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包括什么
九品中正制，孝廉举荐，科举
② 西方古代学校课程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斯巴达是古希腊最大的农业城邦国家。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锻炼，把贵族成员训练成体格强壮的武士。训练的内容主要是五项竞技——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和投标枪。同时也重视培养儿童顽强坚忍、绝对服从的品质。
女子教育是斯巴达教育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这与斯巴达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斯巴达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尊重妇女的传统，女孩并不与世隔绝，从小在家接受与男孩相似的教育，训练同样很严格，目的是为了将来生育和男子出征时保卫本土。
雅典人的教育突破了斯巴达人对军事体育训练和对道德教育的执著。同时也注意到智育和美育在人的和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体系。雅典“和谐发展”的教育模式对亚里士多德和后来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教育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政时期是古罗马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学校尚未出现，家庭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形式。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权威，甚至有权决定子女的生存。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母亲扮演了重要角色。七岁以后，女孩继续跟随母亲学习家务，男孩则跟随父亲学习耕作技术、骑马、角力、游泳及使用武器等。家庭教育的中心是道德教育，当然也有简单的读、写、算方面的知识，目的是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罗马公民，忠于国家，为以后的实际生活作准备。
帝国时期统治者在教育上实行了一些变革：在教育目的上，培养效忠帝国的顺民和官吏；在教育制度上，加强了对学校的监督和控制；在教师的地位上，改教师私人选聘制为国家委任制，提高了教师的待遇。。
③ 中西方古代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差异表现
从发展的趋势来看， 教育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中西方教育存在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不同国情呈现出不同的教育特点也毫无非议。
文化传承和演进方式不同是形成中西方教育的根本原因。
中国教育重道义，西方教育重功利；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西方文化崇尚竞争；中国教育注重群体，西方教育注重个体。
有史以来，中国的教学模式以训导式为主。而西方的教育是平等教育。中国实行的是灌输、鞭策式的课堂教育，也就是应试型的教学方法。 西方课堂实行的则是素质型的启发式教育。
表现：中国课堂注重基础知识、理论知识的传授；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 知识点是传递教学信息的基本单元。 西方的课堂教育崇尚自然，重视教育内容与实践结合。 更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重视对知识的灵活运用，教学内容重视广而博。 老师讲解知识也是点到为止。 这样为学生也留下了很大学习、思考空间，课堂学习内容也得到有效的扩大和延伸。中国家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不仅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者，更是自己理想和愿望的实现者，倾向于鼓励孩子成为现实主义者。 而西方家长会让孩子自己选择人生道路，健康快乐的成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更倾向于鼓励孩子成为梦想家。
中国家长受传统封建意识影响，认为孩子生下来是为他们传承香火，光宗耀祖。 孩子是“自己”的，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西方孩子从出生那天起，父母就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人，自然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家长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职业。 中国家庭氛和谐而严谨，但并不宽松民主，父母是一家之主，绝对的权威。 孩子不能冒犯父母，听话才是好孩子，这种家庭氛围造就了很多“乖”孩子，他们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但缺乏独立、开拓的精神。 西方家庭氛围平等、友好，成员之间都是一种平等、朋友式的关系。 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尊重，家长认为孩子具有自我反省能力和教育能力，所以，他们很少指责、命令孩子要这样，不要那样。 家长很重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非常在意孩子的心理需求。 孩子在一个平等、快乐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家庭教育方式常见的有三种：独裁型、溺爱型和民主型。 中国家庭教育方式基本以家长专制和过度溺爱为主，民主型教育方式在中国家庭中很少见。 家长常常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完全不顾及孩子的心里需要和喜好；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大包大揽，过度溺爱，有碍于孩子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形成；不鼓励孩子动手、探索、冒险，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胡闹”而加以制止，中国父母更喜欢孩子墨守成规。 西方家长基本采用民主型的教育方式：他们会尊重孩子的选择；生活学习上，鼓励孩子自己动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创新；赞赏孩子独立的自我意识。
④ 古代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的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等教育仍然没有得到国家的重视，各地学校的办学设施相当简陋，学校的教学重点开始由文学的学习转移到对文法的分析上。
(2)文法学校中非常重视拉丁语的教学，拉丁语文法和罗马文学在文法学校的教学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过于强调思辨使文法学校的教学方式逐渐趋于形式主义。
(3)修辞学校受国家政治影响较大，教育培养目标由培养雄辩家变为为国家培养官吏，学习内容主要是修辞学，但“修辞学已蜕变为粹纯外表的‘雄辩’”，学习方式也变得更加形式主义；为了适应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的需要，统治者在罗马创办了教授法律、医学和哲学的专门学校。
(4)这一时期，罗马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督教逐渐演变成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宗教形态，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它开始在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并逐渐占统治地位。
⑤ 请问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谢谢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P1156591)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⑥ 古罗马的教育制度有几个阶段
