑大师降临时的乱世情怀与自由环境。可是，推动变革的英雄和大师们又在哪里呢？

⑵ 外国名著 文学大师来= =200分，写的好在给分。。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作者罗贯中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正是这离奇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致使此书成为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必须修读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爱恨缠绵，都不适合此时阅读，于是再次翻开了《西游记》，进入了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不同的感受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语言；有人干脆把它当作道德修养小说或政治寓言。但在我看来，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游戏之作”，是一个单纯的神话世界。我在读这本小说时常常有一种共鸣感，想必这是我内心深处对于自由的欲望在呼喊吧！ 一、自由 在经历了又一个个性受制约的学期后，孙悟空这个形象完全激发了我内心潜在的，但根深蒂固的向往——对彻底的自由的向往。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优麒麟辖，不优凤凰管，又不优人间王位所拘束”，闯龙宫，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他的一切斗争也都是为了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我一种寻找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总之，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较为安于现状，缺乏一种开拓进取，寻找更大自由的精神。 二、神话 如今也是一个远离神话的时代。日常生活过于现实，使充满幻想的事物遭到排斥。神话绝非幼稚的产物，它有深邃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谢林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说：“神话乃是各种艺术的必要条件的原始质料。《西游记》是中国神话小说的颠峰，也是神话文化的至高境界，然后中国的神话文化渐渐没落了，神话不被人重视，连《西游记》也少有人问津，只有孩子们会被孙悟空征服，于是也只有孩子们抱有对未来浪漫的、梦幻般的希望。” 三、英雄 “英雄”有许多不同解释。《辞海》中说英雄是杰出的人物，曹操说英雄要有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胸。我认为，英雄是那些顽强地掌握自己命运，并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人。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型，他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怕与一切进行斗争。正因为这种对抗的差距悬殊，发自内心而拼尽全力的抗争才显得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士才能凸现出其英雄本色。 复读《西游记》，让我觉得其不属于一般名著的特点。我相信，也希望它永 远向大家展示着“自由、神话、英雄”三个主题，给大家带来激励和源自内心的力量。

=================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我们悲喜交加地看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
现代人仍能从灰飞烟灭中感受到强烈的力与美，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共鸣的感情中正夹杂着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的疏远与隔膜。这个时代一多半的男人择偶时会选择薛宝钗，至于癫狂情痴的怡红公子，失去他显赫的门第，他在一多半女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文不值。现代人的眼泪肯定越来越少，比过去至少少一条黄河的水份。不知道这意味着情感的荒芜干旱还是精神上的愉悦幸福。人们在情感上变得聪明多变，也更加蒙昧狡猾。他们经常处于言不由衷、情感与理智相悖离的状态，胸怀理想但并不听从理想的召唤。他们有七情六欲，但往往跟情感背道而驰。如果说古典情感时代个人情爱的悲剧来自家族和社会，几无可调，但毕竟是在前进着。作品力所能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为古典情感史划下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句号。
珠泪滚滚冲跨了红楼，雕梁画栋堆满了石头，昔日的富贵温柔埋进了荒野冢。幸亏木石前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设想宝、黛一旦结合接踵而来的男耕女织、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对出弹得破的宝哥哥和林妹妹而言，不啻于另一场崭新的噩梦，至于金玉良缘则不过是张有名无实的过期银票。貌合神离、行尸走肉般的夫妻生活，不是陷入了另一种苦难方式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烟般的风花雪月一去不复返了。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毁灭、精神和肉体都无法取得胜利。恋爱变成病根，女人成了婆姨，男人成了女婿，大观园内一群贵族男女成了世人叹为观止的情爱玩偶。
然而，现代人并不见得会比古人轻松到那里去，相反，他们保存精神之爱的难度更大，阻力不仅来自社会，更主要来自人心本身，它蕴藏的愚蠢和激情似乎仍然大有潜力。斩断了旧问题，繁杂的新问题又在涌现，时代的问号就像一只此起彼伏的九头怪。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但有时结解决一个难题，却要耗费数千年之久。从《红楼梦》一书到当代文学，这近三百年的时间也许离集体解疑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还差很远，人们仍在迷茫，情感的艰难状态仍然是一个悬念。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文学巨著。我们在磋叹惋惜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仍在发光的思想，正在离我们这个时代渐行渐远，早从书中不可弥补的疑难断层开始，它已经在做这种反向运动。
……
情感不会过时，过时的是情感方式。每个时代都有悲剧，不尽相同的是悲剧的性质。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现代人需要有总结他们情感史的巨著，有的已经出现，有的仍在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静悄悄的孕育着。谁知道呢？未知的一切对创造者构成巨大的挑战和诱惑，奋斗的最终也许只是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但他们毕竟已经展开了一幅相对和谐和完整的新生活图卷。
为报答三生石畔神瑛使者的灌溉之恩，下世为人的绛珠仙子决定把一生的眼泪偿还给他。这一感人至深的引子，使得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古典美的哀婉和感伤。华丽唯美的描情绘景、工整严谨的诗词行文，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规范……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作者都将古典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像汉室刘禅，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正中年时。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的）地走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⑶ 老顽童和金轮对决，如果当时南帝一灯不插手，老顽童有胜算打赢吗

