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简述抗菌药物的作用机理和细菌耐药性产生的机制
抗菌药物的作用机理： 1.阻断细菌细胞壁的合成 G+菌的粘肽层厚而致密，G-菌的粘肽层薄而疏松。磷霉素、万古霉素作用于细胞壁粘肽合成的早期，而β－内酰胺类主要作用于细胞壁粘肽层的晚期，使细菌无法合成细胞壁。 2.影响菌体蛋白质的合成 四环素作用于30S亚基，氯霉素、红霉素、林可霉素作用于50S亚基，氨基糖甙类作用于蛋白质合成的全过程。 3.影响细菌细胞膜的通透性 多粘菌素与膜内磷脂结合，使细胞膜裂开，细胞内重要物质外漏和细菌死亡。多烯类主要与细胞膜上的麦角固醇结合，使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咪唑类抑制真菌细胞膜中固醇类的生物合成而影响细胞膜的完整性。 4.影响叶酸的代谢 磺胺类、乙胺丁醇、异烟肼等 5.影响核酸代谢 喹诺酮类药物作用于DNA螺旋酶，干扰DNA复制。氟胞嘧啶、利福平、呋喃妥因阻抑DNA和RNA合成。 耐药性产生的机制 1. 产生灭活酶 2. 改变药物作用的靶位 3. 降低细胞膜的通透性 4. 主动转运泵作用 5. 细菌改变代谢途径
Ⅱ 消灭结核病的抗菌素是如何诞生的
结核杆菌可是非常凶恶、顽固的，就连弗莱明发明的神奇的青毒素也拿它无可奈何。“发明出一种新的可以制服它的抗菌素！”许多医学工作者在为这个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美国细菌学家华斯曼就是其中勤勉的一个。
华斯曼准备了好几百个培养皿，把结核菌接种在一个个培养皿上，然后又不辞劳苦地从世界各地采集了许许多多泥土标本。他知道土壤是微生物安居乐业的一个大本营，即使是米粒大小的一块泥土，也会混杂有成千上万的细菌和霉菌。华斯曼深信，在这么多泥土标本中，一定能够找到一种可以消灭结核菌的抗菌素。
华斯曼把一份份泥土一一放在有结核菌生长着的培养皿里，然后每天观察着培养皿上的变化，看看有哪一个培养皿里的结核菌会被泥土里的霉菌所溶化。
已经有好几百种土样被试验过了，居然毫无收获。倔强的华斯曼又从南美洲、亚洲、澳洲和欧洲，取来了更多的泥土标本。经他分析过的泥土已累积到1000多份了。
1944年的一天，华斯曼终于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溶菌现象，能够杀灭结核菌的霉菌终究还是从泥土标本中找到了！华斯曼立即把它分离出来，经过一系列鉴定和分析，确定了这是一种灰色链霉菌，它所分泌的那种能够抑制结核菌的抗菌素，就是链霉素。
过去，人们得了结核病只有死路一条，许多杰出的人士如鲁迅、肖邦、别林斯基等，都是被它夺走生命的。现在，它不再是一种绝症，甚至不再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了——人类在征服结核病的接力赛中，完成了最重要的一环！以后，人们又发明了比链霉素更重要的药物“雷米封”，这种特效药品更使结核菌难以肆虐了。
Ⅲ 抗生素是谁制造出来的
这些能化险为夷、功不可没的抗生素正是由放线菌产生出来的。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使用的抗生素药品约有80％来自于放线菌。我们熟悉的链霉素是由一种叫灰色链丝菌的放线菌产生的，它对肺结核病非常有效。在福建省土壤中找到的龟裂链丝菌，它能产生巴龙霉素，是治疗阿米巴痢疾和肠炎的特效药。从山东济南土壤中找到一种放线菌产生创新霉素，它最适宜治疗大肠杆菌引起的各种感染。对烧伤病人防止致病菌感染的有小单孢菌产生的庆大霉素和由小金色放线菌产生的春雷霉素。由龟裂链丝菌产生的金霉素和四环素、委内瑞拉链丝菌产生的氯霉素以及许多链丝菌都能产生的新霉素可以用来治疗多种疾病。因为这些抗生素能抑制许多致病菌，所以又有广谱抗菌素之称。由红链丝菌产生的红霉素和在贵州土壤中分离的一种放线菌产生的万古霉素常常用来治疗其他抗生素医治无效的疾病。由放线菌产生的克念菌素、制霉菌素能抑制致病的真菌。此外，放线菌产生的抗癌抗生素也已经应用于临床。
Ⅳ 外科预防用抗菌药物的选择及给药方法有哪些内容
外科预防用抗菌药物的选择及给药方法：抗菌药物的选择视预防目的而定。为预防术后切口感染，应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以下简称金葡菌）选用药物。预防手术部位感染或全身性感染，则需依据手术野污染或可能的污染菌种类选用，如结肠或直肠手术前应选用对大肠埃希菌和脆弱拟杆菌有效的抗菌药物。选用的抗菌药物必须是疗效肯定、安全、使用方便及价格相对较低的品种。
给药方法：接受清洁手术者，在术前0.5～2小时内给药，或麻醉开始时给药，使手术切口暴露时局部组织中已达到足以杀灭手术过程中入侵切口细菌的药物浓度。如果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或失血量大(>1500 ml)，可手术中给予第2剂。抗菌药物的有效覆盖时间应包括整个手术过程和手术结束后4小时，总的预防用药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个别情况可延长至48小时。手术时间较短(<2小时)的清洁手术，术前用药一次即可。接受清洁-污染手术者的手术时预防用药时间亦为24小时，必要时延长至48小时。污染手术可依据患者情况酌量延长。对手术前已形成感染者，抗菌药物使用时间应按治疗性应用而定。
Ⅳ 抗生素是什么药啊
用途简介
抗生素以前被称为抗菌素，事实上它不仅能杀灭细菌而且对霉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其它致病微生物也有良好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近年来通常将抗菌素改称为抗生素。抗生素可以是某些微生物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用于治病的抗生素除由此直接提取外；还有完全用人工合成或部分人工合成的。通俗地讲，抗生素就是用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或抑制致病微生物感染的药物。 重复使用一种抗生素可能会使致病菌产生抗药性。之所以现在提出杜绝滥用抗生素此乃是原因之一。科学地使用抗生素是有的放矢。通常建议做细菌培养并作药敏试验，根据药敏试验的结果选用极度敏感药物，这样就避免了盲目性，而且也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抗生素等抗菌剂的抑菌或杀菌作用，主要是针对“细菌有而人（或其它高等动植物）没有”的机制进行杀伤，有4大类作用机理： 阻碍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导致细菌在低渗透压环境下膨胀破裂死亡，以这种方式作用的抗生素主要是β-内酰胺类抗生素。哺乳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不受这类药物的影响。 与细菌细胞膜相互作用，增强细菌细胞膜的通透性、打开膜上的离子通道，让细菌内部的有用物质漏出菌体或电解质平衡失调而死。以这种方式作用的抗生素有多粘菌素和短杆菌肽等。 与细菌核糖体或其反应底物（如tRNA、mRNA）相互所用，抑制蛋白质的合成——这意味着细胞存活所必需的结构蛋白和酶不能被合成。以这种方式作用的抗生素包括四环素类抗生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氯霉素等。 阻碍细菌DNA的复制和转录，阻碍DNA复制将导致细菌细胞分裂繁殖受阻，阻碍DNA转录成mRNA则导致后续的mRNA翻译合成蛋白的过程受阻。以这种方式作用的主要是人工合成的抗菌剂喹诺酮类（如氧氟沙星）。编辑本段政策规划