古代罗马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和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古代罗马社会发展变革的特征，可以把其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前希腊时期的教育、共和时期的教育和帝国时期的教育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阶段。
⑦ 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制度是怎样的
公元30年，罗马进入帝国时期。罗马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加紧了对统治区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控制，也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教育目的上，把向国民传授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培养雄辩家改变为培养忠诚于帝国的顺民和官吏；在学校的管理巾，加大了国家对各级学校的干预力度，对初等学校实行国家监督，把部分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改为国立，以有利于国家对学校的直接控制；提高学校教师的待遇，加强对教师的控制，把教师由私人聘任改为由国家教育机关直接委派。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初等教育仍然没有得到国家的重视，各地学校的办学设施相当简陋，学校的教学重点开始由文学的学习转移到对文法的分析上。
（2）文法学校中非常重视拉丁语的教学，拉丁语文法和罗马文学在文法学校的教学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过于强调思辨使文法学校的教学方式逐渐趋于形式主义。
（3）修辞学校受国家政治影响较大，教育培养目标由培养雄辩家变为为国家培养官吏，学习内容主要是修辞学，但“修辞学已蜕变为粹纯外表的‘雄辩’”，学习方式也变得更加形式主义；为了适应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的需要，统治者在罗马创办了教授法律、医学和哲学的专门学校。
(4)这一时期，罗马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督教逐渐演变成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宗教形态，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它开始在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并逐渐占统治地位。
从古代罗马教育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古代罗马的教育制度是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个时期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的变化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罗马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就是广泛吸收希腊先进教育经验和思想，并使其与罗马的实际结合的过程，“罗马远不止是希腊文化的传播者，她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方式，她留给了后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足以影响他们的过去和现在”。
⑧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因为其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其深深的阶级烙印。
夏朝时期，传说中国就有了学校。据甲骨文和古书上记载，商朝时已经有了正式学校。到西周时，学校分为“国学”、“乡学”两种。学校主要是“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即传授祭祀知识和作战的技能经验。商周时代，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春秋时期，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原来“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层面逐渐被打破，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聚众讲学，发表政见，产生了所谓的“私学”。这一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影响最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了不少教学经验，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其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教学经验至今仍在延用。
西汉时期，教育制度逐渐完善。西汉时，学校类型主要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必学课程，学习科目是五经(�0�0周易�0�3、�0�0礼记�0�3、�0�0春秋�0�3、�0�0尚书�0�3、�0�0诗经�0�3)，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教育系统。
隋朝时期，中国教育制度达到了世界水平。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唐代学校制度完备，有国子学、太学等，在地方有州学、县学和乡学等。教学内容以�0�0五经正义�0�3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同时还有了专业教育，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私人办学多了起来，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都办过学，为教育增加了新特色。
宋代教育在唐代基础上更加完备。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以太子学和国子学最重要。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改革学校和科举，使官办学校非常兴盛。另外，私人讲学的书院在北宋时兴起，成为传播理学的基地，学习风气十分活跃，石鼓、白鹿洞、应天、嵩山书院都很有名。宋朝以后，理学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统治了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教育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和宗学，地方学校也发达，各级都有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考试制度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0�0大学�0�3、�0�0中庸�0�3、�0�0论语�0�3、�0�0孟子�0�3)五经，还学习�0�0御制大诰�0�3、�0�0大明律令�0�3等。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明朝中期以来，书院比较兴盛，最负盛名的是东林书院，书院也发展成为官办的学校。
明清时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为强化专制统治，教育的专制非常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了，到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但科举制中公平选拔人才的方法却被保留下来，至今仍有活力。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历史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其功绩不可磨灭。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也必将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趋向完善。