把记忆拉回到《神雕侠侣》，当时金轮法王在绝情谷底先后遭遇了三位高人，只因金轮法王无心恋战，再加上面对的敌手武力不凡，如果当时纠缠下去的话，对金轮法王真的没有丝毫好处可言。金轮法王先是和老顽童周伯通交手，而当时的周伯通已经不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周伯通了，集七十二路空明拳和左右互搏术合于一身，姑且周伯通不是金轮法王的对手，但没有个几百回合，是绝对难分伯仲的。

只是周伯通在这次战斗当中并没有使出七十二路空明拳，和所谓将上下两卷九阴真经融会贯通之后的一些绝技，如果周伯通穷尽全身绝技去对抗金轮法王的龙象般若功的话，同样依旧很难抵挡。毕竟在后来的战斗当中，南帝一灯大师使用绝技一阳指，联合周伯通的左右互搏术，二人齐心合力也没有在短时间之内制服金轮法王。

⑷ 急！历史人物评价

袁崇焕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他也的确是个值得被尊重的"英雄".但是,"崇敬"归"崇敬",我觉得他并不值得"同情"或"可怜".他虽然战功卓著,一心报国,但性格上都存在缺陷,给皇帝造成了功高震主的假象,这也是他致死的原因!

皇太极的"反间计"和崇祯皇帝的昏暴,固然是袁致死的原因,但是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他悲剧的内因!

袁孤耿廉直的性格正好与崇祯皇帝刚愎暴戾的性格相冲突.袁是忠君爱国的,但是也是极有个性的.他的"忠君"可以表现在他的作战勇敢,不惜死上;而他的个性则是"敢犯上司"、"敢触圣颜"!!

"敢范上司":例如,他于经略王在晋,本是深受王的倚重,并被王提拔为兵备佥事,但是袁却"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他于大学识孙承宗,也是深受孙之赏识,并被其委任筑守宁远,但是当孙承宗、马世龙出击后金,兵败柳河后,袁却不顾及孙的情面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他于经略高第:高第是继孙承宗之后的统帅,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袁却抗旨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他于督师王之臣,先是请移满桂往它镇,桂被召还,王之臣又奏留桂,袁却"以之臣奏留桂,又不与协";他与厂臣魏忠贤"矫昭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袁则上书拒抗.因此,从上述总总,可以看出,袁是不非常不注重与上级搞好关系的!!

"敢触圣颜":如果说"敢范上司"是袁一心报国,以社稷为重的表现,那么,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敢触圣颜"足以至他死命!!这里讲两件袁"敢触圣颜"的例子.

讲款 讲款就是与后金议和,通过向后金赔款的方式达到明王朝的暂时安定.这本事朝堂大事,但袁却私自做主.天启末年,后金汗努尔哈赤病逝,袁遣使吊唁,探其虚实,与后金讲款.此事虽由内大臣主持,且是与后金虚以委蛇,并无真正讲款意图,但是袁却并没有先行请奏圣旨.致使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也因此“意见异同，遂成水火”。天启帝逝,崇祯帝即位,袁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到天聪三年的一年间,袁与皇太极来往书信12封,却都没有向朝廷奏报过此事.