我国现状
中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也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年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3万吨，其余自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138克左右(美国仅13克)。 据2006~2007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抗生素，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22%~25%。中国的妇产科长期以来都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妇产科多年的统计显示，目前青霉素的耐药性几乎达到100%。而中国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则高达70%，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 另据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49%，其中细菌感染性占全部疾病的18%~21%，也就是说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每年有8万人因此死亡。这些数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政策提出
2011年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首届合理用药大会在这一天召开，恰好契合了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抵御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北京共有协和医院、积水潭医院、宣武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等首批20家三级和二级医院正在参与处方集中点评。重点监测内容就是抗生素的使用情况。 市卫生局去年成立了北京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会下面分为8个工作组，包括处方点评组、药事管理组、抗菌药物与细菌耐药监测组、合理用药与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组、中药组、药品质量管理组、临床药学组、学科建设与药学研究组。 其中，处方点评组的专家委员将每月收集二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处方点评数据。二三级医院每个月要随机抽样100张处方，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注射剂占门诊处方的比例，抗生素占门诊处方的比例，每张处方平均用药数量，每张处方平均金额等。这些数据需要上报专家委员会。 此次处方集中点评的重点监测对象是抗生素，尤其是卫生部限制使用的特殊管理类抗生素，如万古霉素，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由高级职称的医师开具处方，必要时还需要院内会诊，因此在处方集中点评时将会备受专家关注。 原则上，目前三级医院的门诊处方中，抗生素用量一般占整张处方用药量的15%左右。如果某些医疗机构对抗生素的用量大大超出平均水平，将被公示和干预。此外，专家委员会还将定期对全市的各种抗生素用药进行大排名，辅助治疗的抗生素用药或中药注射剂如果位列前十名，即说明医疗机构存在不合理用药问题，将被干预和调整。 为了扭转滥用抗菌素的现状，世卫组织今年推出了6项政策一揽子计划，包括与社会多方合作并制定国家计划、加强监测和实验室能力、确保有质量保证的基本药物的连续可及、减少抗菌素在食用动物中的使用、强化感染预防与控制、支持创新和研发新工具等。 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把抗菌素药品的使用作为考核医院政绩和工作的重要指标，并将组织全国性的督导行为，对于违纪违规的医院、医生采取严厉措施。如果有些医疗机构不执行卫生部相关规定，可能被降级。编辑本段发现历史
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某些微生物对另外一些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有抑制作用，把这种现象称为抗生。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终于揭示出抗生现象的本质，从某些微生物体内找到了具有抗生作用的物质，并把这种物质称为抗生素，如青霉菌产生的青霉素，灰色链丝菌产生的链霉素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所以人们把由某些微生物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对某些其他病原微生物具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一类化学物质称为抗生素。由于最初发现的一些抗生素主要对细菌有杀灭作用，所以一度将抗生素称为抗菌素。但是随着抗生素的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抗病毒、抗衣原体、抗支原体，甚至抗肿瘤的抗生素也纷纷发现并用于临床，显然称为抗菌素就不妥，还是称为抗生素更符合实际了。抗肿瘤（antineoplastic) 抗生素的出现，说明微生物产生的化学物质除了原先所说的抑制或杀灭某些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之外，还具有抑制癌细胞的增殖或代谢的作用，因此现代抗生素的定义应当为：由某些微生物产生的化学物质，能抑制微生物和其他细胞增殖的物质叫做抗生素。
抗生素分子式
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培养皿中培养细菌时，发现从空气中偶然落在培养基上的青霉菌长出的菌落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他认为是青霉菌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分泌到培养基里抑制了细菌的生长。这种化学物质便是最先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明和另外两位科学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青霉素提取出来制成了制服细菌感染的物资药品。因为在战争期间，防止战伤感染的药品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美国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原子弹同等重要的地位。1943年，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当时还在抗日后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微生物学家朱既明，也从长霉的皮革上分离到了青霉菌，并且用这种青霉菌制造出了青霉素。 1947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又在放线菌中发现、并且制成了治疗结核病的链霉素。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近万种抗生素。不过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毒性太大，适合作为治疗人类或牲畜传染病的药品还不到百种。后来人们发现，抗生素并不是都能抑制微生物生长，有些是能够抑制寄生虫的，有的能够除草，有的可以用来治疗心血管病，还有的可以抑制人体的免疫反应，可以用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家们把抗生素的范围扩大了，给了一个机关报的名称，叫做生物药物素。编辑本段使用历史