⑨ 为什么西方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现代文官教育
对于习惯官爵被分封和世袭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科举制无疑是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制度设计。科举制通过公开报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选拔人才，被誉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西方文官制度树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
⑩ 古代希腊的教育制度是怎样的
在古希腊的氏族国家中，最有实力的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也最有代表性。
1.斯巴达的教育制度
在斯巴达，几乎所有重大的事务都是由国家操办和直接管理的，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维护斯巴达人的国家权利和社会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对教育非常重视，“国家追求的直接目标在把斯巴达人培养成战土，培养成坚强的、受过锻炼的、未来的奴隶主。斯巴达的一切教育也都服从于这个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有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接受军事教育训练，为保卫国家的安全服务。
在斯巴达，生下来身体发育正常、无疾病或缺陷的婴儿才能被允许存活下来，由孩子的母亲或保姆负责照顾到年满7岁为止。男孩子要被送到国家的教育机关，常年在那里接受军事体育训练，直到18岁为止。
为了适应未来残酷战争的需要，儿童和少年要把白天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从事军事体育训练，练习角力、作战游戏和球赛；他们在夜间要经常参加捕杀奴隶的实习活动，以训练他们的胆量和实际能力；为了使未来的战士养成超人的忍耐力，教育者让儿童在接受教育训练的过程中经常面临各种艰难遭遇，忍受饥渴、寒冷和痛楚的折磨。
斯巴达的统治者重视对未来战士的军事体育训练，也重视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则严重忽视，读、写、算都没有列入学校的必修科目，许多学生在学校学习到18岁，但仍然目不识丁。学生在学校里也要学习音乐和舞蹈，但他们学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鼓舞勇气和培养严明的纪律。
学生到18岁时进入国家设立的“埃弗比”机构，在军队指挥官的指导下经常参加军事演习和偷袭奴隶的活动，到20岁以后就成为国家军队正式的战士。
斯巴达的女子和男子一样，也要在国家的监督下接受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只是可以住在家里。斯巴达的统治者让女子接受强制的军事体育训练，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了生育健壮的儿童，第二是可以在战争发生、男子出征的时候，把看守城市的任务交给留在城中的女子。”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斯巴达的教育具有下列特点：
(1)鲜明的阶级性。强调受教育是斯巴达人的特权，而奴隶则无权利接受教育。
(2)国家对教育高度重视，并建立公共的教育机构对所有的斯巴达儿童和少年(包括女子)进行严格的教育。
(3)重视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并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
(4)忽视对年轻一代的智育，造成他们身心的片面发展。
(5)斯巴达由于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放在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因而为保卫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勇敢无畏的战士。但斯巴达的统治者对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根本不重视对青少年文化知识的教育，结果培养的人素质不高，“斯巴达人性格中保守、狭隘、孤傲的性格，甚至达到无知的程度”。
2.雅典的教育制度
雅典是古希腊的一个实力强大的奴隶主城邦国家，位于阿提卡半岛上，三面临海，一面环山，她的土地不适宜耕种农作物，但有利于种植橄榄、葡萄，她还拥有优良的天然海港，有利于发展贸易往来。雅典工商业的迅猛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也加速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分化，经济势力不断壮大的工商业奴隶主贵族与传统农业奴隶主贵族的矛盾非常激烈，他们都力图争取自由民的支持，这对雅典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和斯巴达一样，雅典统治者同样也高度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把教育儿童当做国家和每个做父亲的职责，但它并不干预整个教育的细节，也不对教育进行绝对地控制。”在雅典，既有国家设立的学校，也有私人创办的学校。
为了使未来的雅典人更好地适应发展工商业，参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保卫国家的需要，雅典的统治者强调教育不仅要培养个人在参与保卫国家、处理个人休闲活动时所需要的忠诚、勇敢、强壮等品质，还要使他们具有多种才能，能言善辩，善于交际，能够理智、公正、聪慧地处理经商和各种公共事务。
在雅典，儿童出生后也要进行严格的体检，只有身体健康的儿童才能被允许存活下来。出生后到7岁前，儿童在家主要由父母养育。7岁后，女孩子继续留在家中由母亲负责其教育，学习纺织、缝纫和生活起居、饮食等方面的知识技能。7岁后，男孩子则被送到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
在雅典，“初等教育的任务是为儿童打好将来参加公民活动和为国服务的基础。”男孩子7岁以后，同时在私立的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学习5-6年，前者让儿童学习阅读、书写、计算的知识技能，后者则让他们掌握音乐、唱歌和朗诵等方面的技能技巧。13岁以后，雅典的儿童一方面继续在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同时又要在体操学校接受严格的体育训练，帮助他们具有强健的身体，形成良好的个性。
15-16岁以后，大多数人开始在社会上就业，少数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则进入国家体育馆接受2年左右全面的体育、智育和美育。
在雅典，18-20岁的青年，属于公民预备阶段，他们可以到国家举办的青年军事训练团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到20岁，经过一定的仪式，他们被正式授予雅典公民的称号。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雅典的教育具有下列的特点：
(1)鲜明的阶级性。在雅典，受教育是贵族和平民子弟的特权，奴隶根本没有资格接受教育。
(2)注重文化知识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教育要培养在体力、智力、美感和品德等方面全面和谐发展的雅典人。
(3)雅典的学校有国立和私立两种。
(4)雅典对女子教育严重忽视。
由于雅典的统治者高度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知识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关心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因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多方面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有力地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该国的民主化进程。雅典的教育是世界教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教育(特别是古罗马的教育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教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