斩帅 斩帅同样是朝堂上的大事，但是袁同样是自作主张，“先斩后奏”。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率部据守皮岛,集流民、建房舍、采人参、行贸易、备器用、编营伍，朝廷调拨粮饷，势力渐大，自据一方。天启三年被朝廷提拔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宝剑，设军镇于皮岛，号“东江镇”。因东江位于辽东、朝鲜、后金三方之间，明朝是向以东江形势牵制后金，但毛文龙却不称职。他镇守东江八年，没有打过一次大捷，也没有恢复半寸辽东土地，且热衷于“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就是通过投机倒把、走私，获取大量的私人利益。并且，毛文龙独树一帜，不受朝廷的节制，又向朝廷索要粮饷；同时还投附阉党，在东江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实则该杀！

但是，不管怎样，毛文龙作为一名明王朝的朝廷大员，袁在计杀他之前，虽与辅臣钱龙锡私商过此事，但是却并为事先请旨于朝廷，而是“先斩后奏”，留下了“擅杀”的罪名。连袁自己在事后上疏崇祯帝的奏折中都写道：“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

所以，这以上种种，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终极爆发。而这爆发的导火线就是皇太极的“反间计”。这正给了崇祯帝杀袁的一个借口，于是袁也就必死了！！

其实，我们喜欢某个历史人物，无非是在他们身上投注了许多美好的愿望与幻想，因为他们是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他们做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汉族人。 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⑸ 中国历史上武术大师很多，为何没见几个上战场的

因为上战场不是比武，不讲究比武的规矩，单枪匹马根本战胜不了大批的敌军。中国的武术起源是从明清开始的，当时的人因为战乱，一些武艺高强的人便开始招收弟子，教授武艺。既然是有能力收徒了，这些武术大师的功夫自然了得，却很少听说过武术大师参加战场，带兵打仗的。明明这些武艺高强的人往往是更有担当的，为什么他们却很少加入军队，上战场呢？

这些学习武术的人是脱离了社会的，和大多数人的人生背道而驰的。沉迷于武术其实是离经叛道的，为官者不可能会看重这些人。即使武艺高强，也无法受到重用。长此以往，武术大师也觉得当兵没意思，自然也就不会参军了。

⑹ 中国功夫源远流长，其中都有哪些外国人无法比拟的特色

中国功夫确实博大精深、而且源远流长，它不但包含了巧妙的格斗技术，同时也包含了人生哲理、养生、修心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而且种类及门派繁多，有许多高深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打斗技巧，在这一点上是外国人的搏击、摔角、格斗所不能比拟的。当然中国功夫还有其它明显的特色，包括功夫中所用到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内外兼修、重视武德修身养性等。

中国功夫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讲究修心养性、重视武德，每个师傅在领徒弟进门的时候，不管他有多少东西教给徒弟，都会跟徒弟强调一定要重武德、学会功夫之后不能跟人争勇斗狠。历史上的一代宗师基本上都是修养很高的，有了内涵才能达到高功夫，所以练武的人不能学某些年轻人不讲武德。

⑺ 求鲁迅的 为了忘却的记忆 里那首诗的全文

早上看中央2台的第一时间时 短信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鲁迅先生的 于是就对今天的这个话题产生产生了好奇 原来就在1936年10月19日的这天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

鲁迅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1927年10月到达上海。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鲁迅先生的醒世名言

先觉者与群众

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

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三闲集·太平歌诀》

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揆（kuí）〕准则，道理。一也。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散胙（zuò）〕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胙，古代祭祀时所供的肉这一件事了。

《热风·即小见大》

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两地书·二二》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坟·娜拉走后怎样》

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

《两地书·八》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语见《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

《三闲集·铲共大观》

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

《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呐喊·自序》

关于奴隶与奴才

……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拼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来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

……

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机会，虽然比爬得上的还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来试试的。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准风月谈·爬和撞》

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由此看来，人们……要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怕也未必怎么烦难罢。无论什么，都会惯起来的。

《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

《华盖集·咬文嚼字（二）》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且介亭杂文·隔膜》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南腔北调集·漫与》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孙皓（242—283）〕三国时吴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据史书记载，他在位时骄横暴戾，降晋后却甘受戏弄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宋徽宗（1082—1135）〕即赵佶，北宋皇帝。在位时横暴凶残，骄奢淫逸；为金兵所俘后，虽备受侮辱，仍不断向“金主”称臣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南腔北调集·谚语》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准风月谈·我谈“堕民”》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国民性批判