1877年，Pasteur和Joubert首先认识到微生物产品有可能成为治疗药物，他们发表了实验观察，即普通的微生物能抑制尿中炭疽杆菌的生长。 1928年，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能杀死致命的细菌的青霉菌。青霉素治愈了梅毒和淋病，而且在当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副作用。 1936年，磺胺的临床应用开创了现代抗微生物化疗的新纪元。 1944年在新泽西大学分离出来第二种抗生素链霉素，它有效治愈了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结核。 1947年出现氯霉素，它主要针对痢疾、炭疽病菌，治疗轻度感染。 1948年四环素出现，这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在当时看来，它能够在还未确诊的情况下有效地使用。今天四环素基本上只被用于家畜饲养。 1956年礼来公司发明了万古霉素被称为抗生素的最后武器。因为它对G+细菌细胞壁、细胞膜和RNA有三重杀菌机制，不易诱导细菌对其产生耐药。 1980年代喹诺酮类药物出现。和其他抗菌药不同，它们破坏细菌染色体，不受基因交换耐药性的影响。 1992年，这类药物中的一个变体因为造成肝肾功能紊乱被美国取缔，但在发展中国家仍有使用。编辑本段用途简介
抗生素以前被称为抗菌素，事实上它不仅能杀灭细菌而且对霉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其它致病微生物也有良好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近年来通常将抗菌素改称为抗生素。抗生素可以是某些微生物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用于治病的抗生素除由此直接提取外；还有完全用人工合成或部分人工合成的。通俗地讲，抗生素就是用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或抑制致病微生物感染的药物。 重复使用一种抗生素可能会使致病菌产生抗药性。之所以现在提出杜绝滥用抗生素此乃是原因之一。科学地使用抗生素是有的放矢。通常建议做细菌培养并作药敏试验，根据药敏试验的结果选用极度敏感药物，这样就避免了盲目性，而且也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编辑本段杀菌作用
作用机制
抗生素杀菌作用主要有4种机制：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与细胞膜相互作用、干扰蛋白质的合成以及抑制核酸的转录和复制抑制。
杀菌过程
抑制细胞壁的合成 抑制细胞壁的合成会导致细菌细胞破裂死亡，以这种方式作用的抗菌药物包括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哺乳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不受这些药物的影响。细菌的细胞壁主要是肽聚糖，而合成肽链的细胞器为核糖体，核糖体是细菌的唯一细胞器。 但是使用频繁会导致细菌的抗药性增强。 这一作用的达成依赖于细菌细胞壁的一种蛋白，通常称为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β内酰胺类抗生素能和这种蛋白结合从而抑制细胞壁的合成，所以PBPs也是这类药物的作用靶点。 与细胞膜相互作用 一些抗菌素与细胞的细胞膜相互作用而影响膜的渗透性，这对细胞具有致命的作用。以这种方式作用的抗生素有多粘菌素和短杆菌素。 干扰蛋白质的合成 干扰蛋白质的合成意味着细胞存活所必需的酶不能被合成。干扰蛋白质合成的抗生素包括福霉素（放线菌素）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和氯霉素。 抑制核酸的转录和复制抑制 核酸的功能阻止了细胞分裂和/或所需酶的合成。以这种方式作用的抗生素包括萘啶酸和二氯基吖啶。编辑本段使用说明
使用原则
临床应用抗生素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严格掌握适应证凡属可用可不用的尽量不用；而且除考虑抗生素的抗菌作用的针对性外，还必须掌握药物的不良反应和体内过程与疗效的关系。 （二）发热原因不明者不宜采用抗生素除病情危重且高度怀疑为细菌感染者外，发热原因不明者不宜用抗生素，因抗生素用后常使致病微生物不易检出，且使临床表现不典型，影响临床确诊，延误治疗。
Ⅵ 抗菌药物的作用机制
抗菌药物作用主要是通过干扰病原微生物的生理生化代谢过程产生抗菌作用。1、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青霉素与头孢菌素类均能抑制胞壁粘肽合成酶（包括转肽酶、羧胎酶、内肽酶），从而阻碍细胞壁肽聚糖的合成，使细胞壁缺损，菌体破裂死亡。2、抑制细胞膜功能：通过抑制细胞膜功能发挥抗菌作用的抗生素，主要包括两性霉素B、多粘菌素和制霉菌素等。这类抗生素使细胞膜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大分子和离子从细胞内向细胞外泄漏，细胞受到损伤而导致细菌死亡。3、抑制或干扰细菌细胞蛋白质合成：抑制蛋白质合成的抗生素主要有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和氯霉素类等。这类抗生素各自结合到细菌核糖体70S的30S亚基或50S亚基上，阻断肽链形成复合物的始动、错读或干扰新的氨基酸结合到新的肽链上等，作用于蛋白质生物合成环节的某一部位，产生抑菌甚至杀菌的作用。4、抑制核酸合成的抗菌药物主要有喹诺酮类、磺胺类及其增效剂等。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是有效的核酸合成抑制剂，其抑制DNA螺旋酶（拓扑异构酶Ⅱ），阻碍DNA生物合成，从而导致细菌死亡；磺胺类药物为对氨基苯甲酸（PABA）的类似物，可与其竞争二氢叶酸合成酶，阻碍叶酸的合成；磺胺增效剂三甲氧苄氨嘧啶抑制细菌的二氢叶酸还原酶，阻止四氢叶酸的合成，两者合用，依次抑制二氢叶酸合成酶和还原酶，起到双重阻断，抗菌作用增强。
Ⅶ 抗菌素产生广泛耐药性的原因
"一般认为,一种药物在临床应用二年内就发生耐药者, 继续使用耐药性可继续存在或进一步发展;若二年内未发生耐药者, 即使长期使用也不会发生耐药现象。"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产生与对策
