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宠而骄旗袍

1. 你觉着哪个影视角色塑造的很成功

我觉得塑造影视角色成功的有很多。

美女如花，风华绝代，周星驰御用“美女”如花真面---李健任。他高大，但是宅心仁厚；他猥琐，但是谈吐优雅；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但让你如此刻骨铭心。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但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如花”。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挖鼻孔是他的招牌动作，就像周星驰的狂笑，就像梁朝伟的电眼，就像周润发的巧克力。不管他俏扮美少女挖着鼻孔大喊”食神“被踢翻在地，还是张牙舞爪以后宫佳丽三千之势逼迫皇帝张达明悄悄落泪，或者挖着鼻孔吹嘘自己就是本地当红炸子鸡，如花总是细语柔声地翘着兰花指挖着大鼻孔。

2. 丁默邨的旗袍陷阱

郑苹如是浙江兰溪人，1918年生。
父亲郑越，字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可说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在东京时结识了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花子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国，改名为郑华君。
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而郑英伯在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江苏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郑苹如在明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曾当过这个中学的校长，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抗战爆发后，郑苹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沦陷后，她以自身的优越条件（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卓越的日语能力），担任抗日的地下工作，她加入了中统，这时她只有19岁。她花样年华，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当时全中国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画报》，在1937年7月的130期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郑苹如是位极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她大约出于这样的考虑。但上级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近卫文隆才不知不觉地逃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
郑苹如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一情报，因此政府对她极为倚重。于是，他们把制裁汉奸丁默村的重要任务交给她。
日伪时期，汪精卫政权在当时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是原军统第三处处长，在汉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伪，破坏抗战。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邨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丁默邨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邨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邨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苹如便赶到沪西陪丁默邨直到傍晚。丁默邨说要去虹口，郑苹如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路、戈登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拽着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邨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邨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默邨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苹如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邨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默邨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对郑苹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于是她继续与丁默邨虚与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但她哪知丁默邨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因此在第三天当郑苹如驱车到76号要见丁默邨时，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住，她被关进76号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畲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丁默邨自然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邨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
但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三十七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邨与李士群都不知道。
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押出郑苹如，谎称丁默邨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22岁。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郑苹如的哥哥郑海澄在1944年的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丁默邨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

3. 情人这词是什么时候来的

“情人”这个词，先前可没有这么动听。我想，它先前应该叫做“情妇”，这个词曾经把诚实善良的老百姓吓得要死。因为一听情妇这个词，就会联想到身穿旗袍双眉高挑、指间夹一根香烟、倚门而站的美丽刁钻女子。情妇一词含有极深的贬意，暗指其人并非良家妇女，作风不正品行不端，有着丰富多彩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情妇美丽妖娆，恃宠而骄，言语放肆。她追求物质享受，她珠光宝气，她风情万种。情妇一词甚至暗指对方必然是有权有势的男人，比如高官，比如黑帮老大。现在的情况略为好转，情妇的说法好象消失了，一般有钱人通常称为“二奶”、“小蜜”这类词汇，至于普通百姓，书面语叫做“第三者”，口头语叫“相好”、“姘头”。最后就洋为中用，为不合情的事找一顶合情的帽子，于是时势造就了“情人”这个词，情人也就成了时髦。现在，也只有“情人”这个词语才老少皆宜，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可以套用，而且还显得斯文优雅。所以现在情人大行其道，找情人成为平常，实在应该归功于这个名称的变迁。

4. 历史第一奇女子，本是绝色红颜，为何却敢怒打君王

历史第一奇女子，本是绝色红颜，为何却敢怒打君王，觉得他称为奇女子，肯定有奇特之处，君王爱红颜红颜打了君王可称为奇女子，但是君王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吧。

5. 慈禧为什么要当众扒下珍妃旗袍

慈禧之所以讨厌珍妃，是因为珍妃和慈禧对着干，多次忤逆慈禧太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之后，慈禧趁机把珍妃投入到井中。慈禧与珍妃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之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慌忙逃向西安。在紫禁城里，慈禧趁机把珍妃投入到井里溺死，终年24岁。

可以这么说，珍妃的死跟她自己的性格密不可分。戊戌变法发生之后，珍妃支持光绪皇帝变法，也进一步得罪慈禧。但是，珍妃年仅24岁便早逝，也是相当可惜。

6. 慈禧为何当众扒下珍妃旗袍呢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珍妃来说是遭受天大的羞辱的一天。

珍妃是光绪心中最爱的美人，小萝莉一样的美眉，活泼可爱，无心机。生性乖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每天与光绪形影不离。珍妃恃宠而骄，穿衣打扮爱随从自己喜好，不喜宫服，甚至女扮男装，穿光绪龙袍和光绪嬉戏，购置照相机在宫中照相让慈禧很不爽。慈禧的亲侄女隆裕皇后驼背，相貌丑陋，她比珍妃大8岁。作为一个正室让小妾抢尽风头，她心生妒忌，顾影自怜又怨又恨。于是就和李莲英买通珍妃宫内的太监，把一只男人的靴子偷偷放在珍妃的宫内，栽赃她有外遇。向慈禧告状，慈禧大怒，“褫衣廷杖”了珍妃的贴身宫女，一个姓白的宫女，珍妃侥幸躲过一劫。

7. 《甄嬛传》初始定妆照流出，浣碧祺贵人还好，看到甄嬛是不是幸亏改了

《甄嬛传》初始定妆照流出让人不忍直视，许多网友说幸亏改了啊。

看来任何事物的成功都有着背后的原因啊，你喜欢看甄嬛传么？

8. 宫斗虐戏梗

-/.因雅贵人受帝宠，其恃宠而骄。次日辰时，至帝后宫中请安时，身着赤红色旗袍。帝后视后，大怒，罚其跪与宫外肆个时辰./

9. 当年推珍妃投井的大太监崔玉贵后来怎么样了

故宫宁寿宫中有一口普通的水井，两侧凿了圆孔，一个铁棍从中穿过，这是为了防止人们意外跌入其中而设置的，而这里也确实因为一人成为著名的景点，这就是珍妃井。

当年珍妃便是在这里殒命的，人们常言成为皇帝的女人便是飞上枝头当凤凰，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珍妃作为一个光绪帝的宠妃是如何落得个如此下场？

出宫的崔玉贵随后捐赠了680多亩土地给关帝庙，自己则和一位徒弟居住在庙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1926年因背痈去世，因为太监不能够进入祖坟的原因，所以他生前便安排了一大片墓地，就是如今的金山宝藏寺的墓地。

珍妃的一生短暂而凄惨，但是她最终被太监崔玉贵推入井中也许并无道理，似乎是必然。古代尤其注重后宫干政，更是排斥这种恃宠而骄，而珍妃显然都涉及到了。买官卖官何等大事，恐怕放到康乾时期，直接就会被赐死，更何况这时的光绪帝还是一位没有实权的君主，根本无法报她，而整个大权都在慈禧太后这位厉害的女人手中。

也许这样天真浪漫的性格真不适合危机四伏的后宫，会被他人利用，会被他人陷害。相较于这一点，她的姐姐谨妃就做得比较好，知分寸，在后宫中小心谨慎的生活，所以活得更久一些。最终更是到达了太妃的位置，在后宫中威望甚高，甚至将妹妹葬到本该属于她的崇陵妃园寝。

10. 王安忆的长恨歌

[内容提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