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

《坟·论睁了眼看》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华盖集·论辩的魂灵》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中国，自从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

《译文序跋集·〈现代小说译丛〉〈医生〉译者附记》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很慰安。

《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华盖集·补白》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

《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士兵们相斗争……

……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伪自由书·观斗》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无破坏即无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

这是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会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张献忠）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

……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

《准风月谈·晨凉漫记》

鲁迅的遗嘱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1.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先生年谱

凡例

一、先生自民国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写日记，从无间断，凡天气之变化如阴晴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供参考。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仅举荦荦大端而已。

二、先生著作既多，译文亦富，另有著译书目，按年排比，故本谱于此二项，仅记大略未及详焉。

三、先生著译之外，复勤于纂辑古书，抄录古碑，书写均极精美，谱中亦不备举。

四、先生工作毕生不倦，如编辑各种刊物，以及为人校订稿件之类，必忠必信，贡献亦多，谱中亦从略不述。

五、本谱材料，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合并声明。

自己找

⑻ 金庸全书中原最强高手是谁，独孤求败不够格，只有两人能争此头衔，他是谁

杨过是金庸笔下最让人仰慕的主角，尽管其他的主角也能够和他一样通过各种奇遇之后得到一身神功加持，

但能够做到让全国女子都“一见杨过误终身”的也就只有杨过了，不过在武侠的国际中只有强者才会备受推重，那么《神雕侠侣》后期的杨过算得上是全国第一高手吗？

祖师爷青灵子实力应该还在他之上，作为开宗立派的祖师，天赋不用多说，实力只怕是远超杨过，之所以给杨过体面，应该是杨过多年行侠仗义有些威望，并非实力不如杨过而含蓄容许。

再看这烟波钓叟，原著中清晰提到了黄药师对他的看法：“忽听得有人中夜传呼，来访烟波钓叟，说有个什么神雕侠，邀他赴襄阳一会。

那个烟波钓叟武功不弱，性儿却有点古怪。我老头子担起心来，生怕他私自要对我的好女儿、好女婿晦气，所以悄然跟了来。

”对他女儿晦气到有或许，但对女婿郭靖晦气谈何容易，可想而知，烟波钓叟的实力也在五绝水平线之上，从这个视点来说，杨过也难以打败他。

纵观《神雕侠侣》全书，尽管杨过有一身神功，但即使是到了故事后期他也很难说能够战胜郭靖、周伯通、小龙女、觉远、斗酒僧、青灵子、烟波钓叟这七位高手。

⑼ 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大师

不是没有，只是不那么有名而已。
实际上也是有的，只不过不如以前出名而已。民国时候大师多是人文方面，而且是很有名很受尊重的，现在的真正科研人员，要么保密，不保密的外界也不太了解。
比如屠呦呦，就是一个医学大师。但要不是得了诺奖，怕是也没人知道吧。比如说黄旭华（核潜艇之父）这样的科学家，三十多年，连自己家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的大师，一般人也不知道呀。
至于人文方面，也是有的，比如马未都。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创办人及现任馆长，《中国网》专栏作家，著名收藏家鉴赏家。这位就是放在民国，也算得上大师了。
实际上，民国时候厉害的人不那么多，能是教授的，基本就是后世的大师了。反倒现在教授多如狗，也就不被人当大师了。实际上水平差的也不可能太多。而且民国的大师，也就是现在非常有名，在当时，他们也不可能比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这些大军阀有名的，甚至在民间都不一定有梅兰芳、还珠楼主等人有名。就像现在的大师，也不如中央领导还有娱乐明星有名一样。

⑽ 民国“大师”为何如此之多在现代，他们还是“大师”吗

民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和教育碰撞激烈的一个时期，中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在不停进行交汇的同时，产生的一大部分的“大师”。他们为我国的文学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思想的发展。那如果把民国的大师放到现代，他们还能有曾经如此的成就吗？在民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大师”呢？

俗话讲“一山更比一山高”。这句话就是对现代的完美体现，在如今知识共享的年代，所有人都在不断地进行学习，也许自己本身已经算是厉害了，但是仍然会有人不停地超越你，所以若是把民国的大师放到现代， 他们几乎也是不可能拥有在当时的成就的，这是时势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