（全军抗感染药物临床应用培训班讲稿 孙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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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resistance) 又称抗药性,是微生物对抗微生物药物的相对抗性。微生物产生耐药性是自然界的规律。生物进化论早就指出 “适者生存” 。即微生物耐药性的产生,是耐药基因长期进化的必然结果, 并非在抗微生物药物问市之后才出现。大千世界，有矛就有盾, 有抗微生物药物就一定有对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存在。一种新耐药菌株的出现, 也必然会有一种制服它的新药产生。同样,人类也是在与大自然不断斗争中求生存获发展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并非都是坏事, 如人体内正常菌丛,其产生的耐药性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能确保不易发生菌群失调, 不给真菌等条件致病菌以可乘之机。
微生物耐药性的特点
耐药性分为：固有耐药性、获得耐药性、多重耐药性以及交叉耐药性。固有耐药性也称天然耐药性（natural resistance）或内源性耐药性（Intrinsic resistance）,它决定抗菌药的抗菌谱。耐药基因一是由染色体编码介导, 即DNA或RNA突变所致，前者如喹诺酮类对大肠杆菌耐药,;后者如利福平对结核杆菌耐药。其特点是发生率较低(1/105~109) 。另一是由质粒(plasmid, 又称R-质粒)介导, 特点是方式多(转化、转导、结合及易位) ,发生率高, 通常表现在产生失活酶或修饰酶而耐药, 在抗生素年代以前就有质粒存在, 但很少携带耐药基因, 自抗菌药使用以来, 质粒己成为捕获或传播耐药基因的最佳载体,。此外, 质粒中的许多耐药决定簇曾源于其他菌种的染色体基因, 如质粒介导的SHV型β-内酰胺酶就是来自肺炎克雷白杆菌染色体。耐药基因不仅可垂直传给子代；更重要的是可在不同微生物的种属间进行水平传播，从而给临床治疗带来重重困难。当前细菌耐药形势日趋严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致病微生物和非致病(条件)微生物或多或少均有耐药株, 其中典型的耐药菌主要有：1961年的对b-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的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1967年和1992年的对b-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的耐青霉素肺炎球菌（PRSP），1986年的对糖肽类抗生素耐药的耐糖肽肠球菌（GRE）和同年发现的对糖肽类抗生素耐药的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1990年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的b-内酰胺酶阴性耐氨苄西林流感嗜血杆菌（BLNAR），1991年的产金属b-内酰胺酶的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铜绿假单孢杆菌和沙雷菌（MBL），1992年的耐全部抗结核药的耐多药结核杆菌（MDR-TB），1997年的耐糖肽类抗生素的耐糖肽金葡菌（GISA），1998年的耐包括三代头孢、单环类在内的大多数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超广谱酶（ESBLs，40多种细菌可以产生）的革兰阴性菌。2002年10月又发现耐万古霉素的金葡菌（VRSA）。
获得性耐药性(acquired resistance) 是指以前敏感以后变为耐药者, 即微生物接触抗微生物药物后, 由于遗传基因的变化、生存代谢途径的改变而产生的耐药性。依据耐药程度的不同, 获得性耐药性可分为相对耐药性(又称中间耐药性)和绝对耐药性(又称高度耐药性), 前者是在一定时间内MIC逐渐升高, 后者则是由于突变,即使高浓度亦无抗菌活性,如耐庆大霉素的铜绿假单胞菌。根据来源不同,又将获得性耐药性分为社会获得性耐药性和医院获得性耐药性, 后者更多更难治疗。常见医院获得性耐药菌株为：MRSA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性降低的葡萄球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多重耐药菌有假单孢菌、克雷白杆菌属以及肠杆菌属；常见社会获得性耐药菌株有产b内酰胺酶的大肠杆菌属、嗜血杆菌以及耐阿莫西林的卡他莫拉菌，耐药肺炎球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沙门菌属、志贺菌属、弯曲菌属以及耐青霉素淋病奈瑟菌属。临床上,还根据抗微生物药物发生耐药性的可能性,分为高耐药可能性药物和低(或无)耐药可能性药物, 前者临床应限制使用, 如氨苄西林、羧苄西林、庆大霉素、四环素、环丙沙星、头孢他啶以及万古霉素; 后者临床可不限制或优先使用, 如哌拉西林、阿米卡星、多西环素、喹诺酮类(除环丙沙星外)、三代头孢菌素、头孢吡肟以及美罗培南等
多重耐药性(multiple resistance, MDR) 系指同时对多种常用抗微生物药物发生的耐药性, 主要机制是外排膜泵基因突变, 其次是外膜渗透性的改变和产生超广谱酶。最多见的是革兰阳性菌的MDR-TB和MDR-MRSA, 以及常在ICU中出现的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仅对青霉烯类敏感;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几乎对复方新诺明以外的全部抗菌药耐药。MDR的出现决定了联合用药的必然; MDR菌株的高频率出现, 意味着抗微生物药物时代即将结束。
交叉耐药性(cross resistance) 是指药物间的耐药性互相传递, 主要发生在结构相似的抗菌药物之间。如目前大肠杆菌对喹诺酮类的交叉耐药率巳超过60%。此外,有些抗菌药在体外药敏试验呈耐药, 但在体内仍具抗菌活性者, 称为假性耐药(pseudoresistance) 。
值得注意的是耐药性的形成与用药剂量大小、时间长短并非绝对相关, 如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吡肟和美罗培南迄今很少耐药; 呋喃妥英己用50多年, 其敏感株仍末发现明显耐药。一般认为,一种药物在临床应用二年内就发生耐药者, 继续使用耐药性可继续存在或进一步发展;若二年内未发生耐药者, 即使长期使用也不会发生耐药现象。
微生物耐药率不断增加
全球性抗微生物药物的大量应用和滥用, 无疑给微生物增加了极大的“抗菌压力”, 促使耐药菌株不断地增加。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减少这种压力, 耐药率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因国家、地区、时间的不同而耐药率有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为此, 不能照搬各国的抗微生物指南和教科书。
2001年李家泰等代表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研究组(BRSSG), 对1998~1999年从13家医院分离的2081株致病菌进行敏感试验, 结果,MRSA检出率为27.55%,院内感染(HAI) 明显高于社区感染(CAI), 分别为81.82%和21.84%;PRSP的检出率为22.50%,对红霉素为42.5%,对环丙沙星为65%,氧氟沙星为22.5%;未发现VRSA和VRE,;大肠杆菌对各种喹诺酮类呈交叉耐药, 耐药率高达60%。
2003年李家泰等代表BRSSG对2000~2001年从13家医院分离的805株革兰阳性菌, 结果,MRSA检出率为37.4%,其中HAI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AI, 分别为89.2%和30.2%;MRSE为33.8%,PRSP为26.6%,屎肠球菌(AREF)对氨苄青霉素耐药率为73.8%,远高于对粪肠球菌的16.4%。但未发现耐万古霉素的金葡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以及肠球菌。说明MDR如MRSA、PRSP、AREF等耐药状况与1998~1999年监测结果相似。
另据我国国家细菌耐药性监测中心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2002年报告(6个省市、60余家医院)：对MRSA的平均耐药率，1988年为34.8%，1999年为33.8%，2000年为29.7%,其中对庆大霉素的耐药率为65.7%，氯霉素为44%，环丙沙星为73.7%,红霉素为89.1%,复方新诺明为67%,四环素为61%,MDR为9.7%。在全球MRSA感染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代名词；对表皮葡萄球菌，青霉素的耐药率为92.5%，苯唑西林为69.5%,环丙沙星为45.9%，红霉素为75.8%，庆大霉素为22.9%，氯霉素为38.2%，克林霉素为44%,四环素为55.4%，头孢噻肟为8.7%，复方新诺明为73.9%；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率，青霉素为92.9%，苯唑西林为29.8%%,环丙沙星为36.4%，红霉素为71.3%，庆大霉素为31.5%，氯霉素为24.2%,克林霉素为43.1%,复方新诺明为41.3%，四环素为47.5%，头孢噻肟为26.5%;对肠球菌(屎、粪)的耐药率，万古霉素为11.2%~22%，环丙沙星为76.9%~78%，青霉素为63.6%~28.9%，四环素为69.9%~79.9%，氯霉素为46.7%~57.6%，庆大霉素(高浓度)为62.4%~50.5%；对VRE的耐药率万古霉素为100%，环丙沙星为56%，青霉素为42.3%，氨苄西林为46.2%，四环素为60.4%，氯霉素为58.1%，庆大霉素（高浓度）为33.3%；对PRSP的耐药率青霉素为22.5%，苯唑西林为17.5%，头孢呋欣为22.5%，环丙沙星为45%，红霉素为40%,且对青霉素高度耐药的PRSP常为MDR，；对铜绿假单孢菌的耐药率, 1994年与2000年相比：阿米卡星由7.9%升至 14%，头孢哌酮由12.9%升至22.1%，头孢他啶由10.0%升至18.1%，环丙沙星由8.9%升至21.0%，庆大霉素由27.1%升至33.0%，哌拉西林由14.9%升至27.0%
；对多重耐药的铜绿假单孢菌的耐药率1994与2000年相比：双重耐药菌由10.8%升至15.3%，三重耐药菌由4.5%升至11.6%，四重耐药菌由4.1%升至9.3%；对沙门菌属(包括伤寒、副伤寒、非伤寒)的耐药率,1994~1997与1998~2000年相比：氨苄西林为4.4%~43.5%，氯霉素为0~28.3%，复方新诺明为16.7%~ 49.5%，四环素为0~50%，环丙沙星为0.6%~15.9%，头孢噻肟为0.6%~14.6%，头孢他啶为0~11.5%，头孢曲松分别为0~0。
一项国际性研究, 包括欧洲四国(法、德、意、西) 、加拿大及美国,研宄了2000~2001年从实验室分离的>125,000株革兰阴性菌,对广谱头孢菌素的敏感性, 药物主要为头孢曲松、头孢噻肟等7种头孢菌素。结果, 大肠杆菌的敏感率>97%,高于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奇异变形杆菌的敏感率>99%(除意大利为81%外); 克雷伯肺炎杆菌敏感率为86.6%~98.7%,催产肺炎杆菌敏感率为83.5%~99.7%;粘质沙雷蔺和摩根变形杆菌的敏感率为85%~95%,高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环丙沙星 ; 两药对阴沟肠秆菌和产气肠杆菌敏感率稍差, 分别为56.8%~78.8%和48.2%~80.9%。作者认为, 在目前注射用广谱头孢菌素尽管己用了20年,但对多数临床重要的革兰阴性菌仍有很好疗效。
王辉、陈民钧代表中国医院内病原菌耐药监测网(1990年成立的一项全球性监测网络, 我国于1994年参加) ，对1994~2001年排名前五位的革兰阴性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不动杆菌属、肠杆菌属以及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耐药情况进行了研宄。累计42个城市、32所医院ICU中的10,279株菌, 共观察12种抗菌药的敏感率。结果,历年敏感率最高的是亚胺培南，7年间始终保持在84%-89%之间，平均为87%；其次是头孢哌酮/舒巴坦（80%敏感），但它的敏感率从1994年的86%降至2001年的75%；阿米卡星为75%，与头孢他啶75%、头孢吡肟72%、哌拉西林/三唑巴坦71%相近。环丙沙星的敏感率巳从69%降至56%。其他抗生素的敏感率均不足50%，包括头孢噻肟、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其中，铜绿假单胞菌对11种抗菌药的敏感率均在下降，如亚胺培南、头孢他啶的敏感率，分别从1994年的96%、92%降至2001年的75%和79%，两药的MIC90分别升高16倍和8倍; 敏感率下降最明显的是替卡西林/头孢他啶克拉维酸，敏感率从1994年的83%降至2001年的58%。其他抗菌药的敏感率降低2~10个百分点。敏感率最高的是阿米卡星83%,哌拉西林/三唑巴坦81%,头孢他啶79%。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耐药率发展迅速，不少抗菌药对某些细菌已几乎无效。但国外明显好于国内。
微生物耐药率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不合理使用和滥用，如美国用于人类抗感染与农牧业应用各占50%，其中用于院内抗感染仅占20%，而社区却占了80%，滥用率为20%~50%；在农牧业中治疗性应用仅占20%，而预防和促生长应用却占了80%，滥用率为40%~80%，每年有4万死亡病例是由耐药菌所致。我国的滥用现象较美国更为严重，WHO对我国滥用抗菌药的评估是：中国97%的病毒性支气管感染患者使用了抗菌药；在初级医疗保健体系中30%~60%患者使用了抗菌药；
私人医师对儿科病人的41%使用了抗菌药；医院获得性感染显著增加；食源性感染大幅度增加。就连FDA在2000年4月刚批准问市的“超级抗菌药”利奈唑胺(Linezolid) , 即在同年的5月~12月巳有5例耐药报告,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呀!总之,细菌耐药性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突出表现在耐药的速度越来越快，耐药的程度越来越重，耐药的微生物越来越多，耐药的频率越来越高，耐药造成的后果越来越棘手，耐药造成的负担越来越不堪承受。自1929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以来，人类和细菌就开展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半个世纪以来，这场竞争总的来说，人类（抗菌药物）始终保持着微弱的领先地位。80年代人们认为已经征服了所有传染病，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幻想。由于滥用抗微生物药物，更加快了微生物耐药基因蔓延的速度。耐药性的产生,使患者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延长患病时间，增加患者死亡的危险性，使流行病发生的时间更长，使其他人感染的危险性增大，使抗感染的费用急剧增加。对耐药菌治疗的所需费用为敏感菌的100倍，如美国因耐药性而使抗感染每年多花400亿美元，其中仅因耐药金葡菌所致感染每年要多花费1.22亿美元，院内感染每年要多花费45亿美元。
微生物耐药的机制
微生物耐药的机制比较复杂，主要有1. 产生药物失活酶,如b内酰胺酶可使b内酰胺类抗生素失效; 如氨基糖苷修饰酶可使氨基糖苷类失效；目前最重要的b内酰胺酶是超广谱b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n beta-lactamases,ESBLs) 、染色体异型酶(AmpC) 和OXA三种。ESBLs 主由质粒介导, 又可分为TEM、SHV、OXA等类型;AmpC既可由染色体介导, 也可由质粒介导, 因对头孢菌素水解率高于青霉素类, 故又称为头孢菌素酶, 迄今巳达30余种 ;OXA是 ESBLs酶的一种，又称金属b内酰胺酶或碳青霉烯水解酶，能灭活青霉素、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培南类)抗生素,甚至能灭活酶抑制剂, 包括克拉维酸、舒巴坦和他唑巴坦。近年还出现了质粒介导的碳青霉烯水解酶, 使细菌对很多广谱抗生素发生耐药。值得强调的是,一种细菌的同一质粒可携带多类抗菌药的耐药基因,即同时可产生多种酶,如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白杆菌可同时产生ESBLs和AmpC, 被称为超超广谱酶(SSBLs), 发生率前者为2.0%,后者为17.1%;2.靶部位发生改变，如细菌PBPs改变使β-内酰胺类耐药;S12蛋白改变使链霉素耐药；3.建立靶旁路系统，如细菌新建青霉素结合蛋白2`(PB2`)，使甲氧西林对金葡菌耐药；4. 代谢途径改变, 抗微生物药物可与细菌生长所必须的某些物质结合, 影响其生长繁殖, 如抗磺胺类细菌能利用自已合成的叶酸, 而不需要外源性PABA;5. 膜(壁)通透性降低，如细菌膜蛋白变性、膜孔蛋白(通道蛋白或外膜蛋白)缺如或形成生物膜，使亚胺培南对铜绿假单孢菌耐药;6. 膜泵外排，目前已知有5个家族、20多种外排泵，是四环素、氯霉素、喹喏酮类等最常见的耐药原因，也是细菌产生MDR的主要原因。
上述机制中1, 2, 3, 4项为专一性耐药，即对某一种或某一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目前已成功得到控制；5,6项为非专一性耐药，即广谱耐药性，目前尚难以控制。现以喹诺酮类药物为例，其耐药机制主要是靶酶的喹诺酮耐药决定区（QRDR）的gyrA的Ser-81· phe或Tyr和parC的Ser-79 ·Tyr基因发生突变所致，如其中一种基因突变时为低水平耐药，两种基因同时突变则为高度耐药；其次为主动外排：常见于多药耐药的喹诺酮类药物。亲水性的喹诺酮类如环丙沙星、司帕沙星等较疏水性的加替沙星、格帕沙星更易通过膜孔（Prone）外排；分子中C7位为大基团取代基的莫西沙星也更易外排。
防止细菌耐药的对策
目前采取的对策有：1. 制定抗微生物药物应用指南, 并强制实施;2. 明确各级医疗诊所、医院处方范围,明确各级医师处方权限;3.根据药效学/药动学特征制订方案, 尽早根据药敏试验选药；4.原则上尽量选用窄谱抗菌药, 一般疗程7~10d,如3d无效应更换药品; 5.联合用药应有明确指征, 一般以2~3种为宜, 最好不同时使用抗菌药、抗真菌药、抗病毒药、抗原虫药和抗结核药, 否则既无助于感染的解决, 更增加毒副反应;6.严格控制预防使用和非医疗的农、林、牧、副、渔以及饲料的使用；7.采取限用策略：如轮作制，即将某些抗菌药停用一段时期后再用，以恢复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 国家可以制定规划, 医院也可分期分批实施；8.大力倡导序贯疗法(SAT)和门诊患者肠外抗菌疗法（Outpatient Parenteral artibiotic therapy, OPAT）；9.加强监控，掌握致病菌变化以及耐药情况, 及时反馈临床；10.实施以教育为基础的抗微物药物管理计划，包括及时提供信息与建议；11.坚决制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滥用，应做到及时、准确诊断,正确选用抗菌药，选择最佳给药途径，使用适当剂量，决定最佳间隔时间，确定适宜疗程。
为此,具体的做法是：根据药效学和药动学制订给药方案。抗微生物药可分为两类：①. 浓度依赖型杀菌剂：浓度越高杀菌力越强，如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其重要参数为：Cmax/MIC之比值>8～12时或AUC/MIC(即AUIC) >125～250时不但起效快, 且能有效地杀灭菌和抑制耐药菌株产生, 临床有效率可达>90%，故应该大剂量每日1次给药。如氨基糖苷类为每日1次,氟喹诺酮类为每日1~2次为宜。※※②. 非浓度依赖型杀菌剂（时间依赖型）：其Cmax相对不重要，而药物浓度维持在MIC以上的时间对预测杀菌力更为重要，如β内酰胺类抗生素在感染部位药物浓度超过MIC的持续时间，即T>MIC为50%~60%时杀菌率最高，不同菌种要求给药间隔时间的百分比不同。为此需要高效、长效的药物，或每日多次给药，或持续滴注，以维持MIC在间隔时间的50%~60%内。但应注意，当药物浓度在MIC的4倍以上时，即使再增加药物剂量也不会增加多少疗效。反之过大剂量，还会导致全身性不良反应和耐药几率增加。实验证明用青霉素和头孢菌素治疗肺炎球菌感染动物，当血药浓度T>MIC不超过给药间隔的20%时，死亡率为100%，如达到40%~50%或更长时间时，细菌学清除率可达90%~100%，动物均存活。手术预防应用抗菌药能降低手术切口的感染率，但应严格掌握适应证，如有感染高危因素的患者；采用异体材料以及有污染的手术患者。预防应用抗菌药的关键时机是致病菌侵入伤口后4小时内，理想的应用时间是使手术切口及其周围组织中的抗菌药浓度保持在治疗水平，因此一般主张在诱导麻醉期即给予抗菌药，如手术时间超过2或3h时，可追加一次抗菌药，不必延长术后预防用药时间。术前预防性应用抗菌药并不能代替无菌手术，必要时术前应用单剂、足量抗菌药即可。手术时间延长者，可追加一剂，术后持续预防用药超过42小时，未能证实其优越性，但其不良后果却十分明显：增加医疗费用和耐药菌株的产生，甚至诱发二重感染等。此外, 应严格区分抗微生物药物全身应用和局部外用的品种, 尽量做到交叉选用, 以减少耐药性和过敏反应。
在具体方法中，除了根据药物的药效学/药动学参数制定给药方案外，最新的办法是关闭或缩小突变选择窗(Mutant Selection Window, MSW)，最大限度的延长MSW。所谓MSW就是MPC与MIC之间的范围, 即以MPC(防突变浓度，Mutant Prevention Concentration为上限)，以MIC为下限的浓度范围。MPC是防止耐药突变菌株被选择浓集扩增所需的最低抗菌药物浓度，或是抗微生物药物的阈值浓度，即耐药菌株突变折点。
MSW表示可产生耐药菌株的范围，MSW越广越可能筛选出耐药菌株，MSW越窄，产生耐药菌株的可能性越小。如药物浓度仅仅大于MIC, 容易选择耐药菌株。为此,欲防止耐药菌株产生, 在选择药物时, 应选择药物浓度既高于MIC, 又要高于MPC的药物, 这样就可关闭MSW,既能有效杀灭细菌, 又能防止细菌耐药, 或必须使药物浓度保持在MPC以上，安全浓度以下最为理想范围既可杀灭敏感菌又不产生耐药株，凡是MPC低、MSW窄的药物是最理想的抗菌药物或该药物在MSW以上的时间越长越好，如莫西沙星在MSW以上的时间长达24小时，吉米沙星为12-14小时，加替沙星为6小时，左氧氟沙星只有3-4小时。也有报告认为在用药24h内,莫西沙星、吉米沙星、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大于MPC时间分别是18、4、2、0h, 从疗效和产生耐药菌判定莫西沙星更具优越性。由此可见，不同的氟喹诺酮对革兰阴性菌及革兰阳性菌有不同的活性，不仅体外活性指标MIC不同，而且体内活性指标AUIC也不同，AUIC对临床预后有一定预示意义，并对临床和耐药产生深远影响。
MSW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限制耐药突变菌株选择性扩增的新思路，也给抗菌药物治疗和新药研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限制耐药菌株的突变，临床使用抗菌药物时应关闭或尽量缩小MSW，其方法是缩短血浆药物浓度在MSW中的时间，就是使药物快速达峰浓度而通过MSW，并使其余的治疗时间保持在MPC浓度之上，从而最大限度地缩短突发选择的时间。其二是减少MPC和MIC的差距。其三是采取联合用药，即当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并用时，病原菌须同时发生两种耐药突变才能生长，造成MSW的关闭。
小结：
细菌的耐药与抗微生物药物间的战斗将永无穷期，新兴感染和再新感染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最严重疾病，人类将面对这一严竣的挑战，包括不断的研发新药、制定管理法规、采取限用措施，以及不断提高用药水平，才能在这场斗争中获取最终胜利，否则人类将被迫回到抗菌药物前年代。
作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 孙忠实
报告日期：2004年10月13日
整理日期：2004年10月19日
相关联接：全军抗感染药物临床应用培训班
Ⅷ 原奶中抗生素用什么能解
惊人真相—1/3的死亡患者是滥用抗菌药物“治死的”
1941年青霉素开创了抗生素的黄金时代。抗菌药物在人类与疾病的生死对抗中，曾经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仅仅过了不到10年，抗菌药物破坏身体微生态平衡，导致各种药源性疾病不断发生、扩大和蔓延；造成了全球性交叉传播耐药菌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
科学家们已经证实，致病菌耐药性发生和传播的势头，令人瞠目。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率已超过90%；感染淋病的淋球菌耐药率达60%；经过20年广泛使用的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大肠杆菌对其的耐药性高达70%；制造胃溃疡与胃癌的幽门螺杆菌的耐药率，上升至82%；治疗肺结核的“三剑客”[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对多重耐药性的结核杆菌也已无可奈何。
据统计，我国残疾人中1/3为听力障碍，其中，约70%为药物所致！儿童长疗程使用四环素，造成牙釉质发育障碍；骨生长受到抑制；使一代人的健康严重受损。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多粘菌素长期应用导致肾损害，甚至恶化为肾功能衰竭；还有抗生素使用引发的血液造血功能障碍；广谱抗生素、化学合成抗菌药物导致的人体菌群失调、二重感染，使耐药菌在体内迅速繁殖，已成为许多重病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WHO公布：全世界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致死率，高达患者死亡比例的1/3以上；也就是说，1/3的死亡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治死的！中国每年有近20万人死于药物毒副反应，超过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的10倍！
寡糖生物学临危受命---水苏糖郑重问世
1981年，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中国微生态学创始人、著名医学家魏曦教授，首次发表了“抗生素之后的时代，将是微生态制剂的时代”的著名论断，并成为第七届国际悉生生物学讨论会的主题。
1993年，包括魏曦教授在内的十五位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国际新抗微生物战略小组（ISGNAS）”。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发出紧急告示：“新生的、能抵抗所有药物的超级细菌，将把人类带回感染性疾病肆意横行的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急呼：停止滥用抗生素！并号召“慎用或少用抗生素“。
国际新抗微生物战略研究小组，于1993年首次开会讨论了“发展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替代品”的现实性问题，并一直确认了寡糖“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的科学定位，制定了寡糖微生态调节制剂的国际标准。由此发端，开发寡糖“双歧因子”的生物工程，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2001年3月，中国·西安德施普生物公司，依托极地资源优势，利用药食两用的“道地”泽兰本草，开发出水苏糖含量高达85%以上的天然植物水苏糖。泽兰水苏糖郑重问世，为“发展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替代品的现实性”，打开了应用通道；为防止和降低放化疗、抗生素引发的菌群失调及医源性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是当代生物制品中，与抗生素联用、有效实现抗菌药物解毒增效的最优秀的微生态调节剂。
人类滥服抗生素已严重到医生没给抗生素，他似乎就是不会诊病的医生的地步。有人说：我们所面对的微生物，它们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情况。最令人担心的是，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滥用抗生素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呢？顽强的超级细菌该如何消灭？
细菌，说它小，威力却很大，在科技世界里它是个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
有人把盘尼西林、原子弹及雷达并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三大发明。的确，在人类制造盘尼西林等抗生素之前，病菌一直是最大的杀手。
14世纪欧洲发生黑死病，三分之一人口死于传染病。病菌在历史上最可怕的例子，恐怕是发生在16世纪初的美洲。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病菌，夺走墨西哥兹特克帝国的半数人口。估计美洲原有2000万印第安人口，白人登陆后人口锐减95%。
抗生素在50年前出现之后，许多感染性疾病如天花、肺病、脑膜炎及伤寒病等，不再是不治绝症，抗生素因此被奉为神丹妙药，医学界甚至在1970年代夸口说，人类完全消灭传染病的日子指日可待。
可是，接着一连串事例却证明，事情没那么简单。原来以某些抗生素轻易可以对付的黑死病或肺病等，现在却必须用更强的其它药物才能消灭。具有超级抵抗力的病菌不时出现，医学专家最后不得不成认："病菌比人类更聪明"。
令人意外的是，病菌之所以会变得更"强壮"，正是因为人们大量，甚至过度地使用抗生素。抗生素是生物体（一般是微生物）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它具有消灭其它微生物的功能，例如盘尼西林就是青霉菌所分泌的物质。
滥用抗生素等于替超级病菌打江山
今天，不仅医生大量地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各种病，许多病人甚至对医生没给他抗生素表示不满，认为医生不会诊病。另一方面，畜牧业与农业也大量使用抗生素。现代农场的牲畜都挤在有限空间里，农场必须依靠抗生素来保持牲畜健康。饲养者也发现，在饲料中加入抗生素，牛羊会长得更壮、更快。原因很简单，牲畜原本需要把部分身体功能用在抵抗病菌上，现在抗生素把它们体内的病菌消灭掉了，这些"力气"可以用在长肉上。
问题是，抗生素的残余会通过牲畜的肉类或乳制品进入人体内，我们就像那些牲畜一样，天天吃下抗生素。
另外，许多新的家庭清洁卫生用品，如肥皂、洗澡液、清洁剂等，也加上抗生素，为了更有效消灭病菌。
每当病人服下抗生素时，药物会杀死大部分病菌，可是其中有几个抵抗力特强的病菌在逃过大灾难之后大量繁殖。病人下一次再服用相同抗生素时就不再有功效，无法杀死病菌。病菌产生抵抗抗生素的能力，是自然界的自然现象，也是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的最好写照。
生物在繁殖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基因变异现象，病菌也一样。它们在分裂时复制遗传密码程序出了问题，使一些病菌具有稍微不同的基因特性。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新特性或许没什么用途，可是如果其中一些刚好具有抵抗某些抗生素的作用，它就能侥幸生存下来。病菌也像其它生物一样，大家生活在有限空间中，为了使自己能活下去，必须争夺有限资源，可是因为抗生素把其它病菌杀死了，剩下那些具有特别抵抗能力的病菌就能自由生长，于是更多病菌就多数具有这类抵抗力。
可以这么说，我们使用的抗生素越多，等于是在帮助超级病菌"打下江山"。
病菌遗传演化速度比高等生物块
病菌与高等生物的最大不同是，高等生物繁殖一代需要好几年时间；在病菌的世界里，一小时内就繁殖了好几代，所以微生物遗传演化的速度比高等生物快上许多。它们只需要一段不太长时间，原本是少数病菌身上的异禀就会演化为整个族群的共同新特性，大家转化为超级病菌。更可怕的是，除了基因变异之外，病菌也能通过依附在同类或其它种类微生物上进行交换部分基因。
还有，有些细菌死时会"流"出基因物质，而如肺炎球菌属（Pneumococcus）这类的病菌则有特殊功能能从周围的细菌死尸上吸收基因物质，这意味着有些病菌不需要等待自然的基因变异，而能从其它细菌获得抵抗药物的基因。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大卫贝尔医生就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个别病菌演化出抵抗能力，几乎所有能以抗生素治疗的主要病原体都产生了新抵抗力。"
细菌抵抗抗生素的方法，一般上有几种，有的体内有所谓的分子泵（molecular pump），把抗生素推出细胞外，使药物无法产生作用。另一种则是具有能把抗生素"切"开化解掉的酶（en-zymes）。
1990年代中期肠球菌（enterococcus）出现更强的抵抗力，才敲响"超级病菌"的警钟。肠球菌是医院中发生感染的主要病菌之一，它能引起伤口或尿道感染，甚至脑膜炎。它已发展出抵抗抗生素万古霉素（vancomycin）的能力。
医学界非常担心其它病菌也"传染"到它的新特性，尤其是金黄色酿酉农葡萄球（Staphylococcus aureus）。这也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菌之一，原本能以新青霉素Ⅰ（methicillin）来杀灭，后来却产生抵抗新青霉素Ⅰ的能力，现在只有万古霉素能制服它。如果连万古霉素也不怕的话，事情可就非常麻烦。它代表病菌有能力发展出抵抗多种抗生素的能力。
这类超超级病菌确实出现了。东京一名细菌学家已观察到具能抵抗万古霉素的金黄色酿酉农葡萄球（代号为Mu50）。
抗生素万古霉素能破坏细菌的细胞壁，使微生物无法生存。Mu50因为制造组成细胞壁蛋白质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它的细胞壁比一般的厚，使药物无法浸入。
英国伦敦大学的威廉诺贝尔曾做过实验，把肠球菌的基因移植入金黄色酿酉农葡萄球里，结果产生出的新病菌抵抗万古霉素的能力比Mu50还强上50倍。
肠球菌抵抗万古霉素的方法不同，它的细胞壁蛋白质与金黄色酿酉农葡萄球不一样，所以万古霉素无法黏附在上面进行破坏。
许多人批评诺贝尔医生的实验太危险，万一那超级病菌从实验室逃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他的实验证明病菌间基因转移是可行的，如果肠球菌把它的基因特性传给其他病菌，人类将面对巨大难题。
面对这些超级病菌，人类当然不一定是束手无策的。医生可以用更昂贵、毒性更强的药物来制服它们，制药厂也必须不断研制新的抗生素。
看样子，人类与病菌的这场硬仗还必须继续打下去，就如有人所说的："我们所面对的微生物，它们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情况。最令人担心的是，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Ⅸ 抗菌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相应药物
抗菌药物的作用机制;一、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代表药物：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等。二、抑制细胞膜功能代表药物：两性霉素B、多粘菌素和制霉菌素等。三、抑制或干扰细菌细胞蛋白质合成代表药物：氨基糖苷类（链霉素、卡拉霉素、妥布霉素、新霉素、大观霉素、庆大霉素、西索米星、小诺霉素、阿米卡星）；四环素类（四环素、土霉素）；大环类酯类（红霉素、麦迪霉素、乙酰螺旋霉素、交沙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氯霉素等。四、抑制DNA、RNA的合成代表药物：喹诺酮类（吡哌酸、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依诺沙星、司氟沙星、环丙沙星、洛美沙星氟罗沙星、左氧氟沙星、司帕沙星）；乙胺嘧啶和利福平；磺胺类及其增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